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统计数据造假的鼻祖:毛泽东的“两本帐理论”

    by  • February 26, 2009 • 经济分析 • 0 Comments

    最近,中国政府与海外媒体路透社在打一场“口水仗”,起因是路透社上月发表一篇文章“中国统计数据迷雾重重,经济学家不知所措” 。该文提到,中国的统计数据就像“包裹在谜团之中的一个谜语”,尤其是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数据,令人如堕五里雾中,因为“广义GDP数据与潜在名义增长趋势不相符”。该文引用多位外国经济学家的看法,提到“对中国经济数据的解读要留有馀地,而且不是一点半点馀地”,因为“这些数字可能被政府操纵”。

    路透社这篇文章发表于1月22日,从2月6日开始,中国方面的反驳陆续开始,先是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亲自上阵,称“对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修订是国际惯例,国际上对中国统计数据的怀疑观点缺乏依据,中国的统计数据是真实可信的”;2月18日,又以《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北京大学教授刘伟、蔡志洲的形式发表“中国统计数据迷雾重重吗?” 刘、蔡驳斥说:“这些学者在对中国的统计指标、统计方法、统计制度以及现实的经济活动缺乏基本了解的情况下,就贸然做出‘官方操纵’的结论,是不负责任的。这不但影响他们自己对中国经济增长实际情况的真实判断,也对世界上关心中国经济增长的人们形成误导。”

    其实,国际经济界有关中国统计数据的质疑几乎从未断过,2002年就曾有过一次持续数月、参与人数众多的大争论。不管中国方面如何辩解,这种围绕一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的质疑,本身就意味这个政府公信力不高,几乎与这场辩论同时,中国政府随心所欲地使用统计数据也被抓住了小尾巴。仅举两例:2月2日,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2000万农民工失业并返乡。中国官方公布这一数据时,显然忘记与总理温家宝统一口径,因为就在2月1日,温家宝总理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中国现有失业农民工1,200万,两者相差800万;另一例就是中国在国内声称30年间,农村贫困人口从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而2月份在联合国人权审议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李保东说的是“30年间,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两者相差600万。

    总之,如何使用分析中国统计数据,对任何研究者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包括中国领导层与学者在内,有时也不知何者才是真实数据。所以,中国政府关起门来自家人说事时,也深感统计失真是个问题,比如《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12月29日发表文章“应对危机更需统计真实”,文中“郑重提醒,今年的统计数据,掺不得半点水分,一定是经得起反复审核的‘干货’”。

    推根溯源,统计数据造假实乃中共政府从娘胎里带来的病根,已成为中共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从中央政府稳定人心的需要到各级官员的政绩需要,没有一样离得了它。说起来让老左派与新左派都受不了的是,统计数据造假的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1958年1月,毛泽东主持发布了指导大跃进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第9条的内容就是“生产计划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也就是说,至少从那时开始,中共政府就开始实施“两本帐”制度,其中一本是公布的,拿来糊弄外界。国家统计局以后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有对内对外两套数据,这里的“对内”,那个“内”不包括国内民众,是指党政机关府内部工作人员。而对“内”也非一视同仁,不同级别的官员可看到不同的统计数据。也就是说,关于统计数据,中国政府有几根舌头,由哪根舌头说话完全视政治需要而定。

    中国要想洗掉“统计学家的地狱”(费正清语)这一恶名,恐怕不能依靠国家统计局长与官方学者出面驳斥海外的“恶意推测”,正人还得先正己,先根除统计造假这一积弊已久的政治文化才是根本。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9年2月26日,第2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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