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政府与海外媒体路透社在打一场“口水仗”，起因是路透社上月发表一篇文章“中国统计数据迷雾重重，经济学家不知所措” 。该文提到，中国的统计数据就像“包裹在谜团之中的一个谜语”，尤其是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数据，令人如堕五里雾中，因为“广义GDP数据与潜在名义增长趋势不相符”。该文引用多位外国经济学家的看法，提到“对中国经济数据的解读要留有馀地，而且不是一点半点馀地”，因为“这些数字可能被政府操纵”。

路透社这篇文章发表于1月22日，从2月6日开始，中国方面的反驳陆续开始，先是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亲自上阵，称“对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修订是国际惯例,国际上对中国统计数据的怀疑观点缺乏依据，中国的统计数据是真实可信的”；2月18日，又以《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北京大学教授刘伟、蔡志洲的形式发表“中国统计数据迷雾重重吗？” 刘、蔡驳斥说：“这些学者在对中国的统计指标、统计方法、统计制度以及现实的经济活动缺乏基本了解的情况下，就贸然做出‘官方操纵’的结论，是不负责任的。这不但影响他们自己对中国经济增长实际情况的真实判断，也对世界上关心中国经济增长的人们形成误导。”

其实，国际经济界有关中国统计数据的质疑几乎从未断过，2002年就曾有过一次持续数月、参与人数众多的大争论。不管中国方面如何辩解，这种围绕一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的质疑，本身就意味这个政府公信力不高，几乎与这场辩论同时，中国政府随心所欲地使用统计数据也被抓住了小尾巴。仅举两例：2月2日，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2000万农民工失业并返乡。中国官方公布这一数据时，显然忘记与总理温家宝统一口径，因为就在2月1日，温家宝总理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中国现有失业农民工1,200万，两者相差800万；另一例就是中国在国内声称30年间，农村贫困人口从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而2月份在联合国人权审议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李保东说的是“30年间，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两者相差600万。

总之，如何使用分析中国统计数据，对任何研究者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包括中国领导层与学者在内，有时也不知何者才是真实数据。所以，中国政府关起门来自家人说事时，也深感统计失真是个问题，比如《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12月29日发表文章“应对危机更需统计真实”，文中“郑重提醒，今年的统计数据，掺不得半点水分，一定是经得起反复审核的‘干货’”。

推根溯源，统计数据造假实乃中共政府从娘胎里带来的病根，已成为中共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从中央政府稳定人心的需要到各级官员的政绩需要，没有一样离得了它。说起来让老左派与新左派都受不了的是，统计数据造假的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1958年1月，毛泽东主持发布了指导大跃进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第9条的内容就是“生产计划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也就是说，至少从那时开始，中共政府就开始实施“两本帐”制度，其中一本是公布的，拿来糊弄外界。国家统计局以后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有对内对外两套数据，这里的“对内”，那个“内”不包括国内民众，是指党政机关府内部工作人员。而对“内”也非一视同仁，不同级别的官员可看到不同的统计数据。也就是说，关于统计数据，中国政府有几根舌头，由哪根舌头说话完全视政治需要而定。

中国要想洗掉“统计学家的地狱”（费正清语）这一恶名，恐怕不能依靠国家统计局长与官方学者出面驳斥海外的“恶意推测”，正人还得先正己，先根除统计造假这一积弊已久的政治文化才是根本。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9年2月26日，第2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