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中国人用“殇”、“乱”等字来概括2008年，更有人直接将这一年称之为“灾难元年”。总之，国人大都明白，行将到来的2009年将进入艰难时世：失业、生活困顿会成为底层人士无法摆脱的噩梦；白领阶层中将有不少人会感受到自己的地位正在下沉；更多有条件的“政治精英”（百姓谓之“贪官污吏”）将会静悄悄地移居他国。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有要与民众共一国风雨的打算，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透过那重复了千百遍的官话套话，人们看清了中共决策层对待政治体制改革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僵持固守，“不折腾”三字表明了当局者对“变”的深深恐惧。这种对“变”的惧怕，既有来自对“前行”――推行西方民主政治的恐惧，也有来自对“后退”至毛泽东时代的恐惧。“前行”，意味着官僚阶层将失去一切特权与对特权的保护；“后退”至公有制，则意味着对私有财产制度的绝对排斥，这绝非已积累了巨额财富的特权阶层所能忍受。而胡本人虽然曾宣称要回归“延安道路”，但这只是一种政治表态，并非他真打算摩顶放踵地付诸实践。当然，小小的“改革”――即为官员创造寻租机会的“改革”仍将不断推出，因为只有处于这种排斥“大折腾”的“小改革”始终未完成状态，才可以保证官僚集团不断获利。这应了鲁迅的一句名言：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

希望保持稳定的还有知识精英阶层。至今为止，大学、传媒等在中国还处于对权力的依附状态，并未独立成为“第四种权力”。这种依附性决定了今天的中国知识阶层整体上并不追求思想上的独立性。但尽管如此，知识精英对未来变局的态度也有不同。当胡的讲话明确表示“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后，立刻有知识界人士相唱和，发表了“中国今天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此处用“普遍价值”代替了中国入往常使用的普世（适）价值，言下之意是暗示中国将来也有可能向外输出价值观。这与新左派理论“中国不是转型，而是自主型制度创新”有前后应和之效。另一部分处于政治边缘状态的知识精英则联络维权人士与异议人士通过发表《08宪章》，表达了他们希望社会和平转型的愿望。更多的知识精英则看到了未来社会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的严重性，比如朱大可将 2008年命名为中国的灾难元年之时，忧心忡忡地谈到，“灾难元年正在过去，而我们还将起身迎接更为严酷的未来。”

但中国已经积蓄了太多的负面能量。长久以来被反复“折腾”的民众已被挤压至生存边缘，而且由于大学毕业即失业这一严酷现实，他们的子女已看不到改变命运的任何可能。许多失去土地与家园的社会成员，以及数量庞大新老失业群体，还有因今年企业破产潮而不得不回归家园的农民工，这些人群不得“不折腾”，因为“不折腾”就无以解脱生存困境。这种“折腾”分成两类，一类是光明磊落的折腾，那就是各种以利益抗争为主诉的维权活动，即遍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而另一类则是张君式的“折腾”，一群走投无路、看不到任何前途的底层社会成员将铤而走险。他们的暴力行为对政权虽然未必构成威胁，但必然对平民的生命安全构成危险。

目前的社会状况表明中国正在重复历代王朝步入更替前的状态：吏治空前腐败，游民日渐增多，社会边缘性就业（捡破烂、乞丐、娼妓、黑社会、僧侣尼姑道士等各种行业）已经容纳不了庞大人口，各种犯罪活动空前猖獗，知识型劳力过剩（太平天国前是文士过剩）。与前朝不同的是，由于生态破坏严重，中国还有1亿多生态难民。

可以说，中国的未来，既不由当局者“不折腾”的意志决定，更不由一心想“告别革命”的知识精英决定。如果当局抱持“不折腾”的政治固守的僵化态度，那么中国最后必然陷入翻天覆地的“折腾”。只是来到中国的可能不是那种有浴火重生意义的“革命”，而是溃乱。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8年12月31日，第27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