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世界来说，突尼斯发生的“茉莉花革命”实属不期而至。根据西方媒体的解说，导致这场革命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经济困难导致的高失业率、腐败、总统本·阿里的独裁。这只革命“蝴蝶”扇动的风不止吹皱了埃及等非洲国家的一塘春水，远在亚洲的中国对这场革命的反应更是异乎寻常地强烈，只是在朝在野观察这场革命的角度完全不同。
发展经济并非建构政治合法性之途
先说中国民间社会的反应。此次突尼斯革命的导火线是一个小贩（身份是失业大学生）自焚。而中国人这几年面对因各种原因而自焚的同胞几乎陷入麻木状态，失业率高达27%，远高于突尼斯的13.1%。面对突尼斯革命，渴望民主自由的中国人所思所想的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同类事件在中国屡屡发生，却无法引发这样一场革命？中国什么时候才有发生这种革命的可能？
对于中国当局及其智囊群体而言，他们考虑的方向正好与民间社会相反。因为突尼斯革命证明中共过去30年深信不疑的“真理”――“只要保持经济发展，就能维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成了谬误。因为按国际社会各种相关的经济社会指标体系的测评，突尼斯在不少方面优于中国。且看：
突尼斯经济发展成就被誉为“突尼斯奇迹”。与中国一样，本·阿里采取积极的对外开放姿态，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跨国公司，每年GDP增长保持在5%左右。2007年达沃斯论坛曾把突尼斯评为经济上最具竞争力的非洲国家，领先于南非。目前，突尼斯的人均收入大约有4000美元（中国约为3600美元）。
2009-2010年度世界经济竞争力论坛年报显示，在经济竞争力、抵御金融危机、通讯和信息技术促进和生活质量改善等方面，突尼斯在133个国家排名中名列非洲第1、世界第40。《经济学人》杂志通过对收入分配、地区差异、行政机构状况、社会安定以及民主等基本标准的评估，列出世界各国政局排名榜，在165个国家中，突尼斯位居世界第32位、阿拉伯国家中第5 位和非洲国家中第2位。
从廉洁度来说，根据透明国际2010年最新排名，突尼斯全球排名59位，属于还算廉洁的国家。中国同年列在第78名。
突尼斯比较注重民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行对基本食品物价补帖的社会福利政策，90年代后改为缩小补贴范围，减少补贴费用，分期提高基本食品价格，但保护困难户和低工资收入者的购买力。2001年全国78％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74％的居民享受医疗保险，8％的居民持有免费医疗证。2006年，社会保障覆盖率达90.4%。据突尼斯政府网站介绍：大约3/4的突尼斯人自认为是中等阶层（有趣的是中国各阶层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约80%的突尼斯家庭拥有自购住宅，贫困率下降到了4%。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5％左右。
突尼斯还实行9年一贯制免费教育，大学入学率为31.7％。与中国百姓被住房、医疗、教育等新三座大山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并为高通胀所苦的状况相比，突尼斯人民的痛苦似乎相对要低得多。
革命的爆发缘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
从政治经济状况来看，突尼斯的模式与蒋经国时期的台湾有点相似，政治统治属于威权统治模式。统治者希望通过经济高速增长来构筑政治合法性（称为“面包契约”）， 1957年结束法国殖民统治成立突尼斯共和国之后，布尔吉巴先成为第一任总统，继而成为终身总统。现任总统本·阿里自1987年接任总统之后，其所在的宪政民主联盟获全部议席，成为永久性的执政党，本·阿里为使自己成为该国永久的执政者，不断修改宪法，取消总统连任次数的限制，并将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上限增至75岁。这些当然都是迷恋权力的本阿里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规定。
但本阿里除了留恋权力之外，在有些方面还比较开明，他与中共统治者最大的不同是没采取意识形态教育与控制媒体的愚民政策。自1987年以Change为口号登台执政之后，除了追求经济发展之外，他还将捍卫人权、扩大民主作为优先的执政目标，1993年设立“总统人权奖”来激励人权事业。本·阿里扩大了宪法委员会的权限以监督总统和立法机构选举，还将立法机构的一院制改为两院制；他 宣布废除了多项对新闻出版的管制法令，允许私人经营报刊与电视台；突尼斯民众可以通过因特网、卫星电视和外国报刊接触外部资讯；他还废除了“诽谤公共权威罪”，允许多党制，欢迎在野党参与政治讨论和政治竞争，政府甚至为反对党的正常活动提供资助。2009年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在众议院的议席是161席，其余7个在野党为53席；他支持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允许工人罢工。2009年，本·阿里以接近90%的得票率连任总统，任期到2014年。
本·阿里这些举措无疑都有助于提高突尼斯国民的素质（中国政府则热衷于通过意识形态教育愚民），随着受教育人群的增多，突尼斯人的权利意识日渐觉醒。人们认识到了本阿里威权统治极不光彩的一面：第一，突尼斯从未经历通过投票箱转移权力的过程，1987年，本阿里将“终身总统”布尔吉巴赶下台，宣布突尼斯再也不需要终身总统，还用宪法规定每任五年，最多只能连任两届。但此后本·阿里却食言而肥，通过修改宪法等各种手段让自己盘踞总统宝座长达23年，直至最近被赶下台。第二，与所有的威权型统治者一样，本·阿里长期执政所享有的特权使其家族垄断了许多社会公共资源。几乎所有的报道都谈到本·阿里家族掌控国家经济，第一夫人穷奢极欲，人们将其比之为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腐败劣迹。第三，“面包契约”让人民满足于经济上的小康或者富足，但政治上处于无权的状态不能成为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突尼斯中等阶层在政治上普遍希望对社会公共资源及时进行调整，对本·阿里的政治专断和长期执政日益不满，倾向于建立竞争型、轮替型的民主政治生态。
可以说，与其说突尼斯这场“茉莉花革命”源于经济危机或发展困境，不如说缘于突尼斯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其对政治变革的诉求。
与历史上多次汲取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教训一样，中共当然会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中吸取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应该是认识到发展经济不能构筑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但吸取教训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仅仅从本党利益出发考量，继续剥夺民众的生存权以自奉；同时堵塞社会利益诉求管道，加大维稳力度，任由高压锅的蒸汽继续膨胀；二是从中国的前途与民众利益出发考量，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搭建制度平台，在合适的时候开放报禁与党禁，实现社会的和平转型。
胡锦涛此次访美，特别提出“美中关系四要点”，其中包含“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以此观之，中共只可能从本党执政权出发考量利弊得失。剩下的两个问题就是：天价维稳的局面还能撑多久？中共统治结束后留给中国人民的是个什么样的烂摊子？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1年1月27日，第4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