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世界处在第四波民主化的入口

    by  • December 15, 2011 • 世界与中国 • 0 Comments

    ——写给2012年还处在专制下的人们

    2011年将与“1989-1990年”一样,成为世界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年份。世界现代史上的三次民主化浪潮都未曾触动的阿拉伯世界,却在2011年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出人意外地成为主角。这一年的春天,突尼斯一个小贩的自焚事件引发了一场“茉莉花革命”,以这场革命为导火线,在中东北非引发了一场席卷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时间渐至年尾,东南亚的缅甸政治突现转机,曾经热赞“普京大帝”的俄罗斯又爆发了近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针对议会选举舞弊的抗议示威,当年共产主义世界的“老大哥”正面临“二次民主化”的抉择。

    民主化背后的“路径依赖”

    在阿拉伯政治中,20世纪下半叶是政治强人时代,21世纪前10年是极端分子的“辉煌岁月”。这种历史与政治背景,注定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道路崎岖多艰,不象第三波民主化的东欧国家,它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外铄型的,是苏联用枪炮将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它们的,由于并非内生需要,挣脱这些枷锁并无特别困难。

    ——多年前,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第四章向读者特别介绍了以制度创新和明确财产关系为主要观点的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的路径依赖学说。这一学说对于观察今天北非中东俄罗斯及缅甸等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诺斯在观察了东欧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后,认为在转型社会中,通过己有的经验研究,这样几个方面是很重要的:第一,建立有效的经济市场;第二,建立有效的政治市场,即政治体制;第三,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的有效协调;第四,宏观经济政策与政治市场、经济市场的互相协调。这里所谈的四点其实就是一点:制度建设。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这一观点非常强调一个国家在制度改革过程中历史习惯因素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知道自己过去从何而来,不知道自己面临的现实制约、传统影响以及文化惯性,就不可能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

    以此观察正在经历“第四波民主化”的阿拉伯世界,就知2011年连续倒下的三个政治强权,今后的民主化道路将因自己的“路径依赖”而各不相同。

    一些国家“二次革命”难以避免

    迎接民主化最干脆利落的是突尼斯。10月下旬,温和的穆斯林政党复兴党在突尼斯首次民主选举中获胜,许诺将创立世俗化的多党派民主政治。埃及在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军政府当权,引起埃及人民激烈反抗,达百万之众的示威者在军政府血腥镇压下毫不退缩,经过连续6天的抗争之后,军方终于同意考虑通过公决交出权力。下一步如何走,尚在未定之天。埃及许多媒体报道说,目前埃及革命还没有完全成功,必须进行“二次革命”。

    利比亚进入后卡扎菲时代,这个充满了部族矛盾、地区矛盾、教俗矛盾的国家在经历过卡扎菲多年强权统治后,在推翻卡氏政权过程中一度形成的团结局面正被利益角逐冰释。在纵横交错的矛盾面前,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面临的局势非常复杂。新政府为了减少社会摩擦,宣布赦免卡扎菲的支持者,引发了被称为“革命起点”的班加西民众的不满。班加西民众在12月12日爆发了大规模游行,表达对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不满,并要求过渡委主席贾利勒下台。这是利比亚新政府首次遭遇民众的抗议。

    叙利亚在阿拉伯联盟11月发出最后通谍之后仍然顽抗。国际社会要求叙利亚政府停止对抗议者的暴力镇压。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11月22日以高票通过谴责叙利亚决议案,中国和俄罗斯投弃权票。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皮莱1号在记者会上指出,叙利亚的现况已经可以定性为内战。目前在抗议活动中被打死的人数,保守估计超过4千人。人权高专办公室认为有必要以危害人类罪,对叙利亚高层提出起诉。

    只有也门的独裁者萨利赫,在犹豫徘徊历经三次反复之后,于11月23日晚在调解协议上签名,交出其执掌了33年之久的权力。作为交换,萨利赫家族及其利益集团的核心成员获得了豁免权,免遭清算。

    由此可见,阿拉伯之春与第三波民主化相比,前路确实不如东欧国家平坦,因为二者的路径依赖完全不一样。每个国家的前途如何,既需要依靠政治人物智慧,更需要社会监督与压力。前景如何,绝对不是一战定乾坤,要经历一个反复博奕的过程。

    国际社会于“阿拉伯之春”半途后开始的强干预

    在第三波民主化与2011年阿拉伯之春过程中,国际社会介入方式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大差别体现在对民主的促进作用上。第三波民主化当中,外部势力的干预在起始阶段起了重要作用,往往决定性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在1970年代走向民主化的29个国家中,有15个民主政权要么是在外国统治期间建立起来的,要么是在从外国统治下独立后建立起来的(亨廷顿《第三波》)。而 2011年发生的中东北非革命,在开始阶段却完全是本国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并无外部势力的介入与 “操纵”。

    第二大差别是国际介入的方式与力度完全不同。第三波民主化时,美国、梵蒂冈、欧洲共同体(欧盟的前身)和苏联(指戈尔巴乔夫时期 的苏共)都在积极地促进自由化和民主化,但基本上局限于道义软性干预。而 2011年发生的中东北非革命,在开始阶段虽然没有“外部势力”的介入与 “操纵”。但到了双方僵持阶段时,国际社会的介入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突尼斯、埃及获得的外部帮助主要是道义上的,但在利比亚的内战中,却诞生了一种空前强势的新的国际干预形式:一旦有政治力量公开反对强权当局,国际社会就会明确地站在反对派一边。如果独裁者坚持武力镇压,联合国就会以保护平民为理由采取军事行动。尽管这些国际军事行动只在有限范围内进行(例如设立禁飞区),但这就使得反对派不仅能够生存还能日渐壮大,甚至取得源源不断的补给。利比亚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版本:北约通过建立空中禁飞区而形成“拉偏架”格局:只许反对派打卡扎菲,不许卡扎菲打反对派,卡扎菲的军队一露头就被北约飞机轰炸。这种国际干预一旦付诸实施,卡扎菲的日子屈指可数。

    正是在这种空前强势的国际干预之下,也门的萨利赫终于想明白,能挽救他和他的家族的只有他自己,那就是交出权力。在他之前倒下的三个阿拉伯强权人物,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完全不流血只是幻想

    上个世纪发生的几件大事,比如海湾战争创造的接近零死亡奇迹,以及几乎没有流血的东欧巨变,现在看来只是人类的偶然幸运。因为同是在海湾战争中让世界惊讶的美国后来在伊战中无法再创零死亡,阿拉伯之春席卷的各国也程度不等地流了血。流血最少的是突尼斯,在茉莉花革命中死亡民众亦达上百名。至今还没有结局的叙利亚已经死亡近4000人。利比亚人民因为经历了内战,民众为暴力转型付出的代价最大,据说约有

    2.5万人在战火中死亡,还造成不少难民。

    “阿拉伯之春”的鲜血再次表明,自由不是免费的。

    还在民主与专制间徘徊的国家怎么办?

    2012年春天的看点,是正处于“普京审美疲劳”阶段的俄罗斯与缅甸。

    俄罗斯在第三波进程中已完成了半拉子民主化,有了民选与半自由的媒体。只是由于这是一个被东方专制文明传统浸染至深的国度,国民对强权有种不自主的爱慕,这才有了普京大帝专权的一段回头路。目前民主化的浪潮已经由阿拉伯之春到了俄罗斯之冬,俄罗斯反对派正在积蓄力量,接下来就得看人民自己的选择了。而缅甸新总理吴登盛虽然表现出了开放之态,昂山素姬也被解除软禁,投身政治活动,但旧势力盘根错节,反对力量也各有诉求,走上民主化道路还有很长一段路。在昂山素姬从政生涯当中,最艰难的路还刚开始。

    至于中国,至今还处于反对派没有任何活动空间的黑暗专制时代,还必须先从黑暗专制步入开明专制阶段。最重要的是,国人还得真正明白:Freedom is not free。没有这一觉悟,走出黑暗专制的第一步无从开始。

    (本文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67期,2011年12月15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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