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破题:试办政治特区

    by  • July 28, 2011 • 中国观察 • 1 Comment

    中国目前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权利”叫板“权力”,“维权”对抗“维稳”,“上网”渐渐取代“上访”,民间与政府的对峙以越来越尖锐的形式突显出来。即使对时事漠不关心者,也能从7·23高铁事故中的媒体集体起义中感受到社会求变心切。假设北京高层尚有具政治前瞻眼光者,如当年启动经改的邓小 平,这时候就应该借力成事,促成中国政治转型。

    北京经常表示对民主化的深切担忧,一是忧虑“子民”素质太低,一旦“君父”放手就不知道如何走路;二是担心“民主导致动乱”。在此,我对症下药,帮助中南海衮衮诸公解惑释疑。

    一、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开办政治特区,让少数地区与人民先民主起来,带动全国人民共同民主。

    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第四、五两代中共领导人完全可以师法当年邓小平开办经济特区的做法,拿出政治智慧与政治勇气,在广东、浙江、江苏,以及四大现代化橱窗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开办政治特区,让它们先走一步,开出一条路来。

    为何选这些地区与城市做政治特区试点?主要原因是这些地方经济发达,人均GDP与人均受教育程度与开放度都远远高于国内其他地区,可以免除中南海领导们对人民素质低不堪承担民主化大任的担忧。尤其是北京,既是中国高等学府云集之地,九大常委“龙潜”时大多在清华、北大读书,这些地方既然能哺育出中共的多位高级领导人,谁敢说它们素质低不能实施民主?而且这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知识精英云集,经济精英众多,行政人才与智囊型人才都不缺。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高,做为权利主体的自治能力也比较强,党不用累得象如今这样,连个居委会主任都要一一考核任命。只要给这些地区松绑,他们定能创造出比现在好的政治格局。

    在经济发达地区试办政治特区,还有一个好处,便于精简行政。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现在几乎占了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正应了“政府太大,养不起”的尾大不掉之局。裁员吧,又担心引起很大矛盾,比如云南等地方政府一裁员,那些失去了铁饭碗的小公务员无处可去,只能长年上访。在经济发达地区开办政治特区的好处,一是政府的社会保障体制据说已经完善(我这里假定媒体上就此所做宣传全是真实情况),二是其他部门就业机会相对多一些,因而化解裁员压力的渠道远比落后地区多,不用担心被裁汰人员因无出路而成为上访族。

    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试办政治特区成功之后,就可以在其他地区逐渐推广,通过这种让少数地区的人民先民主起来,再带动全国人民共同民主,就可以促使整个中国民主转型。

    对于一些不同意见,比如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左派,北京也可以划出几块区域来试办红色特区,重庆就是现成的红色特区,如果需要一个乡村试点,可选在湖南韶山,这个地方是毛泽东的老家,对毛的情感很深,念念不忘,有很好的心理基础。当然,如果还有地方愿意充当红色特区试点,经过当地民众投票表决,也可自愿申办试点。这样省去了乌有之乡上的左派们成天打口水仗,引导他们将精力全部投放到建设红色特区这种创造性工作上去。

    我这说法并非拍脑袋想出来的,发明权可归于党内元老田纪云先生。1992 年邓“南巡”之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发表了一篇内部谈话,传达到科级干部,听了印象深刻,记得大意是:“有人要坚持计划经济,好办。建议搞个计划经济特区,发粮票、布票、统购统销。实行自愿原则,让坚持要搞计划经济的人住那里去。看他们愿不愿意去。”后面大概还有让计划经济特区与实行商品经济区域竞争,看最后谁赢之类。

    田纪云是中共自己人,所思所想当然都是从党的长远利益考虑。从他这建议里可以化出政治特区的构想。至于是骡子是马,还是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五年十年可见分晓。如果红色特区赢了,至少可为上世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比赛,最后以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惨败的历史挽回一点面子,为国际共运史留下一条小小的光明尾巴。

    二、实行党内民主,让党内形成一些派别,竞争上岗。这种稳步放开,可免中南海“民主导致动乱”的担心。

    所谓“民主导致动乱”论,北京以前常拿来做例子的是1989年六四运动,最近这些年随着民智渐开,六四已经成了北京需要紧紧捂住的疮疤,因此所举的例子又变成了台湾与泰国的红衫军——其实这两国人民本身倒真还没觉得他们那有什么“动乱”,北京是在代古人担忧。今年5月我去台湾,台湾知识界与文化界人士很骄傲地对我说,“我们台湾人现在最不怕的就是换政府,干不好,就下来,换一个就是。塌不了天。”

    我当然理解北京所谓“民主引起动乱”的担忧,并不真是担忧民众上街游行,聚在一起评议时政这类小动作。北京真正的担心是“千里长堤溃于蚁穴”,一个小口子没捂住,导致政权易主,继任者将严厉清算前政权的政治帐与经济帐。通过换位思考,我很理解北京这点担心。我也很认真地代北京想过这事,改革以来的30年,北京的政治帐倒是欠得不太多,除了“六四”,其余都是些零星帐,因此欠的主要是经济帐,那些关于红色家族巨富的故事,以及时时被提及的大规模资本外逃等,都属于经济欠帐。对此我也提供一个疏导之法,在这类善后工作上,采取软着陆的方法比硬压制要好得多。

    去年瑞士制定的《独裁者资产法》已于今年2月1日生效,中东北非几个国家独裁者的家族资产按些法规均已冻结,所以中国高官其实也只剩下维京群岛这些不太牢靠的地方可以藏金。为了保证这些年来聚敛来的财产不至于化为泡影,唯一的办法是让政权继续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最现实的做法是先在政治特区的中共内部实行党内民主,摹仿日本自民党,允许党内有派,互相竞争。政治特区的议员与行政首长都通过选举产生。这种选举其实翻不了大浪,因为在目前的中国,没有什么政治组织可与中共争雄,只要宣传与组织工作得当,选举的结果大概还是中共的几个政治派别推选出来的候选人当选。

    只要政权暂时姓共,即使在政治特区内逐渐推行司法独立,放手让民众自由结社,放开新闻,形成社会压力集团,也不会导致一夜之间风云变色,政治全部翻盘。这样做,中共官员失去的只是继续腐败的机会,但可以保全以往积攒的腐败存量。中共作为一个整体,有足够的时间为自己平安下车做准备。历史上,许多皇帝都成天祷祝,希望上天保佑自己万岁万万岁,但从来没有不变之政权。穆巴拉克一世英雄,就是因为多恋了几年权,最后难免铁笼之羞辱。那个蒋经国,当年台湾戒严难道没他一份?只因人家明智地做了“结束专制的最后一位专制者”,为台湾民主化创造了条件,不仅本人青史留名,也改善了人们对蒋氏家族的风评。

    所谓政治转型,无非是三点,第一,政府为构建公民权利搭建制度平台,让人民能够成为自治的权利主体;第二,为权力退出经济领域开列时间表,实行倒计时办法,逐步改变目前政府既是资源的垄断者与分配者,又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与参赛者,最后还是裁判者之格局,减少官员腐败机会,让官府不再从民众口中夺食,就能消除政府与民众的矛盾根源;第三,建立超越一党利益的政治换血机制,即多党竞争。这三点要达成的目标无非是约束权力,减少腐败,让人民能够活得有尊严一些。如果抛开一党(尤其是中高层利益)之私利,这种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无论于国于民还是于共产党自身,都极为有利。以中共目前的庞大势力,只要能够洗心革面,施行善政,就能赢回民心,在民主选举中获得大多数的选票。

    我这“策论”写得既不恭谨,也比较刺耳,但句句都是肺腑之言。请中南海衮衮诸公三思:过去就是由于你们太关心人民,老将人民当作不会走路的婴儿看待,要一切代管到底——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一下,有时候我实在分不清党与人民的关系到底谁是谁的爹娘,比如在追悼会上为党的领袖亡灵致辞时,总要说某某是人民的儿子(邓小平就被称为“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但这“儿子”却将做“父母”的人民当作弱智儿童,从言论到思想再到行动,无一不行“代表”之权,结果这“儿子”劳心劳力还折腾得“父母”吃有毒食品,喝三鹿奶粉,坐D301高速列车,劳碌终生买不起一套房子,散个步都有警察拿枪看着,最后“父子”之间反目成仇,势成水火,何苦呢?

    十余年前,我写了那本《现代化的陷阱》,向国人,尤其是向作为执政者的中共发出呼吁,但北京不仅不愿意面对问题,反而以为消除作者的声音是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现在我再次向北京呼吁, 历史机遇不会永远存在,如果错过这段中国尚有“面包”的时机,中国虽然能在近十年继续维持“溃而不崩”的状态,但最后必然走向双输之局。国人输掉的是社会重建的资源,统治者除失去政权之外,还将面临铁笼之困与倾巢之忧。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1年7月28日首发,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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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Response to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破题:试办政治特区

    1. sg1991
      June 14, 2014 at 03:32

      【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现在几乎占了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据上下文,是否前一“财政收入”为“行政支出”,忆北京周天勇曾有研究说4成多财收花于财政饭的养人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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