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治信心下降,社会稳定难求

    by  • January 14, 2009 • 中国观察 • 0 Comments

    随着外贸、内需与投资这“三驾马车”一齐死火,中国政府半年前还在宣传的“强国梦”仿佛已是陈年旧事。在拉动内需百般无计,失业大潮难以遏止的情况下,维持稳定已成了中国当局最大的政治梦想。

    但社会局势发展到今天,稳定已成了可想望而难求之局面。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新闻周刊》于1月6日发表文章,承认“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压力影响社会各群体心态。尤其社会困难群体在生存压力下,所累积的不满情绪容易借‘非直接利益相关事件’,引发群体性冲突”。文中所谓“非直接利益相关事件”,其实就是去年以来被于建嵘冠以“泄愤型群体性事件”之名的社会反抗之别称。

    中国当局与部分学者审时度势,将农民与失业大学生这两大群体定为需要加以密切关注、有可能制造群体性事件的“高危群体”。鉴于农民工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当中有不少失业后被迫返乡生活者,可以说,今天的“农民”并非只指称务农者,而是包括上述所有不能在城市定居者。弄清楚这一点,我们总算明白上世纪80年代曾有过的那种通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完成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梦想成空,与百年前一样,中国仍然还是个农民国度,其根本问题还是农民问题。

    这篇文章与随之而来的各种维稳措施,均显示中国当局的信心指数严重下降。这种下降缘于统治集团面对风起云涌的社会反抗再也无法自欺欺人,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来他们那种以自我服务为主的自利型统治使得“三仇”(仇官、仇警、仇富)情绪深深植根于民众心中,从而导致泄愤型群体性事件逐渐成为社会反抗的一种主要类型。如贵州瓮安事件的参与者几乎都与死者非亲非故,只是长期以来受到地方权贵与各种部门的压迫,有了李树芬冤死这一导火线,立刻引爆了长期以来郁积于民众心目中的仇恨情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近20余年统治集团视民众如草芥,终于换来了民众视官僚如寇雠。

    然而,考察当局的“求稳”对策,与当年慈禧太后“保大清不保中华”的思路如出一辙,在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绝不动摇的前提下,当局除了在春节期间投入90多亿元,为7,400万城乡困难户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这种扬汤止沸的治表之策以外,并无任何釜底抽薪的改良之策。这种状况,又如何能缓解势成水火的官民矛盾?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日称“广东压力来自敌对分子”,重新祭起“阶级斗争法宝”,这一黔驴技穷之态,与其说显示了统治集团的政治信心,不如说正好表达了其内心深处的惶恐。

    当局的统治信心之所以严重下降,原因是中共与民众之间那种用枪杆子达成的强制性交易――即“我让你们有饭吃,你们必须接受我的统治”的基础已开始动摇。这种交易虽然不需要被统治者同意,但却是数千年来王朝统治者必须遵守的政治道德底线,统治集团信心的强弱完全取决于百姓吃饭的数量与质量。出于遵守这一底线,毛泽东在入主中南海之后,必须用“低工资,多就业”的方式解决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邓小平也必须用“发展经济” 之举措与“先富带后富”的许诺来收拾人心。现阶段中国政府统治信心大幅度下降,原因就是其手中那张“发展经济”的王牌已经不灵,失业者日渐增多,“我给你们饭吃,你们让我统治”的强制性交易正处于瓦解之中。

    近20多年以来,在权力资本化的作用下,中国其实早已分裂成风光完全不同的三个世界:由官员、大企业家以及为这两类精英服务的学者等组成的“第一世界”,他们主导社会分配政策,占用了大部分社会资源;一个是城市中低阶层组成的“第二世界”,他们活得很辛苦,但还勉强算得上“小康”或者尚有饭吃;但是,由农民与失业者组成的庞大的“第三世界”,成员们碗里的“食粮”质量早就粗劣不堪,数量如今也难保证,正是这个世界的存在及其成员可能的反抗成了“第一世界”的心病,导致维稳成了肉食者的噩梦。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9年1月14日,第2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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