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控制日严,心理疏离日甚

    by  • April 5, 2012 • 世界与中国 • 0 Comments

    ——北京与香港关系述评

    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如果要用图象描绘,会呈现出一幅与台湾、西藏、新疆不太相同的图像。台湾是从原来不相交的两道平行线变成绕在一起的两股绳,目前台湾还在为这种“紧密关系”感到欣然;西藏、新疆本是“中国身体”的一部分,但现在“中央大脑”对它们的指挥已发生末梢神经阻断现象,必须采用强迫治疗才能保证指挥畅通;香港则是政治经济上与大陆其实已无可再分,但怨言四起,心理疏离日甚。

    一、梁振英的身份疑云与香港人的无奈

    梁振英以“三低”(即低票、低民望、低凝聚力)当选,表面上看来,香港人是面临“流选”与在两个烂土豆当中二选一时所做出的被迫选择,质疑集中在当选者人品上。大陆媒体也通过“‘猪狼肉搏’失君子之风,令港人厌恶”这类报道来表示对这次选举的不满,却回避了香港人质疑的深层次问题,即梁振英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一身份。

    梁振英到底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员?在竞选特首期间,梁振英面对这一指控曾多次否认,人民网却再布疑云。该网于3月29日在“人事任免”栏目中介绍候任香港特首梁振英的简历,将梁冠以“同志”之称,网民对比后指出,其他香港及澳门的主要政界人士,如历任香港特首董建华、曾荫权、澳门特首崔世安等,都没有被称为“同志”。人民网在网民“关注”后去掉梁振英的“同志”之称。

    细究起来,梁振英的“中共地下党员”这一身份,香港人既不喜欢,其实也不愿意深究。这种矛盾的态度反映了香港人对北京态度的纠结:既不愿北京(通过驻港机构)干预过多,但又深知港督候选人必须得到北京支持才有可能登上港督宝座。这种态度从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就已经注定,此后几任特首选举就是在这个框架内进行。这次除了选举中丑闻屡出异于以往,选出北京支持的特首这一目标与以往数次并无太大的不同。

    那么,为何只有这一次选举变成“充满敌意与丑闻的选举”?在选前名声并不坏的梁振英当选后,却使港人陷入空前悲观,认为他的上台,标志着“香港政治经济动荡刚刚开始”。

    这还得从这次选举的大环境说起。香港人对北京的不满主要集中于几点:一是大陆人移居香港及赴港产子的孕妇日多,本来就感生存空间逼窄的港人认为这是侵占了其生存资源;二是北京对香港的控制日紧,言论自由渐失;三是香港政治与经济受到北京的干预也越来越强,发生了许多港英政府时期不会发生的事情,比如因为参加游行被捕之事。2008年超过70人因游行示威被捕,2011年,参加七一示威的19名议员和港民被警方控以非法集会罪名拘捕。

    二、北京对香港的控制:以经济为轴心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大陆与香港的经济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此前,大陆的外资以港资为主,贸易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亦依赖香港这个自由港。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其后形势完全变化,港澳两地对大陆的经济依赖日渐加深。只要细观商务部2003年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分别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以后2004年的《补充协议》、2005 年的《补充协议二》、2006年的《补充协议三》,就可知道这种依赖程度有多深。该协议包括货物贸易领域、服务贸易领域、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几乎涵盖了香港所有的经济领域。2010年,香港对大陆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42.6%,从大陆进口物品占其总进口额的43.5%。香港所有的上层豪商,莫不在中国大陆有各种投资,尤其是通过涉足房地产业而获得丰厚回报。

    经济上,香港与大陆早已是唇齿相依之关系。北京更是通过投资及利益输送控制了香港的富商及企业主。

    三、政商合作,实现红色文化渗透

    香港的自由传媒制度是港英政府管治遗留下来的重大成果,也是香港社会对政界与商界督促监督的重要管道。但香港更是一个商业社会,巨商富贾通过办报纸电视等媒体,可以改变香港媒体生态,并在香港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北京为此花了不少心思,一些巨商富贾对北京的意图也心领神会,不少原来对传媒业并无兴趣的港商自21世纪以来都大举投资传媒业。北京对他们给予丰厚回报,除通过经济利益笼络港商,还给予港商各种政治荣衔。比如《星岛日报》、《头条日报》、英文报章《The Standard》所属的泛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何柱国,2003年被北京委任为全国政协常委;《经济日报》集团主席冯绍波是全国政协委员。拥有《东方日报》及《太阳报》的东方报业集团主席马澄坤,2003年获北京委任为全国政协委员。 与《文汇报》、《大公报》同列为“三大爱国报章”的《香港商报》母公司联合出版集团主席李祖泽是全国政协委员。

    即使没有公职或勋衔,但在国内营商、有经济利益的有以下媒体;《南华早报》所属的嘉里集团主席郭鹤年于1989年“六四”事件后,大举投资内地房地产及酒店生意,被称为80年代中国最重要投资者之一。免费报纸《am730》创办人施永青的地产生意,在大陆有过万名职员。

    王禄霞在《香港传媒的十年春秋》中阐述了她对港媒的调查结果,认为由于在中国大陆有极大的利益牵制,这些媒体的立场当然会随其老板的态度而发生变化。港大教授李金铨对港商投资媒体的用意说得很直白,他们是“替北京收拾一些难缠的言论堡垒”。

    可以说,自97回归以来,香港的新闻自由逐渐受到破坏。据美国自由之家公布的2009年度及2010年度《世界各国新闻自由度调查报告》,由于北京对港媒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香港新闻自由度被从“自由”降为“部分自由”。

    四、香港人对香港大陆化日益不满

    北京在香港回归前,曾许诺一国两制,香港的政治制度将保持50年不变。港人为了维系与北京的关系,也曾放低姿态,弃用对大陆人的蔑称“表叔、表嫂”等。但随着香港大陆化现象日益严重,言论自由渐失,集会自由亦受到警方严重干预,香港行政当局对北京弯腰的姿态越来越低,港督与其说是港人治港的象征,还不如说其是北京在香港的代理人。这种不满日渐积聚,去年终于导致香港人在身份认同一事上发泄出来。

    2011年12月28日,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公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香港人对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分认同感降到12年的最低水平。

    这项研究以0至100分计算港人对自身身分的认同程度;指数越高,其身分正面认同感就越强。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对自身身分的认同感从强到弱依次为“香港 人”、“中华民族一份子”、“亚洲人”、“中国人”、“世界公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其中作为“香港人”的认同指数为79.1,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指数只有61.1。

    调查结果甫一发布,即遭到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的批评,认为该调查将香港人和中国人并列的议题设置方法不科学。香港《文汇报》在30日的政情与舆论版面刊载了一篇署名“黎子珍”的文章,直指这项民调“不是学术而是政治”。不久之后,因大陆旅游者违规在地铁上吃东西,并对港人的提醒予以恶意回应,终至引发一些港人大唱“蝗虫歌”事件,将多年来香港人积郁的不满倾泻出来。

    观诸历史,台湾、香港都是大陆释放人口压力而开垦出来的生存之地。自近代以来,这两个地区能够获得迅速发展,完全得益于它们与大陆在政治上的隔离状态。在大陆政治体制仍然停留在专制极权状态,大陆与香港台两地靠得越近,这两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就愈发会受到不良影响。台湾因政治上自成一体,尚有一些回旋空间,而香港则没有多大的回旋空间。因此,无论从为香港一地考虑,还是为大陆保持一个政治透气孔考虑,北京政府都不应该对香港政治采取如此近距离进逼状态。如果北京继续加强对香港的管控,只会导致香港与大陆双输之局。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2年4月5日,第75期,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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