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记得毛泽东当年荣登北京金銮殿之后，曾将中国称之为“一穷二白”，“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此后的中国，前30年是毛泽东在用他那墨迹酣畅的狂草肆意涂抹，后30年则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各级官员用意笔、工笔、泼墨、后现代等各种画法肆意涂抹。目前这幅已无多少留白的中国画卷，正挑战人类有史以来的“审美”极限与伦理底线。
中国到底是富还是穷？
这恐怕是国际观察者遇到的第一个颇感困惑的问题。中国现在还未主动向“发展中国家”这一名号挥手再见，但其经济规模之大却已令人眩目：已在以GDP排座次的世界经济宴席当中排名老二，拥有外汇储备3.2万亿。而政府更是富得流油，这么大一块GDP蛋糕，竟然被政府切走了三分之一，全世界堪称独步一时。不久之前，富国俱乐部重要成员欧盟还曾一度指望中国拿出一万亿来拯救欧盟危机；但要说中国穷，那也真是穷，自家还有1.5亿多人生活在日均消费一美元的绝对贫困线以下——这个现象我在若干年前就已用“国（政府）富民穷”概括之。
即使是今年在阿拉伯之春中纷纷倒台的独裁政权，突尼斯与利比亚的社会福利也与中国有不同，政府切走的蛋糕没那么大，穷人的福利也比中国要好不少。
中国现状对多种经济理论的挑战
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扮演的角色，让人无法为其准确定位。说中国是发达国家，那也不假，至少中国的物价无论是按购买力平价还是其他标准，无论是住房、油价还是肉类粮食蔬菜牛奶等日常消费品的价格，都已超过世界老大美国。只是发达国家依靠出口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这点中国还暂时没法做到。但说中国是后发展国家，它现在却既不出口资源，也不出口农产品，反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源与粮食进口国，不仅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富国与非洲、拉美诸多穷国得向中国提供各种矿产资源，就连老大美国还得向它出口玉米、大豆、猪肉、无污染鱼类甚至大米——如果按照左派与新左派奉为经典的“依附论”之说法，上述这些为中国提供资源与农产品的国家，管它是发达还是不发达，全都已经沦为中国的“经济附庸”，让中国“榨取剩余”。
中国到底想让自己在国际经济格局占有一席什么地位？遥想30年前中国对外开放之初，曾经雄心万丈，视出口加工这种劳密型低端生产为权宜之计，一心一意要以市场换技术，改变这种出口多少双运动鞋只能换回一架波音的局面，因此在知识产权上连偷带划拉，弄得美国、德国等国怨声四起却无可奈何。政府也曾将产业结构转型当作方向，舆论也成天鼓噪，但结果又如何？到目前，不仅产业结构没有能够向技术密集型成功转型，反而将玩具、电子产品等曾经垄断世界市场最大份额的劳密型产品折腾成了劣质产品，市场份额正在迅速缩小。你要说中国技术落后，却已经连续多年放出神五、神六甚至天宫一号飞船，却楞是生产不出供人民日常食用的合格奶粉，最后是按照中国国情将奶粉合格标准降低了事。中国似乎也心甘情愿地将本土当作污染企业存身之地，中国的煤炭、化 工、冶金、电力、建材、电子、轻工行业均为职业病高发领域，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超过2亿人。虽然有几项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在迅速扩大，那就是生产过程产生高污染的PX等石化产品与稀土，以前者而论，2009年以后中国PX产能跃居世界第一，2010年中国PX产量占全球产量近1/4。在石化产业渐成经济支柱的同时，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中反污染抗争已渐成第三大类——中国的资源优势似乎只剩下不在乎污染这一条。
中国的现状还对宏观经济理论提出挑战。要说中国经济增长之速，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那也真是前无古人。中国一直骄傲地向世界夸称自身以每年超过8%的增速增长了近30年，这一纪录从来就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保持。按照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增长必然促进就业增长与消费增长，这也是美国欧盟等国多年经济发展史所证明了的。但中国却非常特殊，这么高的经济增速却并未促进就业率及消费率的增长，就业增长率从上世纪 90年代末期至今就一直徘徊在1-2%之间，消费率（即居民消费占GDP比率）则逐年走低，至2009年降至37.3，低于世界平均约40个百分点。中国这种宏观经济数据之间的严重不匹配，也对发源于西方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了严重挑战。
总之，没有现成的经济理论能够解释中国现有的经济状况。按各种现有标准划分，也很难将中国简单归入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自己也比较喜欢这种身份不明状态，因为这便于它灵活调整座位：需要话语权时，坐在发达国家行列；需要尽义务时，则与发展中国家为伍。
挑战人类的政治伦理底线
如果说中国近30年经济改革，前十年主要依靠放权让利，发展多种所有制，改革国企推进，那么后20年里的辉煌成就，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取得的呢？
如果要问中国人，中国的支柱产业是什么？答案肯定会一致集中于“房地产”，我再加上一个资源产业（即以煤业为主的采矿业）。在2008年发表的《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一文里，我对此说得很明白，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房地产、矿产、股市等资本市场这几大板块，政府对资源的抽取也主要集中于这几个领域。房地产的发展既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也为中国造就了不少房地产富翁，还造成了1.2亿的失地农民与300多万城市拆迁户以及全世界最高的房价。采矿业为中国贡献的GDP号称“带血的GDP”，不知吞噬了多少矿工的健康与生命，还产生了一个全世界没有的“产业”，即“杀猪产业”，一些人性泯灭者引诱人当矿工，伺机谋人性命伪造成事故，并以死难者家属的身份向矿上讹诈赔偿，这是中国矿山近年来屡屡上演的残忍“戏码”。
这两大支柱产业奠基于牺牲无数中国人的生存权之上，各地不绝的自焚抗争也未能阻止地方政府的拆迁，开胸验肺这类悲惨故事大概在人类社会仅中国才有。《光明日报》最近发表文章，称中国每天消失20个行政村，这篇文章担心的是无人种地，我则看到每天在批量制造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农民。
借助政权力量掠夺本国人民的生存资源与健康，可称得上对人类政治伦理底线强有力的挑战。
挑战人类的生态安全底线
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三才”的天地人现在成了什么样？
天，据说中国大多数城市早已看不到蓝天，阴霾覆盖。据中国环境规划院估计，中国每年有40多万人因与空气污染相关的疾病而死亡——2006年，世界银行所做的相关报告称是75万人，中国以维持社会安定为由要求其删减为40多万人。
地，被折腾得满目疮痍，我在这里就不列举那些有关水污染与土地污染的数据了。去年甘肃舟曲之灾后，中国总算承认这是缘于大自然对人类过度开发的报复。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透露的数据显示中国人生活的国土已不再安全：2010年1-7月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26,009起，是2009年同期的近10倍。全国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20万处，其中类似于舟曲的特大型和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1.6万处。带血的GDP也难以为继。全国的资源枯竭型城市按官方公布已达44个。其中产煤大省山西的地下采空面积高达1万多平方公里，占该省面积10%以上，其中一半以上已发生塌陷。
人，整体健康状态不可乐观。全国数百个癌症村，受各种职业病危害的人数高达2亿，这还不包括那些爱滋病病毒感染者、结核病患者、乙肝患者、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 中国官方还称有一亿多国民患有精神病。
早在2005年，中国官方宣布共有生态难民1.8亿。
一张被肆意涂鸦的“白纸”
毛泽东在中共建政初期形容中国“一穷二白”，是因为他没有现代财富观，未将中国土地、水资源及生态环境算作人类最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
其实，正是毛眼中这“一穷二白”的旧中国留下来的生态资源支撑了共产党60多年的统治，尤其是近30年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土地资源支撑了房地产，水资源支撑了三峡等水电工程，地下矿产资源贡献了各种带血的GDP，历史文物资源成就了旅游业。仅以土地一项为证，1989年至2010年的21年间，政府卖地收入从1989年的4.47亿元，增至2010年的30108.93亿元，增幅达6732倍。卖地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随着水涨船高，1989年时土地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为0.24%，但到2010年，这一比例达到74.14%。增长308倍。而且对土地价值的榨取到了前所未有的“精明”程度，活人的住房产权70年，一些地方已经以房屋质量为借口要提前拆迁；死者的墓地竟然规定20年后要重新交费。
本朝与前朝最大的不同在于：前朝所处时代的科技发展水平有限，因而对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有限，王朝虽然倾覆，但还能将这些江山留下。而共产党执政的这60余年，尤其是最近这30多年，科技开发能力大发展，为各种资源的竭泽而渔提供了技术手段。于是在这张用枪杆子夺来的“白纸”上，各地政府官员根据各自的审美能力与利益需要涂抹上种种不忍卒睹的图画并留下污迹。
如果说，60余年前的国民政府为中国留下的是“一穷二白”的白纸，但各种生态资源均还完好；中共以掠夺生态资源为代价的发展为后世留下的却是一幅满是涂鸦污迹的狂草图，而且耗尽了所有作画的材料。
（此文标题在网易何清涟博客改为“中国现实：权力的涂鸦”，原载《中国HRIC双周刊》，2011年11月3日，第64期，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25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