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夹缝中艰难推进的中国之人权——兼评笑蜀“国际社会帮倒忙”之说

    by  • December 1, 2011 • 读书与随笔 • 0 Comments

    本文写作缘起

    11月15日,原供职于《南方周末》的笑蜀以本名陈敏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标题为:Why China Won’t Listen,意译应为:中国政府为何不肯倾听有关人权的批评声音。

    笑蜀的文章有几个要点:一,他认为,国际社会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等于向中国政府脸上扇巴掌,伤了中国政府面子。这种压力不仅不能迫使中国政府让步,反而会帮倒忙,导致受迫害者处境恶化,他用来说明的例子是他本人被南周解聘与陈光诚的处境恶化。二是告诫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交涉人权问题时要讲究技巧(比如私下解决),还要让北京感到解决问题对其有帮助。

    笑蜀提到的第一点,缘于他本人的感受,我相信他这种认识发自内心,否则也不会冒着被批评的风险一吐为快。至于陈光诚的情况,其实是临沂当局从来就非常不人道地对待陈光诚,并非外界关注才使陈光诚的处境恶化,我相信陈光诚也未必同意笑蜀代他如此立言。笑蜀提到的第二点,则是因为他不了解美国人权外交产生及其后失败缘于外部条件变化,更不了解北京用金钱“团结”了不少发展中国家,导致联合国人权机构功能瘫痪等事实。考虑到解惑释疑比批评人更有实质意义,我准备在此文中向读者贡献自己多年的观察经验,

    近十余年以来,中国的人权状态并非朝向改善直线前进,有时原地踏步,有时处于进一步、退两步的状态。有时因为某些特殊事件,更会出现大规模抓人的情况(如今年受阿拉伯之春影响担心中国爆发茉莉花革命)。这时候,国内的受迫害者及其家属,包括其他异议维权人士,在国内发布消息都不可能的情况下,都会通过一些海外管道发布消息,向国际社会呼吁,最先行动起来的往往是相关的一些海外异议色彩的网站及人权组织,然后是消息从中文世界向非中文世界扩散。这是国际人道援救的第一步。如果受迫害者连非中文世界都进不去,国际援救无从谈起。至于国际援救的力道为何越来越弱,则需要从三方面了解情况。

    一、美国为何放弃了“人权外交”?

    笑蜀在文中建议,美国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打交道时,要让中方觉得有利可图。这种想法倒也并非出自他的幻想,因为这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对华展开“人权外交”的基础。但当时美国手中握有一张王牌,其时中国还未加入WTO,需要美国国会每年通过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案。当时,“中国制造”的最大市场是美国,最惠国条款于中国出口行业利益攸关,美国即以此为筹码,迫使中国改善人权。北京为了获得最惠国待遇,被迫作出改善人权的姿态。最“经典”的做法是每逢国会开会讨论中国最惠国待遇前夕,就释放一至两个著名的异议人士并将他们送至美国。当时香港杂志多有讽刺中共将本国异议人士当作交换经济利益的的“派利是”漫画,让人看了哭笑不得。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人权外交的筹码。这时如果美国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做交易,只有拿出中国亟需的军事技术与禁止对华出口的高科技产品。这对中国来说很合算,因为抓几个本国子民做交换的人质,北京毫不心痛,且可以源源不断制造这等“资源”。但对美国来说就很不合算,因为每一点技术进步,都是美国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的结果,尤其是军事技术还有关国家安全。加之布什政府上台执政的当年,美国还发生了911事件。出于反恐需要,美国需要与中国缓和关系。在此背景下,对中国已无约束作用的“人权外交”日渐淡出,中美两国举行的人权对话越来越多地流于形式。

    二、国际人权组织备受北京困扰

    按照机构功能设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06年以前为人权委员会)是负责审议评估各国人权状态的机构,有权谴责那些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并提出制裁建议。但多年以来,中国通过“经济援助”收买那些担任理事的发展中国家,配合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捣乱,使人权委员会无法通过任何谴责中国的决议。联合国资深人权活动家菲丽丝·盖尔(Felice Gaer)曾接受中国人权(纽约)的采访,详细讲述了中国如何竭尽心力、投入巨大金钱,采用各种方法把人权委员会变成近乎无能的机构:在人权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无法对中国指名道姓地直言谴责、无法通过任何针对中国的决议;中国中国政府很擅长威胁NGO及小国政府,让它们保持缄默;中国很善于利用自身做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优势,并利用各种国际规则为自己服务。这种情况下,联合国人权委员甚至不能就中国的“文革”浩劫和普遍存在的人权侵犯表态,终至丧失声誉,迫使联合国不得不将人权委员会改组成人权理事会。在改组过程中,中国政府在小国之间纵横捭阖,发出的声音特别响亮,其目标就是要限制这一新机构的审查功能,使之成为一个于北京而言的“合作性机制”。(参见“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的交手:联合国的迷宫” ,http://gb.hrichina.org/public/contents/22454)。

    前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特别顾问艾米·加兹登(Amy Gadsden)根据亲身经历写过一篇“对抗、合作、倒退”(http://gb.hrichina.org/public/contents/22458),谈到自1997年至1998年的美中峰会确立了从人权到法治的方针之后,在2000年至2010年,美国从言辞到现实直接资助中国的人权与法治项目。为了让中国政府放心,这些项目选择了政府机构、人大及其他中国政府信得过的机构。但到了2005年,中国国家安全机构认为,这些合作项目是美国安放在中国的“特洛伊木马”,目的是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使这些合作无法进行下去。

    这两篇文章道尽了国际社会推动中国人权进步的艰难。笑蜀认为国际社会不讲技巧,不谋求私人解决,是因为他完全不了解国际社会在推动中国人权进步上历尽的艰难。

    三、个人应该如何谋求国际援助?

    在介绍完大背景之后,再回过头来谈笑蜀文中的第一个主要观点,即国际援助是否会导致个人处境恶化。

    这一点确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有几个关键因素因时因人因事而变化,所谓“因时”,指的是国际国内形势,一般来说,国内外形势不太紧张、中共政府感到的压力不够大时,异议维权人士的活动空间会相对稍大一些。其余就因人因事而成,结果是:甲用某方法可能成功,而乙用则不成功甚至效果相反。

    据我多年观察,一是与被迫害者本身受到的国际关注程度有关。有时受迫害者名声不一定大,但事件发生时,正好同类事件少,国际社会关注力度就大。有时由于受迫害者过多,这时候所谓“名人”得到的关注就多些。但在任何情况下,受迫害者不管是不是名人,仅仅只是受迫害失去工作,得到的关注程度有限,最多就是媒体关注,很快就成过眼烟云。原因很简单,除了香港人比较了解在中国的体制下失去工作是“卡住异议者的胃”之外,欧美国家的人士不会太将失去工作当回事,许多记者与NGO的工作人员本身的工作就处在流动状态中。

    二是个人受迫害的原因与其在国内所居住地点有关系。这点以前美国国会邀请我参加听证前,专门发函要求我解答中国的人权状态是否有地域区别?我根据自己研究过的不少案例,认为确实有,比如甘肃、湖南就与广东、北京不相同。在甘肃与湖南这些相对封闭的省份,一个人看香港杂志、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等,均有可能被地方当局构陷入狱。但在广州、深圳看香港杂志,根本不会构成任何入狱的罪状;同理,在北京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也不会构成入狱的罪状。这与地区的开放程度及地方政府官员的眼界有关。

    三是被迫害者家属具有的眼光与施救过程中的动员能力与公关能力。如艾未未母亲那样的外部条件,以及本人的见识与能力,大多数被迫害者家属并不具备。许多人在公安或者国安的恐吓下,担心亲人处境恶化,停止向海外呼吁,错过最好的向国际呼吁的援救时机。待回过神来,国际社会的眼光早被其他的案例吸引过去,而国际社会的关注眼光是种资源,这种资源是有限的,投放在哪个目标,以及投放多少,看似随机,实际上与受迫害者亲人及其“圈子”的媒体动员能力、与海外相关NGO的沟通能力都有极大关系。

    四、中国的人权进步需要内外合力

    在中国本土,人民争取人权受到强力压制,甚至人权的普适价值也被歪曲到只剩下吃饱饭的“生存权”,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国际人权组织的帮助。政治学家凯克(Keck)和森金克(Sikkink)提出了“回飞镖模式”(Boomerang Pattern) 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或政府拒绝对本土公众的压力作出正面反应时,来自国外的一些活动家或国际组织因基于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可以利用各种渠 道与舆论向有关国家的政府施加各种压力,并迫使该国政府做出相应的反应,调整政策。如果本土的社会活动家与国外媒体及社会活动家建立联系,就会产生一种明 显的“回飞镖效应”,即绕过本地政府的冷落和压制,通过国外渠道向该地的上层决策者施加压力,用中国流行的话语来说,是出口转内销。

    这种“回飞镖模式”至少产生几个作用:

    第一,可以及时向世界公布中国人权状态的各种消息,使中国政府迫害人权的劣行与反迫害的抗争处于透明状态,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第二,通过国 际人权组织的推动,借舆论压力说服或迫使各国政府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形成外交压力;第三,可以让中国国内的人权活动人士感到自己有强大的奥援,不是在孤军奋战。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66期,2011年12月1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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