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汶川到玉树:中国政府行为的变与不变

    by  • April 22, 2010 • 中国观察 • 0 Comments

    4月14日上上午7时发生的青海玉树地震,几乎是两年前四川汶川地震的灾难复制,提前唤醒了中国人对那场灾难的悲痛记忆。但是,比地震更让人心痛的却是在应对这类突发性灾害时,政府行为依然那样不可理喻。

    除了救灾,中国政府最先想到的还有什么?

    与两年前一样,这次强震来临之前,震区居民没有得到任何预报。当地震发生后,当局在发出抗震救灾的动员令的同时,还发出了另一道内部指令,即如何控制舆论。据多方消息,中宣部在地震发生的当天就向中国各主要传媒下达了内部命令,要求突出报道党政官员关心与慰问灾区的消息,禁止报道任何有关青海大地震的负面信息。所谓“负面信息”包括批评政府救援物资迟到、因学校校舍倒塌导致儿童与学生死亡等消息。此外,中宣部还禁止除青海省以外的地方媒体记者进入灾区报道地震,已经去灾区的记者要全部召回。

    更让国人郁愤难平的是:这次青海玉树地震还是处于有专家预测却无地震预报的状态。预测到此次地震的专家有中国地震谘询委员会委员沈宗丕、林命周、赵伦等三人,他们曾预测4月13日前后7至14天可能发生7.5至8.5级之间的大地震,并于3月13日将结果提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提交了地震短临预测卡片”。2010年4月3日,沈宗丕等三人又向中国地震预测谘询委员会等各方面专家和院士等提交以上的短临预测意见,同时还向强祖基等28位预测专家发出了电子邮件,希望通过各自的手段和方法,密切配合,进一步缩短预测时间和缩小预测范围。山西省地震局侯马地震台工程师余向红也在震前预测到4月14日在青海玉树有地震并提交了预测意见。

    这些信息,否定了汶川地震之后国家地震局负责人的“地震无法预测”之说。人们有理由责问:在已有前兆,又有凌晨5时发生的前震(地震界称“信号震”)的情况下,政府为什么没有预警?致使玉树民众错失了两个小时万分宝贵的逃生时间(甚至有学生恰在这段时间走进课堂)?这一责任究竟应该由谁负?中国民众得到地震预警的权利究竟被谁剥夺了?

    汶川地震的“宝贵经验”:只接受金钱与物质援助

    论证“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时,资源征调能力强是论者经常要强调的优势,2008年汶川震后救灾既证明了“中国模式”这一优越性,也证明了腐败(如救灾物资被贪污)是中国模式无法治愈的顽疾。也因此,美、日及欧盟各国在玉树地震之后虽然纷纷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但当中国政府表示能够应付并拒绝救援人员奔赴青海实地救援,各国政府明白了中国政府要钱不要人的心意之后,于是纷纷捐点钱算是聊表心意,那捐款比起汶川震灾所得捐款不知少了几多。

    中国政府何以会持如此之态度?推究起来无非是以下几点原因:1、青海高原是西藏人聚居之地,自2008年3·14拉萨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当局对西藏自治区与藏人居住区施加严密的警戒与军事管制,藏区已经不再是外国人能够自由来往之地。2、青海是中国导弹基地集中之地,有军事保密的需要;3、中国当局汲取了汶川地震的经验(当然还有2009年12月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的经验),总算明白了一个事实:外国传媒可以被愚弄于一时,但这时间很短,短到中国政府来不及享受其中乐趣。比如汶川震后一周之内,中国政府的开放姿态曾受到各国传媒好评,个别媒体还据此断言中国政府已经大有改变。但随着大量豆腐渣校舍的真相披露,被藏掖起来的肮脏就暴露出来,地方官员实施高压政策控制社会、控制舆论,救灾款被贪污、官民关系恶化等种种让中国政府脸上无光的丑陋全都见光。汶川震后救灾后期,那一片歌功颂德之声的官方宣传,不仅令国内人民反感,还让世界看到中国政府的本质根本未变,只是做戏手法变得更高明了一些而已。

    因此,中国政府牢记“伟大导师毛主席”那“错误与挫折教训了我们,让我们变得聪明起来了”的谆谆教导,这一次从一开头就拒不开放,不仅将外国救援人员拒之于门外,而且让大多外国记者无法顺利到达震区。此举使得来自玉树的消息远不如当年汶川地震那样丰富,中国境内的人士如果不能“翻墙”,则只有两类消息来源,一类是国内媒体在宣传禁令下的消息,这些消息铺天盖地,以报道党与国家领导人如何关心这场地震、受灾民众如何感因戴德;解放军及武警官兵奋不顾身地抢救、社会各界救援如何及时送达等“正面报道”。另一类则是来自博客与Twitter上的消息,这些消息均发自现场,往往是某地的一些具体真实场景的披露,无一不否定着所谓“正面报道”努力塑造的党与政府的形象:

    在死亡人数上,政府统计的残废死亡人数虽然“稳步增长”至两千余人,但在震灾现场的人却通过多种渠道告知外界:他们亲眼看到的死者已逾万人,他们“不明白为何国内电视报道的死亡人数只有千余人”。

    在对灾民的援助上,中国媒体的正面报道是受灾群众及时得到了党送去的温暖如帐篷食物药物等;但现场的灾民却诉说着食物短缺,因得不到帐篷及风餐露宿,出现腹泻、感冒等疾病的苦况。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记者还指出,一些急需救济的藏民告诉他,运送救援物质的车从他们身边不断开过去,但并未有车辆给他们水与食物。

    其实,外地救援队伍因为高原反应,呕吐乏力等原因难于及时投入营救,这些情况说出来,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理解。但现场却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在被震垮的结古镇职业学校,藏僧努力搬开瓦砾,就在发现一只被埋者手臂的时候,原本在一旁休息的士兵突然行动,一边挥手要僧侣走开,一边拿着自备的摄影机开始拍摄,然后迅速挖出这名年轻女孩的遗体。 这一举动被参与抢救的藏僧斥之为“我们是想来救命,他们把这场悲剧视为宣传的机会。”《纽约时报》这条消息伴随着那张数位红衣喇嘛立在废墟上参与救灾的照片如今已传遍世界,人们根据自己生活在中国的经验,当然知道哪类消息才是真相。于是,这些令人悲伤的细节无情地撕扯着不少中国人的心灵。

    对国家救灾方式的一些思考

    中国至今还保持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特征,资源由政府垄断,大型公共工程与救灾事业也由政府承担。但从两场地震前后的政府行为来看,国人实在无法安下心来。导致国人不安的因素有两点:

    第一,中国人是否拥有地震预报的知情权?须知减少地震伤亡的最佳方式是地震预报,而非事后的救援。事后救援再及时,也因为人力、物力、时间的关系,只能算是亡羊补牢之举。两次地震都证明,部分中国专家具有准确预测地震的专业能力,只是国人无法得到政府的预报。既然专家已经预测到青藏高原已进入地震活跃期,庶民们为什么得不到地震预报?换句话说,中国的地震预报什么时候能够从“维稳”的政治桎梏下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纯专业的问题?地震毕竟不是人祸,是天灾,提前预报既损害不了党的形象,也不会影响社会安定,让震区人民事先防范虽然会有生活的不便,但与无预警的地震所带来的巨大伤亡相比,其损失实在要小得多。

    第二,政府不要再迷恋于封锁信息这类前互联网时代的做法。中国当局应该认识到一点: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封锁信息几乎成为不可能之举。中国政府竭尽全力封锁信息,只是增加了人们得到信息的难度,所有的事情都会被拿到太阳光下曝晒。

    我相信,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是政府与民众的共同心愿,但如果维稳的手段还是这种控制信息加上政治高压的特色,每一次灾害来临之时,得到可能只会是民众的怨恨而不是爱戴。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4期,2010年4月22日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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