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权议题“冷”状态下的热思考

    by  • December 3, 2009 • 世界与中国 • 0 Comments

    美国之音11月中旬就“美中两国明年年初将举行双边人权对话”可能产生的结果做了一项网上调查,选项有4。我查了一下结果,53% 的人选择了“只是形式毫无意义”,只有32%的人选择了“有助中国民主发展”。

    这项调查应该是11月上旬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之行的余波。奥巴马此行要让东道主高兴而不得不放弃人权对话这一举动,使中国政府松了一口气:自此以后在一段时期内可以不必再面临“人权外交”的压力。

    一、中国“智囊”为奥巴马开出的“对华政策期望清单”

    奥巴马政府之所以对中国放软姿态,有两大原因。一个原因当然是奥巴马总统及其外交团队的价值取向。我曾在一篇“奥巴马制定中国政策依赖中国‘智囊’”(http://www.danke4china.net/ywgc/55.htm)的文章中指出一个在美国几乎未曾公开的事实,即奥巴马对华政策建议的提交者是美国东西方研究所,而为东西方研究所提交“对华政策期望清单”的却是中国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这份尚未公开的报告提议,中美两国应该建立五大伙伴关系:经济伙伴关系、反恐伙伴关系、防扩散伙伴关系、绿色伙伴关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作为环境污染大国的中国之所以在“绿色伙伴关系”中着重提出气候变化问题,可说是迎合奥巴马的产物,因为2008年10月,中国美国商会的《中国简报》上发表了奥巴马本人撰写的一篇文章“贝拉克·奥巴马主导的对华政策”,其中勾勒了他当选后重新主导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政策框架。所谓“气候变化”议题大体上可说是短期内不见功效的政治扯皮,深受政治空谈家欢迎。更何况,目前美国公众关注的话题主要在经济、就业等问题上,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并非主要的关注点。这些都决定了人权话题从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清单”中淡出。

    二、中国外交的“利益牵引”原则

    目前国际政治版图与经济环境的变化也特别有利于中国,这是导致人权议题退出美国对华政策清单之外的根本原因。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在外交上积累了不少经验,懂得将外交分为三个层次:大国外交、周边外交与资源外交(有时称之为“能源外交”),学会用经济利益做杠杆,撬动并一点点地改变自己与西方的关系,使之朝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所谓“大国外交”,是指花大力气经营与美国的关系。目前,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事实上已成为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互为依赖的关系(美国消费了约40%左右的中国出口产品);而美国人的低储蓄与中国人的高储蓄,又使得中国政府能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在重要性上仅次于美国的欧盟各国,中国政府主要利用“订单外交”加以“羁縻”,目的是让欧盟与美国无法形成战略同盟――过去持续近20余年的“人权外交”,其基础是西方国家的通力合作。应该说,中国政府这一分化瓦解策略非常有效。

    对俄国,中国当局竭心尽力讨好。这不仅是由于中国在能源与军事技术上均需依赖俄国,还出于防止“颜色革命”的需要。中国需要借助这位昔日的意识形态伙伴与西方价值观抗衡,以保证中共执政地位永不动摇的“核心利益”。为了取悦于这位防“颜色革命”的政治盟友,对于俄罗斯发生的一系列排华事件,以及中国商人在俄罗斯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等等,中国政府一概装聋作哑。

    拉美、非洲各国则是中国“资源外交”的对象国。投资、援助等方式使中国与之形成或长或短的利益共盟。对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中国数管齐下,首先是通过增加对外援助,与东南亚国家政府建立牢固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其次则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等计划,发展全面合作框架,让东盟国家成为中国的利益伙伴。

    这种对外援助、全面互相渗透的经济关系就是中国“软实力”资源的核心――这与国际社会公认的“软实力”不同,经济实力这一“硬实力”被中国政府当作“软实力”推销。但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经济上与中国形成各种利益关系的国家对此非常受用。结果导致这样的局面:近年来在联合国的人权会议上讨论和检讨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可以利用由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一些人权状况恶劣的国家在内)组成的统一战线来与西方争斗,不仅使这些讨论流于形式,反而使中国政府成功地在国内将之宣传成中国挫败西方国家阴谋的“胜利”。久而久之,中国民众接受了中国政府的宣传,即这种人权活动是国际反华势力干涉中国主权的行为。

    世界各国的人权组织所起的作用是通过呼吁、谴责,从而对本国政府形成政治压力,促使本国政府在外交中引入人权考量,对中国政府施压。一旦资本的力量过大,人权组织的力量就无法对本国政府形成足够的压力,这才是现阶段人权话题淡出的最重要原因。

    三.中国民众对“人权外交”的看法

    一国民众当中大多数人对人权的看法,最终决定了该国民众对于人权争取的积极性,这才是推动该国人权进步的动力之源。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用来对抗西方的观点有三:一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首先解决经济发展和百姓的温饱问题;二是基于对中国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强权持续对中国侵略、控制、干涉的历史事实,中国政府认为主权问题也是中国的集体人权问题;三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如西藏、新疆的人权问题上,中国政府认为这是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并非人权问题。基于这三点,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新形式的干涉主义,是“颜色革命”和“和平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观点通过教育系统与媒体宣传,在中国民众当中具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在涉及少数民族的问题上,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民众与政府的看法基本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从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维权活动本身也有个特点,即避开人权中最重要的政治权利,讨论劳工权利的改善、爱滋病患者被救治的权利、法治社会的建立等等。维权活动的中心诉求放在对访民权利、农民土地权利与城市拆迁户的权利的维护上来。维权者作此考量是国情的限制,他们普遍认为停留在这一层次较少政治风险,是种技巧的选择。但这点也正中当局下怀,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很技巧地在这方面与联合国及欧盟国家建立了不少合作,从而给外界造成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更开放和更合作的虚假印象,因而人权当中最重要的政治权利(这是维护其它权利的基本手段)反而被搁置一旁。

    基于以上诸种因素,始自上世纪90年代的人权外交不可避免陷入寿终正寝的命运。

    四、“自由不是免费的”

    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通过“奥运会”的举办探知了西方政府对中国人权态度的虚实,对维权人士的打压变得肆无忌惮,国内知识界在人权问题上的集体沉默则加剧了这种恶劣状况。在这种大势之下,少数勇敢者如郭泉、谭作人等人的义举只是让中国的监狱里又增加几个良心犯,艾未未的左冲右突已经成了孤军奋战,北大教授夏业良的敢言也只会让他备受孤立。

    美国华盛顿有一个韩战纪念园区,在园区那面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上镌刻着一句铭文“自由不是免费的”(Freedom is not free),用以纪念那些响应自由的召唤,牺牲在异国他乡的美国儿女。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纪念柏林墙倒塌时也说过一段类似的话:“自由并非从天而降,必须透过奋斗而来,并需要我们在生命过程中日日维护。”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不可能永远自外于世界的民主自由体制。古诗云: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是这“又一村”的风景却不是坐等而来,必须要靠中国人民为自己创造机会,经历艰苦而又漫长的抗争并付出牺牲。

    (首发于《中国人权双周刊》2009年12月3日,第14期,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home/article/225

    Share Button

    About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