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大劫难》:一桶泼向温水锅中青蛙的冰水

    by  • January 28, 2010 • 读书与随笔 • 0 Comments

    袁红冰先生撰写的《台湾大劫难》一书的警示作用,如同李敏勇先生为该书所作序之标题,“一位中国流亡者为台湾升起的烽火”。“烽火”一词虽然非常贴切,但我不能掠人之美,兼之考虑到今天的台湾政界主流如同温水锅中的青蛙,目前正在半醒半睡地享受着温水的舒适,丝毫未曾考虑锅下的柴火将越烧越旺,因此觉得如果将这本书所起的作用比之为一桶泼向温水锅的冰水也算贴切。这桶冰水此刻浇向了锅中的青蛙,但是否能让青蛙们纷纷从锅中跳出,则看台湾人自己的努力了。

    一、什么是国民党最后的“政治失败”?

    在台湾新闻界与知识界对中共在台的全方位渗透保持沉默之时,袁红冰以“共产中国:不是你理解的中国”作为本书开篇第一章,对中共极权政治的反人类文明特质作了毫不留情的剖析,然后步步深入,挞伐了台湾各界沉浸于“保持与中共的良好关系以获得经济利益”的苟安心态。他痛切指出,台湾期望通过这种不平等、类于主仆关系的“合作”,来保持今后国民党在台湾的执政地位,其实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

    台湾读者――尤其是对中共抱有幻想的读者,其兴趣主要是想从书中资讯了解自己的利益期望是否落空,并多以此来考量这本书的价值,因此他们提出的问题主要是“这部书里引用的文件是不是真实的?”“中共真的会那样做吗?”并在这类问题上纠缠不休。

    作为一个与作者有同样生活经历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我认为,这本书的最高价值不在于揭示国民党与中共所作的政治交易即将落空,而在于警示台湾:台湾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将随着中共统一步伐的推进而逐渐瓦解。中共正在推行的对台政治战略,其首要政治目标就是“要清除台湾的政治影响,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台湾为例证,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袁红冰将这点很直白地告诉了台湾政界:“中共与国民党百年关系的历史结论,将只能是中共的全面的政治胜利,国民党全面的政治失败。”(P226)

    为什么国民党退守台湾还不算是对中共全面的政治失败?读者想想就应当明白,1949年国民政府痛失对大陆的统治权,被迫退守台湾一隅,但此后国民政府在台湾克难,经过20余年的治理与改革,台湾终于成功实现经济起飞,政治上弃专制而逐民主,终于以台湾的富裕与安定,赢了政治宿敌中共。当中国大陆对外开放之后,富裕的台湾人其实是以隐含的胜利者姿态踏上中国大陆这块土地的。

    贫穷落后封闭的现状,在使昔日的胜利者中共蒙羞的同时,也让台湾的国民党多少挽回了一些尊严,这也是外省人的后代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里宣称“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的心理基础。这种台湾人的骄傲,是一种自由人面对不自由的奴隶时必然产生的优越感。

    二、图谋经济小利将痛失政治大局

    从台湾80年代的辉煌中,大陆的中国人渐渐悟出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台湾民主化经验一度曾经是中国学界研究的课题――198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制度选择上确有一段举棋不定的时期,那时台湾民主化经验是可以讨论的话题。

    台湾的经济起飞充分证明昔日的胜利者中共“马上治天下”的无能,加之20世纪80年代欧美跨国公司大多对中国持观望态度,只有港台资本看好这块“同文同种”的宝地,成为当时进入中国的外资主力军,中共政府因此对台资、港资都极尽笼络之能事。

    然而这一切在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一是随着欧美资本先后进入中国抢滩,台资的重要性日渐下降。二是1989年以后,中共决意完全放弃政治民主化的尝试,这就需要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中国人只适宜生活于专制政治之下。对台谋略就以此为轴心展开。在中国大陆,为了证明中华民族只配生活在专制之下,炮制了“中国人素质太低,还未准备好实行民主政治”的论调,丑化台湾民主政治成了中国官方媒体经常上演的戏剧。在台湾,中共政府依靠利益牵引成功导演了“以商制官”的政治肥皂剧。其时正值国民党痛失政权,整个利益集团都不甘心被边缘化,于是走上了挟共自重之路,国民党与中共之间的新主仆关系在这段时期逐渐成型。随着民进党在政治上的失败,台湾与大陆的关系终于演变成今天这种状态,其情之危殆,迫使袁红冰奋笔疾书,写成这部发聋振聩的《台湾大劫难》,告诉台湾人,国民党与中共之间的政治交易,只可能是精于计算小集团利益的国民党败给中共的政治大谋略,台湾的民主政治则将成为这场交易的牺牲品。

    袁红冰给台湾政坛兜头泼下的这一大桶冰水,表达了他对台湾前途的真切关心。我期望台湾各界能够认真思考他发出的警示。Google最近因反对中共对网络的控制而退出中国市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记得2003年我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曾要求两分钟题外发言,专门提醒听证者注意中国的金盾工程,立法约束美国高科技公司与中共之间不光彩的非道义合作。当时得到的答复是美国还没有相应法律约束公司行为。但随着金盾工程的丑恶面目日渐为世人所知之后,2006年美国国会终于传召美国网络公司四巨头听证,让它们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自省。此后在美国社会的各种道义压力之下,Google为自己定下“不作恶”的座右铭,最后做出了今天放弃谷歌(中国业务)这一正义选择。

    我衷心期待台湾人民能够理解袁红冰的一片苦心,并作出无愧于历史的选择。

    (原载台湾《看》双周刊,第55期 ⁄2010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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