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遮蔽中国当代政治的巨大阴影

    by  • September 8, 2011 • 历史与文化 • 0 Comments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前景阴云渐浓,毛泽东及其统治模式无论是作为未来中国一项备选的政治模式,还是作为一个无法绕开的历史问题,都越来越频繁地回到公众视野中来。今年8月27日,近百位党内开明派及知识分子在北京以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0周年的名义举办的座谈会上,再次提到正确认识“文革”及毛泽东于当下政治的重要性。

    认识毛泽东历史作用的几个视角

    由于北京当局在毛泽东的问题上不肯直面历史,还利用各种宣传机器有意呈现放大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光明面”,不但造成了年青一代对毛的错误认识,还造成了国人政治思维的严重混乱。

    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革命与统治,至少应该从三个视角加以观照。这三个视角依次是:一、中共党内对毛的认识与反思;二、超越一党利益、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视角考察毛对中国文明(含精神与物质两方面)进步所起的实际作用;三、毛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所谓“亚非拉革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其中第一个视角,即中共党内对毛的认识与反思是最关键的视角。第二个视角的观照,恐怕得等到中共统治结束之后才能真正开始。至于第三个视角,国际社会已有的研究已经不少,只是中国人当中的绝大多数无法获知这些信息。

    其实,中共党内对毛泽东及“文革”的反思,现阶段北京的宣传在方向上是完全错误的。就算是方向正确的反思,也无法达到1981年曾经达到的思想高度。

    中共党史上唯一的一次全面自省

    1981年,中共中央曾出台一份历史性文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在正式出台之前曾经过党内长期深入讨论。从1980年3月开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以胡乔木为首的20多位党内“高级秀才”共同参与写出“草案”后,于1980年10月在党内4000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讨论,再经过40多位党内高层人士再审议并反复修改后,终于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其时,郭道晖(著名法学家,“法治三老”之一)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相关讨论简报等工作,有机会得悉讨论情况。他发表于《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的文章“1981年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透露了这次讨论的一些详情。

    这次讨论涉及如何评价“文革”前17年、“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个人功过等数方面。《决议》草案提出,在“文革”前17年当中,多数情况下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与会者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认为由于1949年以后中共不断地搞政治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但这不是党犯错误,主要是毛泽东犯错误。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有许多发言很深刻,比如团中央胡克实认为马列主义尚且没有什么“体系”,毛泽东既没有“全面发展”马列主义,为何反而形成了“体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如“继续革命论”、“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李维汉从十个方面列举了毛的“片面性错误”,涉及到毛知识方面的结构性缺陷,如只熟悉农业社会,不熟悉工业社会;只了解中国线装书,不了解近现代西方科学知识及人文社会科学;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等等。

    这次讨论还涉及到毛个人的为人行事及思想作风。与会者认为1949年以来许多政治事件的发生与此有关。比如李颉伯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胡克实认为毛善用权谋驾驭下属,“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孙冶方同志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还有人指出毛泽东经常出尔反尔,常因政治需要否定自己所言并嫁祸他人。夏衍则用16个字概括毛的错误:“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他说1957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还有人指出毛泽东善嫉,对功劳名声曾盖过他的朱德就因嫉妒而打击。

    这些曾长期在毛手下做事的高官们的回忆,其可靠性自不待言。就其见识来说,当然也远比那些在毛身边从事厮役之职的卫士长、护士长、女服务员高得多。后者见其小不见其大,往往以毛兴之所至的一些小仁小义来判言毛有大仁德,全然不知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更应该考较其大智慧与治国之才。只可惜这次讨论的言论都被当作“国家绝密”束之高阁,一般研究者无缘问津。后来通过的正式《决议》主要遵循邓小平与主持起草的胡乔木的意见,并未采纳大多数与会者的看法。

    人类文明史上的天问:为何独裁者崇拜毛泽东?

    中国官方学者现在津津乐道“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世界曾经有过的巨大影响。国内专研中国外宣历史的何明星曾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毛泽东著作在世界的传播——‘红色世纪’留给当代中国的巨大文化遗产”。作者将受到毛思想影响的“革命领袖”历历细数,埃塞俄比亚、贝宁、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国的“革命领袖”均列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何明星有意避开了一个关键问题,即这些“毛主席的好学生”后来大都成为独裁者,给他们的国家与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这些“毛主席的好学生”当中,少部分人是先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成为国家领导人,待成立内阁后再伺机实行独裁统治。但更多的人是通过革命之路直接走向独裁统治。这些人由“革命领袖”变身为独裁者,其间几乎不需要思想与行为的转换,区别只在于 掌权还是未掌权。卡扎菲与毛泽东的相似性,我已在“从革命者到独裁者:卡扎菲最象谁?”一文中介绍过。本文且以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为分析样本,就知道毛主席的好学生具有何种特质。

    如果说毛泽东的其他学生主要是受到毛的思想影响,那么波尔布特则是受到毛的亲炙及大力栽培。1952年及1957年,波尔布特曾两度秘密前往中国受训,通读了毛泽东的全部军事著作,从武装割据到农村包围城市等等,并确定毛泽东思想为柬埔寨革命的指导思想。1962 年波尔布特当选柬共总书记,于1965年11月第三次亲赴北京“探寻革命真理”。在北京的三个月受训过程中,陈伯达、康生等人给他系统地讲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理论和经验。1966年2 月,波尔布特返回柬埔寨开展他的革命事业,把柬埔寨劳动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75年,他发动“红色高棉运动”,推翻亲美的朗诺政权,建立一党专制的独裁政府。1976年至1979年间出任民主柬埔寨总理。

    波尔布特学习毛泽东的“成绩单”如下:在其执政的3年零8个月时间里,柬埔寨人口骤减了三分之一(《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版)。在杀人的速度上,它超过斯大林的肃反;在施害的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残暴和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在毁国毁民的后果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这场人 类史上无先例的大屠杀,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 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因为它既不是种族间的,也不是地域间的,既不是利益间的,也不是宗教间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识形态间的。 因为除了波尔布特临终前的谵妄——“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著作来说明或解释这次屠杀的目的是什么。

    在此期间,据说中国总共向红色高棉提供了高达10亿美元的援助。而红色高棉与毛以及中共的关系,除了中国人之外,世界都知晓。

    在颠覆中华传统文明方面,毛泽东所起的作用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人物。“毛主席的好学生”具有的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特性,以及毛亲手发动的“文革”对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都离现在并不遥远。但中国当局为了维护一党专制的极权政治,不仅有意忽视这段历史,还刻意蒙蔽国民心智,让中国青年一代(包括少部分毛泽东“文革”政治的既得利益者)塑造了一个与历史真相完全不符的毛形象。这种政治举措,不仅殆害中国当代,还使中国未来的政治前景非常晦暗。如果不搬开毛泽东这块遮蔽光明的巨石,中国还会在专制这条路上徘徊很久。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1年9月8日首发,第60期,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178

    About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