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后，各种捐款排行榜在中国问世，连中小学生也未能幸免于被学校排名之难堪。但“民意”独独漏掉了一个最应该捐款的巨富群体――那些借着父辈政治权势捞取巨额财富的高干子弟。豪气干云的“民意”很乖巧地自觉“遗忘”了这个群体。
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捐过款，因为网上查不到任何有关信息；也很难将这个群体设想为捐巨款不留名的“活雷锋”，所以只能当他们没有捐。
我猜想，在中国当局或明或暗地鼓动用“排行榜”这一方式进行“道德逼捐”时，这个群体之所以没捐，倒也并非他们个个都是“葛朗台”，吝啬到“拔一毛以利天下，吾所不为”。主要原因应该是他们在捐款问题上确实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从公德角度考察，这个群体其实最应该捐款。因为他们的父辈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将全社会的私产全充了公。这个群体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一、二十年内积累起巨额财富，均仰仗其父辈的权力恩泽。其中的佼佼者虽然不敢称“富可敌国”，但“富可敌省”大概算得上。他们手中的钱财一丝一毫均取之于民，只有用之于民才算实现了道德救赎。况且，这些从小就想当“红色接班人”的高干子弟，向来认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正一心巴望着“接班”，出点银子买个好名声也算一种政治投资。
他们之所以没有大张旗鼓地以个人名义捐款，实在是因为“偷来的锣鼓打不得”，手中银子虽多，却见不得阳光。
设若他们当中某人大方地捐上几百万，立即就会陷入一种困境。一大群被讥为“仇富”的草根或者边缘人立刻会追问：他们这些钱从哪里来的？他们到底拥有多少财富？就算堵得了国内的悠悠之口，又如何管得住海外媒体记者手中的笔？比如澳洲《悉尼先驱晨报》曾报导，薄一波去世之后，其子曾对媒体说，他父亲主管国家经济工作多年，但死后没留下任何遗产。但薄的一位孙子正在英国最著名的私立学校之一哈罗公学就读。该校每学期的学费高达7,345英镑，外加住宿费用和杂费，每学期费用近1万英镑(约19,500美元)。这位小留学生的父亲是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每月工资约五、六百美金，应无法负担得起哈罗学费。这家媒体进一步推论：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后代在西方国家的私立学校就读者不止薄家；但人们得不到有关这些高干家庭如何支付每年数万美元昂贵学费的任何解释――有此经验在前，捐款等于给“很长时间找不着反华借口”的西方媒体提供了口实。
那么，捐少一点，比如只捐10万、20万，既表示了天潢贵胄对子民的关怀，又“财不露白”，岂非两全？但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那也会遇到麻烦。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些网友对捐出两百万巨款的富豪们尚说三道四，又怎能满足他们捐出的这区区小额金钱？虽然可能会有“余秋雨”之类含泪表示自己深为“红色接班人”的义举感动，但好事者的“腹诽”却是免不了的。如果再有人在BBS上言三语四，网管没及时删除，那真是“买名不成反受谤，陪了夫人又折兵”的蚀本买卖。
由于漏掉了这支最应回馈中国人民的大富豪队伍，我总觉得中国那些意在逼捐的捐款排行榜表面上看似是“民意”，但骨子里却透露着对强权的畏惧与对当政者乖巧的配合。因此，对这“民意”我无论如何尊重不起来。
类似这种对强权曲意迎合的“民意”还有不少。于是我在此不揣冒昧地表达几点卑微的希冀，“民意”最好不要放过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问责中国当局震前为何不发布灾情预报？第二，帮助死于灾难的中小学生家长问责政府，将那些“豆腐渣工程”的制造者的丑行曝光；第三，促使政府将救灾捐助透明化，追查救灾中的腐败问题。
如果“民意”不盯着国内的诸种丑恶，只管每天挖空心思寻找“国际反华势力”，哪怕就算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与每个对中国当局稍有批评的人都变成可恨的“反华反共势力”，只怕人民还得战战兢兢地跪在权势者面前。在民众的自由意志与人权被严重剥夺的情况下，揣摸上意发表这类“民意”，于改善民生民权又有何用？
（《华夏电子报》2008年6月12日，第24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