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度之恶还是人性之恶?

    by  • April 30, 2009 • 中国观察 • 0 Comments

    最近,中国发生一系列吸引眼球的现象,即无数“英雄”面对极权体制竞相折腰。章诒和的“告密者”与“卧底”刚披露了冯亦代等文化名流的告密旧事,北大教授孙东东的“访民99%以上有精神疾病”论紧接着粉墨登场。似乎这些知识界人士的堕落还未足见证“精英”之丑陋,银屏“英雄”成龙更赤裸裸地以“中国人需要管制”为专制政治张目。

    有人认为不应该追究冯亦代这类告密行为,理由是“告密是毛时代的政治高压所造成,因此不能责怪个人”。这理由的前一半不无道理,因为极权政治掌握了人赖以存活的一切资源,不服从者不得食。这种体制将人分割成一个个互相分隔的原子,使人们被陷入彻底的孤立状态,亲人、朋友之间亦不能互相信任。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与恐惧之下,即使象金岳霖、冯友兰、朱光潜、周谷城等造诣很高的一代学人,也无一不在中共统治之下变成了低首伏心的“思想囚犯”。但后一半却全无道理,因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提旧事的目的主要不是清算当事人,而是要让人们认识到极权体制让人变成鬼的罪恶。毕竟,我们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远未结束的政治高压,但不是每个人都堕落到粪土之中。

    如果说冯亦代成为告密者尚可归罪于时代,那么孙东东与成龙的言论却并非屈服于政治高压,属于主动迎合献媚,因为后毛时代对人的严酷控制远不如毛时代。更值得思考的是,据说孙东东在“六四”期间曾冒险保护过学生;而成龙当年“六四”时也曾放歌支持学生运动。是什么力量使这两位当年尚有是非之心的“精英”的价值观发生这种倒转乾坤的变化?仅仅从利益选择上考量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因为在中共无法控制的公共舆论中,这条向权力献媚的道路通向的是耻辱而非荣耀。更何况如今中国取媚权力者日众,当局已将献媚视为理所当然,这种献媚带来的利益之“边际效益”趋近为零:孙东东说了那些无良之语,他的政治地位不会立刻获得提升;成龙如此献媚,中共政府也不会组织各单位观看他主演的电影,以提升其大陆的票房收入。将一些功成名就的精英变成无耻的政治献媚者,不能不令人叹服 极权体制对人的驯化功能。

    如果说孙东东生活于中国这个不自由的世界,其行为是共产党长期驯化的结果,那成龙化虫的过程就不能如此解释。因为成龙生长于港英时期的自由香港,没经历过中国大陆人都曾经历且还在经历的思想驯化过程,他成为一个向极权献媚者的原因就更形复杂,值得追索。

    自从罗曼·罗兰封存苏联之行日记50年之遗嘱事件曝光以来,我就开始注意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许多生活于自由世界的知识精英,他们在本国的民主政治体制之下常做狮子吼,敢于批评一切不公不义的现象,比如罗曼·罗兰就有“法国的良心”之称。但一旦他们与极权体制相遇,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极权统治的阿谀者与依附者。这条通向屈辱的道路上过去行进着不少人,比如那写了《震撼世界的十天》的约翰·里德,比如《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他们为极权体制所做的宣传曾为苏共与中共立下汗马功劳。

    也许有人会辩称西方人之所以受骗上当,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共产极权国家的真相,那么我还可以找出许多华人精英竟相阿附于极权的事例,比如金庸身负将武侠小说这一俗品送入文学殿堂之功,阿附极权并不会使其声誉更隆,但他偏要献媚中国当局自污其身。有人曾为金庸辩称,认为是其性格软弱所致,那么强悍的李敖在台湾呵佛骂祖,见佛杀佛,但到了大陆却锋芒尽敛,其锋芒内敛之功令人叹为观止。

    极权统治为什么会引众多“精英”竟相折腰?这究竟是制度之恶还是人性之恶?多年以来,这个问号有如巨大的芒刺扎在我的心中。我认为,这应该成为一个大课题,因为“精英”们变为卑污的告密者与献媚者的丑剧仍在中国上演,更可怕的是如今的告密者还不会象冯亦代那样写《悔余日录》以示忏悔之意。

    因此,“我们需要灵魂的拷问”,这种拷问,既对他人,也针对自身。

    (原载《华夏电子报》2009年4月30日,第2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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