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会”观景:李肇星的常识错误

    by  • March 5, 2012 • 中国观察 • 25 Comments

    3月4日人大开幕前夕,十一届中国人大五次会议发言人李肇星在记者会上答记者提问时,首先肯定直选制的优点,但话锋一转,重申中国不适合一律直选,其理由是“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一律实行直接选举还有困难”,中国选举制度采取“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办法,这符合中国的国情。”

    这一席话,顿时将前一向被《人民日报》、新华社“宁要微辞,不要危机”激起的“政改想象”击得粉碎。要知道,中国这种所谓直选只是在中共地方党委严格控制下的一种政治游戏,各地代表的参选资格必须经过地方党委与政府认证背书。君不见上百独立候选人只是想尝试参选,就遭受当局各种花样百出的打压。既然连一党专制下的一律直选,都因“中国的国情”而不能成行,更别说那通向民主之路的政治体制改革了。

    但李肇星的话实在太过荒唐,荒唐到让人怀疑这位中共党内的洋务派——前中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号称“铁嘴”“诗人外交家”,并集中国各名牌大学学衔于一身的政治精英是否具备常识。

    世界上比中国土地辽阔的国家多的是,比如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印度。这些国家都已实行了以全民选举为基础的民主制度。俄罗斯民主制度的成色就算不足,因普京好玩些个政治小动作,民众崇拜强权的文化传统打了个大折扣,但人家的选举制度可是认真实行了的。而且人家的气候条件比中国要寒冷得多——说这点,是想要李肇星等类政府发言人将来别把天气太热或者太冷,选民不愿意在日头下曝晒或顶风冒雪投票拿来做中国不能直选的理由。

    李肇星强调“有些地方交通不便”的困难时,显然忘记了一点,即美国实行民主制度时,这个国家的交通工具还是时速不足10公里的公共马车。在那个年代,美国的公共马车曾担当起了在西部和东部城市之间传递资金、金融文件,运载单身商旅的主要角色。直到电报和火车出现后的1861年,公共马车才结束了其长达150余年的历史使命。美国的州际高速公路也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陆续建成,此前,铁路是美国最主要的交通动脉。但这些都未阻碍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及各种选举活动。

    相比之下,中国现在交通状况远非百余年前的美国可比。路网发达,且不说飞机航线与近几年以“大跃进”速度建成的高铁,仅说公路一项。截至2008年,全国县道、乡道(不含村道)里程达到142.46万公里,公路密度为19.5公里/百平方公里。全国通公路的乡(镇)占全国乡(镇)总数的99.58%。通公路的行政村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92.9%。由此可见,李肇星所云“中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不适合一律实行直选”纯属权势者的信口开河。

    至于“人口众多”的托辞,有印度作为证明其荒谬的例证。印度人口现有人口12.1亿,仅次于中国,该国早在1947年就实行了议会制民主,而且政府更替一直比较稳定,不象中国一样,权力交接充满了斗争与变数,政治人物个个成了阴谋大师。

    李肇星还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拿来做为不能实行一律直选的理由。这一点说明他这些年来的驻美大使白当了。要知道,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包括民主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就以美国而言,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不平衡,以中国习惯的用语形容,北部是美国的“第一世界”,西部是美国的第二世界,南部则是第三世界。这三大地区的条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具有明显差异,有明显的市场分工和技术分工。历届联邦政府为了调节区域经济的差异,采取各种财政措施,收效甚大。其它如英国、加拿大、德国莫不存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如果都要等到李肇星所说的那样,等到“经济社会发展平衡”的那天才能启动选举,当今世界上就没有民主国家与全民选举这套制度了。

    是李肇星们真的不了解上述政治常识吗?不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不让政治体制改革动摇一党专制统治下的利益格局,并保证利益顺利传递给权贵的子孙后代,北京及其帮闲曾想了千万条理由证明中国不适宜实行民主制,试列举如下:

    中国经济基础太薄弱,要等到经济发展之后,实行民主制的条件才成熟——中国在本世纪前十年成为经济大国,后来还位居世界GDP老二了,这条理由不再提起。于是“民众素质太低宜缓行民主”被再次搬出来做为说辞——大家别忘记近两年口头宣示要实行民主的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被一美国人问及中国何时开始实行民主时,还以“中国人民未准备好”做为托辞。此理由经一些人以美国、台湾、印度实行民主制时,人均受教育程度远低于今天的中国加以驳斥,于是又有人开始体恤党情地说,要给胡温这代领导人一点时间。如今到了胡温行将交班下车,就有了“铁嘴外交官”李肇星这套说辞,“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一毛时代高调标榜的中国优势,竟然成了今天中国不能实现一律直选的理由。由此可见,北京当局对不能实行政改真到了理屈词穷的地步,即使换了“铁嘴”出马,也只能信口开河、随意乱说了。

    其实,中共不肯实行以民选、民治为特点的民主制度,真正的理由只有一条:民主制度会结束中共这一以自我服务为特点的自利型政治集团的统治。一旦开启民主化之门,中共权贵及官员将再也不能视国库为私库肆意掠夺,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在党内私相授受。只是这条“理由”无论如何太过丑恶,搬不到台面上来,于是才有了李肇星在3月4日上演的这幕戏剧。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3月5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3/about-li-zhaoxing-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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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Responses to “两会”观景:李肇星的常识错误

    1. 50年代生人
      March 5, 2012 at 17:17

      以下是李诗人的诗歌,看来有权之后,写啥都是诗。

      咱们像老乡
      ——告别加拿大  印第安人的村落

      周口店人的家乡,
      太平洋潮汐连结,
      洗礼着相似的沧桑。
      粤闽兄弟帮你修铁路,
      白求恩们助我求解放。
      香山和温哥华的枫叶之焰,
      大笔涂抹
      同一个黎明的曙光……

      2003年12月14日自大加那利岛飞埃塞俄比亚专机上。

    2. HeHe
      March 5, 2012 at 17:36

      李肇星的常识错误在中国根本就不是错! 人家这么说已经给足P民面子了

    3. March 5, 2012 at 18:43

      十倍地擴大現有的維穩費才能考慮讓子民搞搞 “直選” 新意思, 這就是李前外長同志沒有告訴我們的心里話了.

    4. 国民 (@lawyerguo)
      March 5, 2012 at 20:17

      好!经典,不得不订:民主制度会结束中共这一以自我服务为特点的自利型政治集团的统治。一旦开启民主化之门,中共权贵及官员将再也不能视国库为私库肆意掠夺,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在党内私相授受。

    5. hjings
      March 5, 2012 at 23:19

      按照国土面积计算的话,本文应该有个小错误:美国和印度的国土面积并没有中国大。

      • 睁眼看世界
        March 7, 2012 at 09:13

        你确定吗?1949年以后还陆续割走的你是不是都计在内了?要都这么算,不如地图开疆了。

      • 话语权力
        March 8, 2012 at 05:17

        去过墨脱吗?知道去墨脱要办边防证吗?知道那边的桥属于军事禁区不许照相吗?
        地图上,墨脱离中印边境还远着哪。

      • 裆员
        March 12, 2012 at 10:39

        美国的国土面积是比中国大, 中国的地理教科书上的数字是错的。

    6. Paul
      March 6, 2012 at 03:49

      的确是“信口开河”,号称“铁嘴”,但毕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相比前段那个“挡箭牌”发言人,这次可是重量级官员出丑,就连“影帝”也因密集演出而光环褪散,北京可说是“黔驴技穷”咯。老东西“马列毛”破绽百出,新东西“北京共识”又树不起来,北京的合法性或说“软实力”是“滚滚长江东逝水”,花再多钱也挽不回了。本来“面包”不多了,帮闲们出丑还是争先恐后,可见他们的脸面多么不值钱啊!

    7. IMMM
      March 6, 2012 at 18:13

      其實黨官怎麼說謊好像都無關緊要

      因為在中國國內,反駁他們的意見根本就無法出現在媒體啊

      • 话语权力
        March 8, 2012 at 05:28

        深有同感。

    8. 尚秋
      March 6, 2012 at 23:56

      选举问题上绝不可以松口,那关乎我党生死存亡。上海选出了周立波还能应付,西藏选出了达赖喇嘛,那还了得?忠诚于我党事业的同志都没选上怎么办?

    9. li
      March 7, 2012 at 04:31

      中国什么时候再来个89年事件,他们才知道老百姓不好骗了

    10. 圈内人
      March 7, 2012 at 08:33

      不怕粉身碎骨,不惧遗臭万年,只是流毒华夏,苦害生民!

    11. 睁眼看世界
      March 7, 2012 at 09:18

      就香港,巴掌大的地方,700多万的民众,香港人又天天上街抗争,央府尚且不放权呢。又是钦点,又是安插前驻港办官员改头换面“改造”身份挤进香港区议会和各级机构。中国那么“幅员辽阔”,当然堵死再说啦,否则维稳费还不得翻倍涨呀

    12. March 7, 2012 at 16:40

      何老师,有机会评评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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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万润龙)
      2011-1-30 10:18:32 来源:齐鲁热线 齐鲁热线 栏目:时空观察 【大 中 小】

        认识徐斌已经有近20年了,这位文化人曾经是我的同行,当过《观察与思考》的主编,后来又去大学教书,成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直至去年正泰集团南存辉先生创办正泰公益基金会,邀请了近10位社会人士担任会长、理事长、理事,我与徐斌都在受邀之列。于是,凡基金会会议,我与他便有机会见面。感觉此公出言不多,但句句真知灼见。

        当然,徐斌主要还是个学者。只需看他已经发表的一些论文题目——《德力具足百姓宁集——王充关于和谐社会的构想》、《王充思想与浙商文化》、《伏羲与大禹——基于信仰与民俗起源意义上的比较研究》、《浙商三十年的荣耀与反思》、《“地下经济”的顽强生存与民营企业的先发优势》、《先盘家底再谈输出》、《建国初期新闻走向的困扰与转型》——就足以证明这位学者的深邃思绪和时代忧患。在我认识的浙江学者中,古为今用并为浙江的市场经济模式鼓与呼的学者有不少,但以比较学论及民营经济的并不多。

        就是这样一位学者,被高等院校的学者们看中并推举为学院的院长。在院长岗位上6年半后又因为理想和现实的二律背反而放弃了对官场的追求。如释重负的学者于是再显学者本色,将夹着的尾巴放下,让深藏的童心回归,面对着他深爱并敬重的学者同僚,作了一番告别演讲。

        徐斌把自己即兴演讲的题目定为《怀童心的孩子回家吧》。一个小时的演讲朴实无华,但书生意气的快意和直抒胸怀的坦诚却让学者同僚动容,徐斌的演讲屡屡被听众的掌声打断。他对不愿意续聘院长的理由陈述,他对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的忧虑和抨击,他对知识分子人格双重性的批评,他对自己未来人生的追求,不时引起同僚们的共鸣。以至于他没有讲稿的演讲被打动心弦的学者口口相传并以邮件的形式广为传播。从浙江工商大学到浙江大学,徐斌1月6日的演讲如今已经成为校园美谈。

        一位资深的媒体同行将徐斌的告别演讲片段用电子邮件发给了我。通读之后,震撼有加。深感有必要让更多的读者分享。于是择要抄录如下:

        这是我最后一次以院长身份讲话,也是告别辞。本届人文学院的管理团队任满三年,履行了该做的工作,维系了人文学院教学、科研的正常运转,教工、学生人人平安,这便足以令人欣慰。至于体制所看重的各种业绩、评价,皆过眼云烟,不值得多提了。如果说,这几年里有什么没干好的事,无论是校方有看法,还是教师学生有意见,都由我来承担了。就各位对我这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海涵,亦心存温暖。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常规换届的结果,竟是上届管理团队的全军覆没,尽管原因各不相同。本人“老卖年糕”,鲍伟轮岗,两位副院长抱着深深的人文情怀回到自己所眷恋的专业中。不过看透了,这也是好事,不经意间摆脱了所谓“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陈腐套路,新院长、书记可以轻装上阵,独立思考。

        六年半讲了无数次话,多是随意发挥,也没什么主题,这最后一次,我想了个题目:《怀童心的孩子回家吧》。

        此次卸任,也是我自1970年元月参加工作历40年之后,从体制退出,虽然还要教几年书,但从内心里是抛开体制了。

        这一段讲讲我为什么不愿意续聘连任院长了。

        我这辈人,不幸中也有幸,生活于文化大颠覆又艰难重建的时代,经历、看到了寻常时代所无以体会的东西。这时就想做点学问上的事,于是去考大学。听课时又发现高校教师的所讲所做似为“体制化”宣传工具,说来说去离不开个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令人失望。此刻幸而又幸的是,我的导师王先生是一位守望民国学术风格的老学究,在他的鼓励下,我读书的范围主要是文献和民国学者的著作,陈寅恪、钱穆等,研究生的课程又让我认识并喜欢上了玄学的率真、自由与逍遥。

        但还有个话在我的命运中起作用:时势比人强,人算不如天算。时代变迁中,大潮也会席卷你。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打开了国家的封闭状态,一线生机让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兴奋,看到希望于其中,我也不例外。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了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投身于温州现象调查、个私经济研究,为艰难起步的民营经济张目。1988年写了“温州社会二元结构的社会学思考”,入选中央“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算是个国家奖。

        到1992年,《学习与思考》主编要退休,社科院领导让我接任。他们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了,思想又解放了。结果还是任命了。当场我就想起杨绛在钱钟书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后的一句话,说钟书“被人捉将官里去也”。好在我内心未将此职当作什么官,主编也和我当这个院长一样,无非是个做事情的平台而已。并且,我的理念很清楚,在体制内掌管一块地盘,一不当体制的工具,为之增添什么政绩,不在乎领导评价;二不为个人经营体制里的名、利、官;三从自已的良心和是非出发,自觉抵制、消解体制中的假大空痼疾。

        当时《学习与思考》是省级理论刊物,省委领导、军队将领经常在上面发文章,被看成是认识、接近高层领导的最佳位置之一,不少人为我支招。我呢,则反其道而行,要办讲点真话、有文化品味,尽量减少假大空的刊物。一段时间后,这些领导逐步出局,代之以王元化、杜维明、成中英等。那阵的形势似乎还能往前走,我也不甘心就此止步,于是将刊物名更为《观察与思考》,并设计、推出了具有鲜明写真与批判色彩的系列主题:被接待的中国人、吸烟的中国人等等。浙江新闻界一片惊呼。要离开《观察与思考》时,不少人劝,多好的位置,风光自在,可进可退。但我的理想是办讲真话的刊物,如实现不了,当作升官发财的跳板,吾不为也。

        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王充传》完成。

        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政府、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政府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中共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挡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2006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2008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蒋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我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2009年底续签增长20%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此而下台也无所谓。为此找过蒋书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签约。去年初学校开党代会,小组讨论有校领导参加,我本不想发言,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便说,“一所大学设有党委,还要开党代会,这是人们习惯了的现实,但这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吗?世界上还存在此种体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鲜、古巴了吧。没听说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学是在党委领导下成功的,也没听说哪个党委办出过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民国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这个意思。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吃饭时我坐在蒋书记边上想说个事,看到一拨一拨的中层干部来祝贺蒋书记当选,言辞阿谀,全是官场文化。我说不出口,坐至终席不发一言。近些年里,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我极少参加,不是摆谱,实在是听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语,坐不住。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谓搞指标的“强校”方面,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活、宽松,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认真履行低碳节能,消灭长明灯、跑冒滴漏;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处。对以上言行,有人说我敢直言、有见识,其实在我心里,只是遵循常识而已。目前中国高校所范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在对待体制的业绩、考评等事情上,限于我个人的好办,不当会事罢了。近年来我从不报奖、争什么带头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几层次啥啥的……每回报奖都有人劝我,包括学校领导、好友、同事,职能部门还表示愿意代为填表。我感谢他们,但依然故我,解释的理由也简单: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够不着,白折腾;二是生性怕花时间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点令人愉快的事。当然,我对报奖和获奖的老师,也表示尊重。大学的老师们不需要同质化,有差别,价值多元是好事。

        但关系到部门工作和集体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学校要求公事公办,报学位点、学科、团队、精品课等等,一板一眼地执行,但重点在于提高水平、壮大实力、打好基础,结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关忽悠,跑省里、跑部里。在此类事情上,我从不行贿送礼,至多意思一点劳务费而已。也有人建议多送,说有的学院五倍、十倍于我们,我未接受。我的观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线。对于通过送重礼达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至可怜他们。我不会为此而焦虑、纠结的,也决不会为了得到并维系诸如此类的“业绩”,绑架自己宝贵的生命。多个点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吗?这是真学问?真科研吗?在我眼中,不少各种名义的大项目,资金上千万上亿的,搞出些伪科学成果来,通过动用科研经费攻关,就能整个大奖来。这是在糟塌纳税人的血汗,还败坏学风。

        我这样的态度,本人身陷矛盾,学校可能也有看法。虽然我对学校领导是否满意并不在意,但最终还是存在着让我解不开的纠结,即这些考评指标与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挂钩与捆绑。如前几年的学院考评划分ABCD档,近两年的达标120%发足额奖,还有各种学科点、基地之类,皆拨下相应的经费等等。并且这都与每位老师个人的业绩、职称有关。我只能尽量跟上趟,无法做到如何出色,让大家满意。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我再次选择退出,不和体制玩了。去年上半年蒋书记问我为何不愿续聘了?我说,现在高校教育的这套做法,无法得到我价值上和道义上的认同。

        对我的工作,学校如果不满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学校角度这样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改变,最好的办法是请来新院长。高老师这次在海内外招聘中脱颖而出,我很高兴,总算可以摆脱矛盾处境,回归原本的人生角色——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此话乃东晋名相王导的存世名言。愦愦是昏乱、糊涂之意。我非常佩服东晋那一代士人的气度,身临偏安一偶的危局,仍义无反顾地信奉玄学的“无为而治”,自觉遏制体制化儒家——礼教的回潮,以“务在清静”的文化理念“力撑东南”。

        我当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无为而治”理念,也听到一些徐老师不爱管事,只布置不督促、检查,重讨论不重落实等议论或批评意见。从事实上讲,这些看法都没错,提出批评也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我表示感谢。但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还是尊奉“无为而治”。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根本上讲,教师皆成年人,并具备高等学历,属于社会上最热爱学术和教学的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学生时代研究玄学,饱受浸染,深信“无为而治”是自由知识分子永远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当今体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发扬的内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体制问题多多,推行、布置的东西,美曰做强做大,加快改革,说白了都是些无聊的折腾,干的事皆违背常识。在教育体制行政化的背景下,“无为而治”是最有效的挡箭牌和解毒药。

        如搞“精品课”,我也赞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精品课”。精品课的标准只有一个:学生受益并形成口碑。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现在的这套,千人一面:课件、作业、教材、网上互动等等,缺一不可,讲的再精彩也没用。照此标准,过去北大陈寅恪、刘文典的课亦算不上精品了。陈寅恪仅带一布包,刘文典上来先把国民政府骂它半点钟,这如何是好?教学讲求的是多元化、多样化,哪有倡导一付面孔的道理。

        搞科研把课题项目强化到如此程度,也违背科学精神:1、研究起点上就渗入功利因素。取经费、应考评、上职称,严重的名利取向破坏了以求道为目的的单纯之心;2、找材料盖过读书。读书本是与智者交心,体玄悟道,有了心得自成文章。做课题则重在各取所需地淘资料,立论草率,学养无从积累;3、赶时间交任务,忽视质量。要求半年、一年完工,本不合科研章法。但作者只要能对付交差就好,垃圾多多;4、成果的通过、发表过程中人格受辱。高级别刊物大家都往上挤,于是水平差不多时看谁敢送又会送,做研究还要赔上人格;5、报账做假。文科研究开销有限,找发票报销就成了少不了的节目。

        单纯的科研经过这一系列的干扰与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会道”的“为己之学”还有生存空间吗?怕是多为“凭誉以显扬”的“为人之学”了。研究已严重地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当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将项目与自己的精神需求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极大的干扰和伤害。我怀疑,在如此环境里,真正具备与古今贤哲沟通能力的学者能有几人?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

        近两年学校搞的“创新强校”,每年递增20%,更属胡闹。有的学院指标分解到人;还有自己掏腰包来填充经费的;造假也出现了,把前、后年的成果计入当年,就为了拿到那点年终奖励。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评比、排名,先进教师、科研标兵,优秀党员、团员、家庭,工会及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什么“一五一”还分几个层次,这个奖、那个奖、这个级、那个级。这世风如此糟糕,整体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里,居然有这许多优秀称号,还值钱么?都是自己树自己搞的廉价货,除了干扰心境没丝毫意义。每学期、每年还要把学院的老师排个名次,半斤八两的楞要分出个一二三四来,有什么意思?这是幼儿园里戴小红花的套路搬来了,把老师当小朋友对待。搞得学者一个个气局狭隘,争虚名图小利,一到年关就半分半分地算账,跟扛了一年长工似的。过去我们人文学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苏格拉底、黑格尔或孔子、李白的,现在一年到头总在脑子里纠结的是:怎么完成或多挣考评分。

        对于这些学校的制度规定、无法回避的管理内容,我的态度只能是“无为而治”,由老师本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待、取舍,反正有关个人考核的政策、结果,学校都有事先规定,学院只是执行而已。可以说,我在院长位置上有意识地抵挡体制污染,对许多事情在学院层面上作淡化和减法处理,不干强化和加法的事,目的是让老师们少受干扰,躲过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点荒唐的瞎折腾。事实上,一些明显的折腾亦长久不了,顶顶也就过去了。如“加速创新”,差不多无疾而终了吧。

        对我自由主义的理念,老师们认可,我欣慰;有老师不赞同,我亦含笑。这不过是管理观念有所差异而已。民主的要义,不独尊重多数,同时也尊重少数乃至个人,我从不追求所谓的和谐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远,各种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为大学应有的文化生态。

        对我来说,这些年真正令我有成就感的,乃是学院部分年轻教师在考评体系之外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这才叫学人正道。

        最后这段说说我今后工作、生活的设想。

        题目是杨绛翻译的兰德诗《我和谁都不争》中的一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的豁达、善良、雅致、坚韧,最令人钦佩,现在再出不了这样的人了。记得我来人文学院时还念过胡适引用易卜生的一句话:“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念着这两句话上任,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

        行政职务卸去了,回归到原本的角色中,当一名历史系的老师,这个职业很神圣,也令人自足、充实。我会更投入地与学生交流,把历史的真像告诉他们。同时我又不会像以往那样深陷体制生存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论学校里的考评如何。手头还有两个课题完成后,可能也疏远课题了,除非出现与我兴趣相当吻合的机会。目前已考虑或参与的有这样几件事,实际上最近一年中已化不少时间在做了。

        1、关注环境保护。最近在新疆、杭州、绍兴等地讲学讲课,重点都是环境保护。中国近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导致自然环境破坏到了可怕的地步,全国整成一大工地,古城古风荡然,大量物种灭绝。2010年9月22日,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卫星检测全球空气质量的PM2.5数值图(2001年—2006年)。PM2.5小于10为安全值。中国空气质量全球最差,中国东部尤其严重,PM2.5超过50接近80。中国社科院党国英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GDP每增1%,用地量为日本的8倍。单位能耗亦长期是日本的8倍左右。北岛说,我们近一个世纪被现代化搞疯了。不惜土地、环境代价的繁荣之路,别国不是不明晓,问题在于他们已经把维护一方净土视作首要战略目标,像日本就悄悄地成了资源大国。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又输了一招。所以说,中国的环境保护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2、参与慈善事业。我在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和浙江省正泰集团基金会两个社团中担任理事,主要的工作是:推广低碳生活、关注食品安全、资助困难群体等。

        3、研究、反思百年来的文化变迁,尤其是左倾时期的文化灾难及其后遗症。左倾时期所经历的斯文扫地、道德沦丧、文化毁灭,至今没有认真清理、反思。为什么到了人们普遍失去道德底线的地步?少报一元钱事比天大,大白天开着长明灯却视而不见。2009年60周年大庆中,文艺界搞出个“特务年”影响至今,“潜伏”、“暗算”充斥银幕,连《探索?发现》栏目也大播间谍战。世间的善良、诚实不再有人相信。不找关系,不相信会被公平对待。谭嗣同说,中国之旧政,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这话发人深思。

        俄罗斯是经过彻底的文化反思了。前苏联的颠覆说到底是文化上的失败,失掉人心,今天的复兴也得益于文化整体的复兴。前些年有人怀念苏联,普金讲,把前苏联说得一无是处是良心出了问题,但想要恢复前苏联则是脑子出了问题。所以要真正恢复俄罗斯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让个人在最大程度上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而不是仅仅是吃饭、生存。

        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近几十年最值得庆幸的是解决了吃饭的事情,同时最令人困惑和担忧的症结,乃是权力在社会中膨胀到无以复加,官权与民权极不平衡。就改革力度最大的经济领域而言,民企500强的全部规模仍不及央企50强的最后一名。以官治民的社会结构没有出现大的改观,也就很难养育出具有理性精神、契约意识和公德自律的现代公民。

        文化重建要有人来担当,不光说,更要做。我一生最感欣慰者,乃数十年间始终生活于自己的本色中,坦坦荡荡就这么过来了。当然我还有业余爱好,我曾在一篇简介里自白: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严重流失的今天,我辈忝列学人,除了汗颜,还是汗颜,让任何荣誉、名号论之无味。此生倘能在保存点滴文化火种上略尽薄力,余愿已足。再加上打篮球、玩乒乓、游泳、登山的爱好得以陪伴到老,那便是美满人生了。

        尽管生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甚至还会碰到、经历很大苦难,我仍虔诚地认为,上苍待我不薄:一生基本没有受冻挨饿,工作、生活于本人最喜爱的新闻与历史专业中。傅聪说,上帝让我此生与音乐为伍,这已经足够。我亦十分知足,惟感在上苍面前索取多多而无所回报,心存愧疚。因此,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将伴随在我今后人生之路的每一步中。

        总之,今后和大家在一起的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 睁眼看世界
        March 11, 2012 at 00:35

        “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徐老师说得太好了,“丘八”就是土匪、恶霸之意吧,说得真是到位!现在的大学一把手就是恶霸村长头子,二把手就是帮凶,男职员争着送礼,女职员争着打扮,所以对于大学应该如何正常运作行政系统的人都无心无力了

        另外,读完非常震惊,当今中国的大学里真的还有这样的学者?

    13. 李牧
      March 7, 2012 at 22:06

      当年共党骂国民党不民主时说,美国就算处于战争之中也没中断大选,选举不仅不会导致分裂,反而凝聚了共识,选出了能领导美国取得胜利的领袖罗斯福。70年前,共党说世界大战不是拒绝民主的理由,现在,交通不便居然成了理由。哈哈哈。直说吧,选举了你们就不能买官卖官、三公消费、包二奶了。

    14. 尚秋
      March 8, 2012 at 21:47

      何清涟的常识错误:共产党决不会在选举问题上让步,这是常识;为了维护一党专政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敢说,不用顾虑常识,这也是常识。可是何女士却明知故问要辩解这个没有中共人士会在乎跟你较真的常识,岂非没有常识?

    15. 林林总总
      March 9, 2012 at 07:38

      何清涟的另一个常识错误:李肇星说的是“直选”。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印度等国家的选举是直选吗?

      • 说说你
        March 30, 2012 at 13:25

        你没有常识吧,美国实行的选举人制度基本等同于直选,选举人代表由民众一人一票选出来,在选举总统上直接代表民众意见进行投票。

    16. guoren
      March 11, 2012 at 21:19

      This is very nice and reasonable article, thanks.

    17. 丁云虹
      March 20, 2012 at 03:56

      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专制者的是是非非,而在于全体国民的精神质素。中国人对自身的社会价值的亏缺,中国人不具有天赋人权的概念。中国人缺乏自强,自律的信心。所以,我们始终都把自己的和社会的命运,寄托给某位或某些偶像人物来赐福与自己。明明是自己养活了统治者,却认为是自己被统治者所养活。你听听:“中国政府养活了14亿人,已经不容易了”。多么令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话语啊!

      我在这里劝劝你们这些评论家同胞,不要总是把笔锋对准那些已经不用再批,就已经公开承认自己是王八蛋政府和官员们了。还是多写写唤起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和自强精神的文章吧。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唤醒沉睡中的残障受害者,而不是只知道痛恨害人的魔鬼。

    18. 龚飞
      March 22, 2012 at 13:49

      中共在历史教科书里一直给学生灌输:孙中山企图引进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尝试失败了,导致了中国几十年的军阀割据。中共的观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目前西方国家出于削弱中国国家实力的目的,阻碍台海统一,支持疆独、藏独,一旦中共失去对国家的控制,分裂是必然的。但长此以往独裁下去必定导致分裂。古人云: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看来老毛说错了,中共仍未逃出王朝兴亡的周期律,根源他也知道:缺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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