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最近中国出现了一些让乐观者不免浮想联翩的事情，比如《人民日报》4月28日的社论“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等消息，但中国人权的现实及其前景却根本不容乐观。最近的美中人权对话毫无实质性进展就是例证。

这次人权对话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两点，一是这次对话恰好发生于中国人权状态严重恶化之际，这就注定了这次对话注定是“鸡同鸭讲”，双方各唱各的调；二是美方使用的措辞前所未有地严厉，比如国务卿希拉里点名批评中国人权状态恶化，国务院报告中使用了“黑狱”等词。但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次中美人权对话，与其说是美国希望中国人权状态改善并取得进展，还不如说是奥巴马政府希望藉此回应过去所有的批评，表示本届政府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不象一些人指责的那样态度暧昧不明。

如果要说西方社会通过这次对话有些收获的话，那就是它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为人权外交寻找新的着力点。因为中国的态度已经很明确：北京对人权的基本解读仍然是为13亿人口改善生活条件，对言论、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的严格控制决不放松。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状态的任何批评与建议，在北京眼中都只不过是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因此，为人权外交寻找新的着力点已经不容回避。

北京早已在多年的人权外交中找到一些办法应付西方国家的压力。一方面是用外援等经济利益拉拢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阻止通过不利于中国及其重要盟友的任何决议，这种状况并不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变身为人权理事会而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中国主张“不以人权为题目的附加外交方式”，即大打经济牌。这种方式被西方媒体戏称为“订单外交”。近十余年来，中国正处于公共工程的建设高峰期，飞机、高铁设备、核电站等各项技术都需要从西方国家引进。于中国来说，这种需求是真实存在，但向谁买不向谁买，则包含着政治考量。于是大量的商业合同被北京用来对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21世纪零年代，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这种“订单外交”是不能否定的真实存在。只是出于形象方面的考虑，双方都不会大加宣扬。也因此，人权议题反而被湮没在各种繁杂的外交事务当中，常常是象征性地作为话题，主要作用在于堵住西方社会的批评，对于中国的人权进步并无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订单外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人权被用来做为利益交换的筹码，这给北京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性提供了口实，很容易蒙骗对人权问题并无多少深刻认知的中国人。应该说，中国上述外交手段很成功地牵制了西方，许多人权专家在与北京打了十几、二十年交道之后，无法总结出成就，只能用接触总比没有接触更能影响中国来聊以自慰并使他人保持信心。

但认识到问题的存在远比解决问题容易。正如我在“面对中国未来前景的惶恐”（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978）一文里分析的那样，自从2001年中国成功入世以来，中国需要用改善人权的举动与美国交换利益的需求越来越小，而中美之间的人权外交基本陷入停滞状态。这段时期，表面上看，大量外国NGO能够进入中国，但事实上这些组织只能在中国政府允许的特定领域内活动，加上这些活动受到中国政府或明或暗的控制，对中国人权整体上的进步促进不太大。目前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反而在一段时间内加强了威权政府的实力，使其更有能力与信心拒绝政治改革。当然，用贸易条件作为改善人权的压力武器，其有效性也值得怀疑， 因为这种做法容易混淆人权政策的目的性，并分散对人权的政治支持基础。仅仅只是批评措辞的严厉化，对中国政府的行为并无约束力，无法阻止中国人权状态的恶化。

我认为，西方国家要为人权外交找到新的着力点。但新着力点的产生前提是需要西方国家不受中国经济牌的诱惑，否则一切免谈。换言之，民主国家的外交不能再延续以往的政治经济混合模式，而应当采用政经分离的新模式。人权问题原本是一个现代国际关系中有关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观、国家行为准则、国际关系伦理的原则问题，不应该把它与贸易等其他外交目标相混淆，或将其用作其他外交目标的筹码。西方国家在有关中国的人权问题上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基本原则，比如提醒中国政府履行承诺，按已经签约参与的国际人权公约履行条约义务和责任。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推动中国人权进步的基本前提，在于权利的主体——中国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大多数国人不认为自身的人权是个问题，并且接受北京当局“主权高于人权”这套说法，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与促进就会失去作用，最后成为一种形式。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51期，2011年5月5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