近日收到一篇“台湾，你咋还这笔民主阎王账？”因为标题奇特，于是就看了一遍，大意是说台湾在政党轮替后，民进党执政8年内共负债近13.6万亿台币（33台币＝1美元），台湾2,300万人，人人负债数以万计，“让所谓西式民主的高昂代价，暴露无遗”。但文章并未列出“债务”构成，让人看了不明白到底是台湾这8年来的行政开支总额抑或几轮选举费用还是其他，但作者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切齿之声却历历可闻。

上网查了一下，作者名为“中国之音”，是网络隐形人，估计此文属“舆论引导员”作品。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两点，第一是控制舆论导向的部门智商竟如此之低，就算是要污蔑西方民主政治，也还得找自前年开始改变文风的“洗岩”之类出手，真真假假、云里雾里、曲里拐弯地论证一番西方民主如何不适应中国国情，最后得出中华帝国只能维持现状的结论，这样至少可以得到部分愤青的拥戴；第二是这位写手属于眼盲之人，因为就算按中国当局公布的各种资料计算，恐怕也不能得出西式民主代价高昂的结论。

远的不说，就以4月初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县财政赤字资料为例，目前，全国平均每个县的赤字约1个亿，全国赤字县占全国县域的比重达四分之三。

――县乡（镇）两级财政吃紧，这是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老问题。2005年，乡镇两级财政负债曾经成为国内讨论热点，当时财政部确认中国县乡政府的直接显性债务是4,000多亿元。但这只是政府公布的数据，学者估算要严重得多。据北大教授平新乔2001年的计算，全国县及县以下的财政亏空约达2,100亿元；他根据一般情况下债务约为赤字5倍的规律，测算出中国县乡债务规模超过1万亿元。

这些巨额财政支出并未用来交“民主政治”的学费，中国人还没那等福气。这些钱用来干什么呢？且看以下分析：

湖南省衡南县是个财政穷县，历年来财政累计负债高达7亿元。一些教师工资只发70%，就连县乡公路改造、乡村扶贫等都得从干部工资中扣钱来补“窟窿”。但就是这样一个穷县，仅2003年就花费近500万元为“公车消费”埋单。除了县环保局、县委党校、县纪委买的是几万元一辆的北京吉普、金杯面包车之外，县检察院、交警队、移民局、物价局、国土局等都将 目标“锁定”为广州本田、帕萨特等直逼政策上限（湖南省规定公务车车价须在25万元以内、排量2.0升以下）的中高档豪华轿车。

另一个被列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陕西省蒲城县，近年来蒲城县财政赤字每年都在2,000万元以上，至2005年县财政负债总额超过5亿元，农民现金收入水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2%。但该县于2005年举办了一场历时两个多月的“喜迎元旦大型歌咏比赛”活动，耗资近四百万元。

上面是个案，接下来看总额。在2005年“两会”上，有代表指出，2004年用于吃喝、公车和出国的公费开支高达7,000亿元人民币。2006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刘满仓指出，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 达2,000多亿元，接近2006年的国防开支。公费开支中一项重要的开支是官员“出国考察”费用，按《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官员公费出国一项就消耗3,000亿元。由于这一数字经常被引用，此后官员出国考察者尽管越来越多，统计数据每年却以2,000亿元封顶。

以上还只计算了专制政治的三项成本：县一级政府的行政成本、官员用于公车与公费出国考察的费用。此外还有贪污腐败造成的损失平均每年约占GDP的13.2－16.8％（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还有用于监控民众的“金盾工程”所耗去的巨额费用；更还有那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生命成本――不算历史帐，只算如今死于矿难的矿工，死于血汗工厂恶劣条件下的劳工，以及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70万人（世界银行报告）……

――在这位“中国之音”看来，巨额财政用于满足官员的各种需要，远比用于“为民主政治交学费”划算。问题在于，中国民众虽然饱受政府愚弄，但未必就上这位“中国之音“的恶当，就此被西式民主的“高昂代价”吓住，心甘情愿地接受代价更为昂贵且附加践踏人权的极权统治。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5月1日，总2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