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引而待发的社会骚乱与酝酿中的抗议， 总算使中国当局明白北京奥运已不可能成为“史上最成功的奥运”，只好将目标现实地修正为“平安奥运”。为了力保“平安”，当局软硬两手一齐施展。“软功”用来“攘外”，例如在“奥运”期间为外国媒体办公室开通一些海外网站，胡锦涛在8月1日与外媒会面等，这些“软功”缓和了气氛，甚至让一些外记忽视了中宣部严酷管制媒体这一事实，提出一个假问题：这种短暂的外媒开放“究竟是奥运公关还是开放意识形态控制”之类。

但对内却实行非常严酷的社会控制。除了抓捕监控异议人士，对国内网站加强监管，让宣传部负责统管思想与言论这类习惯做法之外，还恢复了毛泽东统治时期的一些监控手段，如恢复居委会的区域监管功能、发动监控社会成员的人海战术、让公安部站到前台为“奥运”清场。比毛时代更进一步的是：毛的原子弹用来威慑世界；胡锦涛则将导弹放在奥运主场馆之外，用来威慑民众。这类有如军管般严厉的安全措施让北京居民不堪其扰，谑言“就当北京再次发生SARS” ，不少人外出“避运”。一场“奥运”竟如此让举办地居民不堪其扰，还没开始就盼着快点结束，也算是开创了百年奥运历史上的另类纪录。

所有这些都向世界展示了一点：自诩“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的中国当局已将民众视若寇雠。而民众对当局残存的最后一点政治信任，虽然在“奥运”火炬国际传递与汶川地震之时还被当局充分利用过两次，但到“奥运”前夕却已流失殆尽。

政治信任通常是指一国民众对政府行为（或政治系统的运作）将产生与他们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心。政治信任的内涵具有不同层次：第一个层次指民众对待整个政治共同 体――即民众所属国家的态度；第二个层次指公民对待政治制度、政府机构的态度；第三个层次指公民对作为个体的政治家如领袖人物的判断和态度。政治信任的多层次性，决定了这种政治信任既可以与特定的政治制度相联系，也可与某一领袖人物相联系，还可能与特定的政权相关联。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度下降，既可能是民众对政府行为不满的反映，也可能是民众对现任政治领导不满的反映。在专制极权国家，由于不可能通过民选更换政府领导人，通过社会监督改善政府行为，这种不满最后往往累积为对政治制度的不满。

反观1949年以来的中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众对中共政府的政治信任是如何一点一点逐步流失的。中共建政初期，是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最高的时期。人们对当局的政治信任几乎涵盖了上述三个层次，从政治制度、支撑政治制度的马列学说以及国家机构，再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小干部，对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信任更是有如信奉神祗。经历过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与灾难之后，民众对领导者个人的政治信任已流失了许多，但对政治制度的信任还很强烈。1989年“六四之”后，这种政治信任通过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维系，“先富带后富”的许诺让民众相信自己会受益于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但最近十余年来，由于贫富差距过大、政府腐败丑闻不断、民众生存资源被过度掠夺、社会治安迅速恶化等原因，民众发现自己无法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各种社会矛盾逐步尖锐化。于是政府强力宣传北京“奥运”是国力强大、中华民族在世界站起来了的象征，希望凝聚“爱国”这最后一点政治信任，以缓和危机。

但中国当局不择手段竭力保“平安”奥运之时，民众却只体验到政府对人权的大规模侵犯，他们已被隔离于“奥运盛会”之外，更严重的是他们在经济压力下无法喘息：去年开始的企业破产潮已从珠江三角洲蔓延至长江三角洲，大批工人失业；通胀引致的物价压力让广大中下层生活质量快速下降；在“奥运信念”支撑下的股市投资血本无归，子女们即使大学毕业也无法就业……所有这些，使民众已经丧失了对政府的最后一点政治信任。

失去了民众信任的政府，实际上等于丧失了统治合法性。

（《华夏电子报》2008年8月7日，第 256期）

Print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