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用“权力市场化”一词概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如今这个词汇已经成为中国民众心目中改革的同义词。我也一直在思考：应该用什么词汇来概括本世纪零年代以来的重大“改革成果”？一个词汇逐渐在我头脑中成型，即自利型政治集团的形成。这一结论应该说比较形象准确。说明中国政府已经蜕变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至少有下列论据：
一、社会分配与社会福利向政府公务员严重倾斜
从2003年直至2008年，政府财政收入从占GDP总量的五分之一增至四分之一。这一庞大财政收入当中的58％用于供养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约7,000万人。在工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同时，自2001年以来给公职人员全国性加薪（不含地区性的加薪）的次数共计3次， 每次增幅都不低于15%。
至今在中国享有制度保证的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群体主要覆盖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以医疗卫生资源为例，就具有向干部群体过度倾斜的特点，比如给药的“分级制度”，就是对参加医疗保险的人群，按照他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划分等级，级 别越高的，得到的医疗服务质量越高，药品供应也越好。据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高级）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增长缓慢，甚至未增长；构成社会保障体系的几大社会福利如医疗、养老等保险几乎与这一庞大的社会底层无缘。
二、巨额财富集中于少数权贵家庭
中国那有限度的反腐败主要集中于中低级官员，政治高层似乎与腐败绝缘。高干子女的登龙术，虽然一直流传于坊间及海外，但却无法得到权威资料证实，胡润的富豪榜也从未将这类人列入。不过，现在有两组资料足可证明这些红色贵族如何在短短30年间，从“无产阶级”成员迅速跻身于超级富豪之列。
一条资料说明中国财富集中的惊人程度。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
另一条资料则说明财富集中在什么人手中。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8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 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父辈的权力资本所获。
三、政治权力的分配与社会地位的传承呈自利化趋势
在中国的政治市场上，权力这一“稀缺物品”的授受过程从来就是暗箱操作。现实表明，高官子弟在权力上具有优先继承权。即使因能力或者其他原因未担任要职，至少也享有全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等政治荣衔。中国官场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使干部子女在权力继承上有明显优势，官方研究亦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干部子女对社会地位的传承优势还体现在就业问题上。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家长们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这不仅说明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不均等，更重要的是说明中国的阶层流动呈前现代社会的封闭性世袭状态，这无异于阻塞了社会底层精英的上升渠道，既使统治精英集团的素质弱化，对于社会稳定亦有极大害处。
从本质上看，所谓“改革”就是利益与资源的再分配过程。邓小平当年用来赋予改革合法性的“先富带后富”许诺实现了一半，即通过权力市场化让少数权贵与官僚集团先富起来，并通过一系列政策与法律使政治精英蜕变为一个个自利型政治集团。在这种既成事实下，今后撬动社会分配的杠杆只有“权力”与“资本”。当局提倡的“不折腾”与“维持稳定”，其要义均在于保证自利型政治集团能够安享攫取到手的利益。
（原文发表于BBC，点评中国，2009年1月18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830000/newsid_7836500/7836551.s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