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说真话难的另类版本

    by  • October 12, 2010 • 传媒观察 • 0 Comments

    最近,《清远日报》总编潘伟在2010年新年贺词中写下了自己的工作体验,比如“不惹麻烦的报纸才是最好的报纸”,“广告客户认为,有传播效应的报纸就是好的报纸。因此,广告多的报纸就是好的报纸”。此言论经过网络广为传播之后,这位奉行“不惹麻烦”原则的报纸总编立即让自己陷入了“麻烦”,各种斥责声充满网络。其中的主流意见当然是认为报纸“是喉舌,是窗口,理应坚持职业操守,方才符合报纸所承载的历史和时代责任感”,……如此云云,不一而足。

    一般网民的议论我就不谈了,此处只谈媒体人对这段话的反应。一些媒体人表态,一类是称“大部分传媒人都不会这么想吧”,“作为一个总编辑这样说话,只能说,他端起了饭碗,却丢掉了职业操守”; 另一类是研究传播学的学者,说的是“用马克思的话,报纸是 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我们政府要求政治家办报也提倡监督,没有让不惹麻烦。任何时候都不能抹杀了报纸舆论监督的职能。”

    如果这事发生在民主国家,比如美欧等国,潘伟受到批评乃理所当然之事。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潘伟事件”(姑且名之)的吊诡就在于:中国的媒体人都知道潘伟的话是大实话,是中国95%以上媒体正在奉行的报道原则与经营理念;而批评潘伟的那些话,道理上虽然堂堂正正,但只是门面话、官话,哪家媒体真要去做“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定然是遭到宣传部门黄牌警告,弄得不好关张了事。而作为“揭露者”的记者,大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比如辽宁记者姜维平、山西记者高勤荣等,就都是因“孜孜不倦地揭露当权者”而身陷牢狱。即使一向政治正确的《南方周末》总编向熹,就因为在奥巴马访华时,舍不得放弃被美方“点名采访”的殊荣,尽管内容完全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但还是免不了被免职之命运。道理很简单:你竟敢越过国新办接受美国的采访要求!你将党的领导置于何地!

    双重人格是共产主义国家人民的通病,加之中国历来就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传统,中国社会一直流行两套话,一套是专用于场面上说的官话,一套是非公众场合说的半私半公的话,比如单位内部的讲话(私交、亲人之间说的话并不在此列)。比如潘伟在《清远日报》社内部掌握的这套报道标准与经营理念,本属于在报社内部讲的半私半公范畴,不宜宣之于报纸之上。潘伟之错,并不在于他奉行的标准较之同行有特殊性,而在于把报纸的内部讲话写进了给公众看的新年贺辞,不经意之间揭了本行当的底牌。也许他本人与他的报纸在清远那么个地方生存,“久在芝兰之室,不闻其臭”,早已经将这种生存法则视作天经地义之事。但他不知道本国许多同行――尤其是规模大、行政级别高的有影响力的媒体,虽然在做法上与他并无原则上的不同,但还得经常说些官话、套话为自己这个“饭碗集团”增加色彩与亮度,以保持媒体人的尊严――尽管这尊严经常被党与政府撕得粉碎。

    中国约共有四千多家报纸杂志,它们的负责人95%以上都是“潘伟”,从业者起码也有80%以上是“潘伟”。我不排除当中有部分人确实天性就偏好服从强权(毕竟是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但不少人确实是因长期受制于中国媒体的“生存法则”,渐渐发生人格变异的。中国媒体的“生存法则”可概括而为两点:一是绝对服从宣传纪律(政治压力),二是市场原则。

    宣传纪律只有“原则”规定,具体操作时,这原则就体现在各级党委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局)随机发布的各种禁载命令中。要言之,宣传纪律的原则就是一切从党与政府的利益出发,只让受众知道党与政府需要让受众知道的事情,按党给定的思维定势思考,真相如何不在考虑之列。在媒体业只要有一年以上的从业经历,就会对“政治雷区”了如指掌。随着从业经验日益丰富,也会日渐知晓其他“雷区”。部门主任的业务素质包括了解如何把关、规避雷区,不让“惹麻烦”的报道见报。对媒体来说,最要命的是偶然出现但为媒体所在地领导人或者各衙门所忌讳的事件,这些并非媒体人全部能够预先掌握,有些要等到触了礁之后才知道犯事了,而且“处罚”还特别重。比如你要是无意间得罪了本地交警部门,你报社的车上街轻则罚款重则扣押,直至报社以各种方式赔罪并让对方心满意足为止。这里还有一个必须说明的“行规”,就是中国传媒的行政级别决定了媒体受谁的管辖不受谁的管辖。比如《人民日报》是直属党中央的部级单位,报道省市县的丑闻时,省市县领导们就只能通过关系“情商”,而不能训斥。《清远日报》这一级别的媒体,哪怕揭本市党政机关一个科长或一个乡长、村长的丑闻,都有可能会惹来滔天大祸。

    市场原则,即追求经济效益。中国媒体,党与政府机关报有财政拨款,其余的大多数依靠市场化生存。前者的生存压力虽然相对后者要小得多,还是需要企业广告与赞助,否则本单位的福利无法提高。所谓媒体的“市场化生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主要依靠发行量,如《读者》、《南方周末》等。这类媒体数量很少,因为宣传纪律对政治与社会话题的严格限制,使得报道空间大为缩小;另一种主要是依靠广告收入与企业赞助,这种媒体遍布中国,它们之间的竞争处于白热化状态。我曾听过一位报社副总编在内部会议上说过:“什么是报纸需要的一流人才?能拉来广告与赞助的就是一流人才。能写的记者到处都找得到,经营人才却非常难找。只要给我经营人才,没有现成的记者我也能办出报纸”,这番话对记者们颇有几分冒犯,但他却经常不经意就说出来。他比潘伟高明的地方是知道说话内外有别,不会将此写进报纸社论及新年感言之内。

    写下此文,绝无赞扬潘伟奉行如此理念之意。我想说的是,批评者与其拿自己也没能秉持的新闻原则去批评潘伟,倒不如探讨潘伟的这番种媒体理念是如何形成的,探讨一下中国的言论思想管制对人的戗害。那开口就是“我们政府要求政治家办报也提倡监督”的学者,煞有介事地拿着假话当真话说,让人听了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因为他说这些话时,竟然假装忘记中共设置各级宣传部门充当思想警察这回事,也假装忘记中国制度化地严格控制媒体、管制言论这回事。

    (首发于《纵览中国》首发, 2010年1月12日,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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