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目前在网上备受关注的08宪章，无论有关它产生的背后秘辛是什么，但宪章本身的内容应该成为中国未来的政治诉求。与中国历朝农民革命（包括中共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破坏相比，苏东巨变开创的“天鹅绒革命”付出的社会代价要小得多，所以人们有理由期望社会转型通过“天鹅绒革命”来实现。
08宪章的发布，在中国知识界与异议人士来说，是件大事，但对于中国目前的局势来说，却实在是份“迟来的宣言”。更重要的是，还没有足够的公开信息可以判断这种上书式的民与君谋，能够在民与君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此情此景，不免让人想起清末的立宪运动――那场未成功的“天鹅绒革命”。
对清末立宪运动的历史评价，随着时代的政治需求变化而获得不同的评价。毛时代崇尚革命，对清末立宪以贬损为主；到了90年代，中国思想界盛行告别革命，清末立宪运动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政治色彩。但不管观者的看法如何变化，立宪运动产生的历史事实还是比较清晰。由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的只乐于记载革命党的活动，从而使今天大多数人的历史记忆中，清朝灭亡前的最后十年呈一片空白。但事实上，清政府在它最后的十年当中，并不是在那里坐吃等死，而是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立宪运动。
考较清末立宪运动与08宪章的社会背景，前者的社会条件其实比目前要成熟。
第一，在宪政理念上，社会中上层基本达成共识。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知识界曾在日本展开一场有关变法的辩论，梁启超是其中的担纲人物，有别于儒家家国一体观的国家观念在这场讨论中诞生。通过这场辩论，参辩双方接受了新的国家观念：国家不再是从家庭伦理一直推到天下观的一个体系，而是国家者是国民之国家，由个人联合组成国家――当然那时候民智未开，所谓“国民”指的是士绅阶层。
第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同时在各地兴起的保护利权运动，大大加深了国人的危机感，刺激了国人变法图强的决心。
第三，以孙中山同盟会为核心的革命势力渐成气候，用暴力革命推翻清廷的思潮已与立宪舆论分庭抗礼。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一些开明的满清贵族意识到危险渐近，认为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于是努力说服慈禧太后宣布预备立宪，并就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戊戌变法时被否定的各种变法措施不仅相继落实，而且深深触及到封建政体。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中，清朝廷不但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还颁布了配套的《结社集会律》、《报律》；不但改革了中央和地方官制，还在中央和地方成立了议会性质的咨议局、咨政局，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还组成了内阁。1910年，改良派在全国发起了四次大规模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不但“断指、割臂、挖股”的热血男儿不绝，更有资政 院弹劾军机大臣之举。
这场当时绅商各界参与推动的立宪运动，还获得不少地方督抚大力支持，清廷高层也有比较积极的响应，但最后却在与“革命”的赛跑中输掉了，而且打响第一枪的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清廷练的湖北新军。研究这场立宪运动为何败给了“革命”，对今天的中国应该很有启迪。
相比之下，08宪章发表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其实远不如清末立宪运动，除了民智水平较那时要高之外，既缺少体制内官员的参与，也无经济精英（绅商阶层）的支持，知识精英当中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亦大有人在。更重要的是，这种诉求缺乏中国当局的诚意接纳。与其说08宪章将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政治事件，还不如说它代表了包括本人在内的部分知识界人士与异议人士的政治诉求，是这些人士在经济危机即将转化为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前夕，表达自己希望社会和平转型的政治愿望。
由于政府的刻意控制以及镇压力量的空前强大，中国现在成了一个无法革命的社会，当局的危机感自然远不如当年的清政府严重，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最有可能的前途是“溃”而不“崩”。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12月18日，第27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