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前后，中国通过提出“非主权货币”向美元逼宫，将一场G20峰会变成了“G2峰会”（即“中美峰会”），其急切外露的锋芒确实让世界好好惊讶了一次。
这是一套筹思良久的组合拳。 3月23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上高调发表了“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出发挥“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在中共领导之下的香港特首曾荫权紧跟着于3月26日表示，将考虑港元与美元脱钩；3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文章，题目叫做“G20不可以只管自身所需”，称“中国相信发展中国家应当在国际金融体系的运作当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些消息着实让中国媒体与一些评论者兴奋了好一阵，仿佛人民币“向美元逼宫”胜券在握。
这种“人民币版图扩大”的美梦本来可以做得更长久一些，可惜中国商人考虑自己的钱袋，不敢奉陪政府上演“强国秀”，这一现实的集体选择使中国政府的“穗深珠莞沪五城市开展对外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4月中旬的广交会上夭折，中国媒体的“强国交响曲”被迫草草收场。
中国为何要挑战美元地位？
周小川挑战美元地位，实际是中国政府挑战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军事地位的小范围预演。较之当年朱成虎少将出面表演的军事讹诈要高明委婉得多。
以何种货币为基础，是以发行该种货币的国家之实力为基础。因为选择哪个国家作为货币储备发行国，是基于众多国家对这个国家国力的信任，1944年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基于其时国际力量之对比：当时其它国家都在二战中严重受创，国力大伤；而美国不仅是二战的真正胜利者，也是众多国家的拯救者（尽管现在许多国家已经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其国力与国际声望都如日中天。
1971年，历经多次美元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固定价格脱钩（史称“尼克松震荡”），美国联邦储备局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其后，欧美各国于1976年建立牙买加体系，这一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储备货币多元化，但由于美国的强大国力，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保持领导地位，作为和国际储备货币职能仍然延续至今。
这次周小川对美元的强势地位挑战，中国媒体将此举称为“希望不堪重负的美元让贤”。从时机上来说，中国选择美国金融危机造成困境之时出击，在政治上是聪明之举。因为尽管中国自己面临的种种困难远比美国更大，连中下层的生活都受到极大压力，经济上可谓四面楚歌。但中国这一专制政府自能做到许多美国政府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可以罔顾民意，用各种手段强制性地集中资源在世界装扮阔佬，让统计局造出一系列假数据声称“经济回暖”以造成“世界各国均显衰败，唯我中国一枝独秀”的假象，让西方各国对于中国资本有无穷幻想。
自由的美国媒体对本国经济的纵情批评，与不自由的中国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宏观颂扬，正好为营造美国的衰落与中国的强大提供了外部条件――至少在中港台三地如此。
但是政治时机的聪明选择，不等于推行“对外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选对了时机。后文将分析此举何以成为一着臭棋。
中国方面畅想的“一石三鸟”之计
此次挑起非主权货币这一话题，在中国来说，其真正目的不在于马上付诸实现，因为凭借中国现有实力，人民币成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有相当难度。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二是能自由兑换，三是各国中央银行对该种货币的国际市场购买力之稳定性具有信心。人民币距离上述三点还很遥远。但中国传统智慧向来有“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一说， 因此周小川的提议，中国方面认为可收一石几鸟之效：
一、近期目标：周小川提出的“超主权货币”，意在扩大中国在IMF中的话语权、投票权。目前，国际社会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思路仍然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即承认美元的霸权，各个国家以主权货币为基础，国际货币只做多元化、结构上的修正。因为目前，SDR的计值基于4种货币――美元、日元、欧元与英镑组成的一篮子货币，其中赋予中国的权力非常小，甚至比德国还小，这让中国政府很不甘心。
二、中长期目标：让人民币在重构全球货币体系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这次G20会议上高调提出SDR之议，目标主要是在国际舞台上亮出人民币的声音，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争取在2020年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并将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
三，力图实现的现实目标：中国在亚洲推行亚元的时候，美国不来“指手划脚”。在4月17日－19日的博鳌论坛上，中国多位高级官员以停止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中国资本为要挟，要求美国做出重大让步，建议形成以亚洲为中心的国际新架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呼吁，亚洲开发银行等区域性金融机构应该从全球机构手中接过区域领导权，因为前者是有更熟悉情况、更受信任、资讯更丰富的“竞争优势”。
――在中国的筹谋擘画之中，亚洲国家当中具有接管区域领导权能力者，舍中国其谁？
大出中国政府意料的是，中国人民币国际化之梦不是受挫于西方社会的抵制，而是受挫于4月中旬先于博鳌论坛开办的广交会上。
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梦碎广交会
紧随着周小川与王歧山的“双剑合击”，4月8日中国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中国媒体开足马力大肆宣传“这对于外贸出口企业来说无疑是一重大利好”，可以“规避汇率风险，改善贸易条 件，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
然而，一篇“人民币结算细则待出，广交会暂无企业试水”的文章，却道尽了人民币扩大活动半径的“试点”的出生就是死亡之尴尬。
该文记者在广交会上采访了几十家外贸出口企业，发现没有一家使用人民币报价。大部分企业认为，跨境人民币结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对于中小企业的实际帮助不大。众企业放弃政府硬塞的“利好”，缘于几点：
第一，人民币计价结算的真正难点在于贸易伙伴是否接受。而要贸易伙伴接受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工具，首要条件应当是人民币持有者能够用这种货币买到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现阶段并无此条件。目前企业都在争夺境外订单， “顺着采购商的脾气习性做事”是所有企业的想法。《羊城晚报》一篇同题材报道引述一位参展商的话：“提出用人民币结算，外商会怀疑我们将汇率风险转嫁给他们。”
第二，中国目前许多出口企业（尤其是纺织业、制衣业与制鞋业）的利润稀薄，主要依靠政府的出口退税生存。这些出口企业主普遍担心“如果用人民币跨境结算，那么出口退税是不是也没有了？”――这种担心缘于对中国政府的政治信任不足。
可以说，中国这次推出人民币外贸结算试点，基于对世界商品市场的供需形势的误判。首先，目前的世界商品市场是买方市场，采购商居于优势地位，“中国制造”求售艰难，没有多少讨价还价能力；其次，目前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存在极大的汇率风险。在此情况下，采购商根本不可能放弃实际上仍然强劲的美元，选择中国的人民币，承担汇率风险。在此情势之下，中国政府向美元逼宫，推出人民币结算试点，实在是昧于时势的昏庸之策。
鉴于上述事实，记者只得作出结论：“虽然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推行意义重大，但在今年的广交会上暂时仍无法动摇美元作为全球基础货币的地位。”
人民币国际化之梦出发的始点成了终点，这充分暴露了中国政府行政能力弱质化这一事实。它与2008年1月推出但旋即失败的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政策、10月份高调推出即告夭折的“新土改”政策一样，完全是中国决策层误判现实、自说自话的政治产物。
（原载《看》双周刊2009年5月7日，第3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