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生型共产国家为何排斥西方式民主? ——“六四天安门事件”23周年反思(一)

    by  • June 1, 2012 • 世界与中国 • 25 Comments

    今年逢6•4天安门事件23周年,前苏联和中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也逾21年。大多数“植入型”(或称“外铄型”)社会主义国家如东欧诸国,在一代人的老去之后,共产主义带给这个民族的耻辱与痛苦渐成历史;但在“内生型”(亦称“原发型”)社会主义国家,如俄罗斯及中国,前者还处在开明专制状态中,后者还未能进入开明专制。

    比较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很有意思。

    共产党国家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原发型。这些国家是共产革命的原发地,共产党政权是通过本国的武装革命建立起来的,如前苏联与中国;另一类是“外铄型”,如东欧国家那样,是在外国军队占领下,将由外国政府训练好的本国共产党干部输送回国,从而扶持起一个依靠外国的坦克机枪维持的共产党政权。前东德共产党干部列昂哈德•沃尔夫岗的《革命之子》一书(1980年出版,英文),其中有一节“跟随乌布利希回柏林”,记述了他跟随东德共产党领导人乌布里希,在苏联枪炮护送下回东德建立共产政权的过程。

    如果用“玩牌”这一形象的说法,在内生型共产国家,是统治者与本国的反对武装力量双方玩牌,支持列宁的德皇威廉二世与支持中共的苏联,都不正式出场,只是暗中送上几张好牌支持其中一方而已。但在植入型共产国家中,除了本国统治者与不成气候的反对者之外,还有手持王牌的外来者,其力量足以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两种不同的牌局决定了这两类共产国家的历史命运的不同。内生型共产党政权的解体多半起因于内部的瓦解;植入型共产党政权的情况则取决于外部变化。

    在植入型共产国家,历史上市场经济、市民社会、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等经济文化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多数民众对共产党意识形态和专制制度缺乏发自内心的拥戴。相反,他们往往把政治高压看成是外国势力撑腰的本国傀儡政权的不得已作为,对本国共产党政权的不满与维护民族独立、维护本国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东欧的东德、波兰、匈牙利、捷克先后发生过反对共产党政权的起义,社会根源就在这里。在这些国家,一旦最有决定力量的玩牌者退出——即外国扶持者放弃其干涉内政的立场,傀儡政权就可能随时垮台。

    苏联和中国同属“内生型”共产国家。这两个国家之所以会出现共产党政权,既有内在的深厚社会土壤,也有外在的一些所谓“历史偶然”。

    先说“历史偶然”因素。比如,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就不可能得到德国的经济支持,军队也不会反战,十月革命可能就无从发生。没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早期的中共就无法生存;而没有日本侵略中国,中共也不可能生长壮大到打赢内战。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农业社会占据经济的主要成分,小农构成社会成员的大多数。这类社会中,共产党的乌托邦宣传比较容易骗取民心;而城市的市民社会、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等传统则非常脆弱,很容易被小农的汪洋大海所吞没。这些,都构成共产国家的“内生”社会土壤,

    俄中两国在共产革命前夕,都是农民大量破产并半无产化之时。1861年,俄罗斯开始农奴制改革,农奴成为自由人,但需要交付巨额赎金,不少农民无力经营农业。加上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原有生产方式的挤压,导致大批农民破产。民粹主义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俄罗斯封建制度发生碰撞,俄罗斯农民生存状况恶化的这一状态下产生的。正是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批代表着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利 益的年青知识分子冲上了俄国的政治舞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的运动。“民粹”两个字就是从俄语的“民意”转译而来的。民粹主义不加分析的把资本主义大生产视为衰落和祸害,对大规模商品生产深恶痛绝,带有明显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色彩,在19世纪60-70年代的俄罗斯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在19世纪中晚期,本来就已经承受着不堪负载的沉重人口压力,再加上口岸通商,资本主义工业品严重冲击中国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破产与农民半无产化这一痛苦过程,产生了大量游民。清朝廷对付的各种会党叛乱民,其实主体就是游民——失地农民与城市无产者。各种思潮通过大批留洋学子而涌进中国,但无论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其他的各种主义,都不如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大。

    一个穷人过多的社会,对民粹主义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对以个人自由为特点的自由主义更是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很容易接受以消灭阶级差别与均富为号召的社会-共产主义思潮。在这种社会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属于内生型。这种内生型共产党政权一旦建立,除非它因内部严重分裂或经济危机不能自我维持下去,一般不太可能因为外部力量的介入而解体。它的长寿特征造成了社会内部对现代民主的隔膜,甚至出现包装在爱国主义旗号下的拥护专制、抵制民主化的思潮以及民粹主义。另一方面,即便这样的国家实行改革,甚至开启了民主化的历程,也不可能象植入型共产党国家那样形成与共产党制度划清界限的社会氛围,于是,旧体制的游魂就会和转型中的权贵组成种种结合,左右舆论、蛊惑民心,因而走上漫长而反复徘徊的转型时期。

    中俄两国只有一点不同: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这只双头鹰就开始将它的一只头转向了西方。在数百年近现代化进程中,俄罗斯一直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东方的专制之间摇摆不定。它时而表达自己对西方文化的钟情,时而又强调自己 的东方特征。也正是因其两只头的朝向摇摆不定,俄罗斯的文化归属属于边缘化状态:西方从未视俄罗斯为欧洲文化的成员,而东方更从未将俄罗斯当成亚洲国家的成员。在东西方文化中的长期犹豫和彷徨,导致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决定了俄罗斯目前的政治特色:外表上具有西方民主制的选举制形式,实质上却奉行东方专制特色的强人政治。

    但中国从来只有一只头,这只头更是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方向。中国虽然也高喊要学习西方,但从晚清时代开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直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体,西方科技”为用,其政治内在禀赋从未变过。如果说俄罗斯现在已经进入开明专制阶段,政治反对派所要求的是建立完整健全的民主制度,那么中国则距离开明专制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形形色色的政治反对派的“共同底线”,无非是希望当局实行开明专制,区别只在于是由共产党继续领导,还是让共产党内部分为两派,通过党内民主程序 决定由哪一派执政。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2年6月1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6/23-years-after-june-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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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Responses to 内生型共产国家为何排斥西方式民主? ——“六四天安门事件”23周年反思(一)

    1. June 1, 2012 at 22:36

      2006年5月22日晚22时许,36岁的田永兵在他家开的裁缝店门前公共场所,无故将在看戏本村19岁的乔辉殴打,随后乔辉去找在看戏的父亲乔玉明与田永兵辨理,期间田永兵回到他家裁缝店内,手拿裁衣用的大剪刀又来到现场。乔玉明来到现场后与田永兵辨理时将其推倒在地(证见:乔玉明、左兆武的询问笔录)。在乔辉和尾随而来的左兆武离开时,田永兵将大剪刀举起猛刺左兆武胸部,当时左兆武胸部鲜血喷流昏死过去。(证见:询问笔录,证人,证言和医院诊断证明书),随后田永兵又举起大剪刀刺向乔辉其肩背部被刺伤。(证见:询问笔录,证人,证言)田永兵再次行凶刺乔辉时,在场围观年仅18岁的朱午君为制止田永兵继续行凶挺身而出,将田永兵行凶的大剪刀抓住,(证见:朱午君右手掌深约1公分左右,长约10公分左右的伤口及证人,证言和调查笔录)后又被凶残的田永兵用大剪刀刺断颈部动脉血管,鲜血喷涌,右肺叶动脉血管被刺穿断裂,手段残忍,刀刀毙命,当场死亡。(证见:(2006)介法检(尸)字第006号)。
      2007年2月6日,晋中市人民检察院以晋中检刑诉(2007)7号起诉书指控杀死朱午君,重伤左兆武、乔辉的故意杀人犯,田永兵以故意伤害罪向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公诉期间,被害人家属多次向晋中市人民检察院投诉、举报介休市公安局办案人员枉法侦查,暴力取证,将目击证人带上手铐,关进铁笼三天三夜,严刑铐打,在肉体遭受残酷的摧残和精神受到残酷折磨的情况下,只得按着公安侦查人员的授意、写证,对介休市公安局办案侦查人员帮助故意杀人犯田永兵,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等违法犯罪事实拒之不理,依然草菅人命,颠倒黑白贪赃枉法,没有履行法定职责,包庇纵容介休市公安局侦查办案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为故意杀人犯逃避法律的制裁,继续枉法公诉。
      2007年4月20日,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07)晋中中法刑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书,判处田永兵有期徒刑8年的枉法判决。
      为了维权,被害人家属走上了漫漫上访之路,2006年11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检察院作出了【06】晋检群字第35号,责令晋中市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他们拒不执行,至今无果。
      2008年7月30日14时左右,被害人的母亲刘瑞蓉为儿子被杀一案讨法理公道,揭露地方少数司法工作人员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奸污法律的污吏,正常向上级有关部门递交材料。打电话自称法新社记者的人,将其骗到北京市丰台区南苑公交站牌附近,7、8辆小轿车下来10多人以上,将刘手倒背、按住头、踹进早已埋伏好的7、8辆小轿车其中的一辆,又把手机和上访材料抢去其中有刘瑞蓉认识的介休市公安局纪委书记郭新民,信访工作人员侯晓立等,非法将其绑架回介休市政府,下车后抢刘手机的人正要将手机给刘时,被张兰镇派出所所长:温玉虎一把抢去至今未还。在市政府停留1分钟左右,又送到介休市公安局,晚上零点左右,又将刘瑞蓉转移到介休市龙凤镇深山黑监狱铁笼里,对其进行殴打、实行对肉体上残酷的摧残和精神上残酷的折磨,非法拘禁达5天之久,终于病倒,还不让与家人联系。
      2008年8月4日深夜,他们怕刘瑞蓉死亡才将其送到介休市人民医院的背人处,让医生简单治疗8小时左右。
      2008年8月5日又将刘瑞蓉转移到龙凤镇派出所。
      2008年8月6日早晨作出了行政拘留15天的非法决定。(证见:介休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给刘的原件字迹就模糊看不清)
      2008年8月20日早晨6时许刘瑞蓉还没有起床,突然张兰镇派出所所长;温玉虎带着四、五个人到介休市拘留所将其直接以敲诈勒索罪逮捕,送往灵石县看守所看押,在痛苦中使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上访讨法理公道,怎么犯了敲诈勒索罪了呢?
      2008年9月18日,介休市人民检察院以介检刑诉(2008)第182号起诉书指控刘瑞蓉犯敲诈勒索罪。面对刘瑞蓉的代理人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力,刘刚的调查取证和辨护及受害人陈述的事实情况,他们拒之不理依然枉法公诉。
      2008年12月25日,山西省介休市人民法院作出了(2008)介刑初字第187号刑事判决书,判处刘瑞蓉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含冤坐牢3年的枉法判决,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事实情况如下:
      (1)刘瑞蓉在上访期间,主管信访工作的介休市委副书记:雷亚伟对刘说:有困难提出来政府为你解决。刘说: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要求政府帮我查清田永兵杀死我儿朱午君的事实真相,现在以给我的家庭、生产、生活造成了重大损失,两个孩子上学有困难。随后不久雷亚伟给刘发短信说:他已经和市委杨建林书记商量好了,给你困难补助,我在晋中开会,回去后就你解决。
      几天后,雷亚伟副书记打电话让刘去找介休市信访局长郭玉福,刘瑞蓉见到信访局长郭玉福后他说:“从社会救助方面每月给你1000元钱,但要求你不能到北京上访。”刘不同意,双方协商未果。
      2008年2月3日,刘瑞蓉去北京正常上访,主管信访工作的介休市委副书记雷亚伟得知后,伙同指使介休市信访局长郭玉福将刘的丈夫朱发贵诱骗到信访局,并早已准备好收条让朱发贵签名,说:“这是政府给你们的救助款15000元钱。”随后市委副书记雷亚伟说:上访人刘瑞蓉敲诈了他的钱。(证见:今收到介休市信访局现金人民币壹万五千元整,签名:朱发贵)。
      2008年7月30日,刘瑞蓉又正常在北京上访,得知情况后的主管信访工作的介休市委副书记雷亚伟、信访局长郭玉福及其它不法工作人员共同策划导演了冒充法新社记者,非法绑架上访人刘瑞蓉,非法拘禁上访人在黑监狱的铁笼里,进行残暴的殴打实行对肉体上残酷的摧残和精神上残酷的折磨,刘病倒后又实行非法拘留,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又实行逮捕,在介休市看守所里梁涛等多人将刘瑞蓉踹倒,再用穿着皮鞋的脚乱踢刘的头,后又给上访人刘瑞蓉带上手铐脚镣长达7天7夜之久。
      居职介休市主管信访工作的市委副书记雷亚伟、信访局长郭玉福、信访工作人员候晓立、司法工作人员法警雷洪波、候伟、安泰公司党委书记王宏斌(注:原介休市副市长曹益明的亲小舅子也是刘瑞蓉,丈夫朱发贵工作单位的领导,因此事已将在安泰公司工作工龄10多年的朱发贵开除)。狼狈为奸,作伪证,利用公权力共同报复陷害诬告上访人,目无党纪国法、坑国害民、手段残忍又卑鄙无耻之极。
      在看守所期间,介休市人民法院副院长:郭旭高多次到看守所里找受害人谈话时说:“我们判不了你,政府不让。”最后终于作出了(2008)介刑初字第187号枉法判决。
      另外还有值得观注的问题:介休市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李国泰因履行了法律程序和职责,将介休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到介休市人民法院田永兵连续杀死朱午君、重伤左兆武、乔辉的重大刑事案件退回介休市人民检察院后不久被捕入狱,如果法官李国泰因履行法律程序和职责主持公道残遭地方少数势力的诬告陷害,请求查清事实真相,为法官李国泰平反昭雪,(注明:被害人家属刘瑞蓉和法官李国泰没有任何私人关系,只感他为民主持公道)。
      综上:36岁的田永兵也是已为人父,寻衅滋事无故殴打在他家裁缝店门前公共场所来看戏的本村19岁的乔辉,后又持凶器杀死为制止他行凶18岁的朱午君、重伤19岁的左兆武、乔辉,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影响极坏,使人望而生畏其违法犯罪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93条,第232条之规定,构成了寻衅滋事故意杀人罪,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人民检察院是《宪法》赋予监督检查、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和违法必纠的神圣职责,背负着党和政府及人民的重托。
      晋中市人民检察院在公诉故意杀人犯36岁的田永兵重伤19岁的左兆武、乔辉又杀死制止他行凶的朱午君一案中,草菅人命、颠倒黑白,奸污法律枉法公诉,包庇纵容介休市公安局侦查办案人员暴力取证,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被害人家属多数次投诉并举报他们拒之不理,面对山西省高级人民检察院作了的群访检字第35号拒不执行,检察官孙秀亮在公开场所蛮横对被害人的母亲大叫说:就不给你查,不中你告我去,(证据:有在场人的证言)晋中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责任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已触犯了《刑法》第399条、第307条1款2款、第310条、第247条、第248条和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构成了:徇私枉法罪、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包屁罪、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罪等故意违法犯罪。
      介休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责任人员伙同介休市主管信访工作的市委副书记雷亚伟、信访局长郭玉福等不法工作人员,捏造事实,作伪证,冒充法新社记者,将上访人刘瑞蓉非法绑架,非法拘禁在私设的黑监狱残暴虐待、非法拘留、非法逮捕、带上手铐脚镣、枉法公诉、枉法判决使其含冤坐牢3年,介休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责任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其违法犯罪行为触犯了《刑法》第399条、第254条、第243条、第239条、238条和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构成了:徇私枉法罪、报复陷害罪,诬告陷害罪、绑架罪、非法拘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罪等故意违法犯罪。(证见: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力、刘刚调查取证后的答辩词)
      (代写人感言:之前以为豺狼虎豹野兽最凶狠可怕,与其相比它们是最善良的)。
      打击犯罪,制止违法行为,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请求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审理批准。为盼!

      此致:
      上访申请人:
      联系电话:13466899209

    2. Andy Zhong
      June 2, 2012 at 02:18

      俞强声之后最严重叛变 国安部间谍案牵连350人(图)
      中国国家安全部“一名副部长秘书被控充当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被捕。

      路透社报道说,三名直接了解这一事件的人士向该通讯社记者透露说,国家安全部某位副部长的这名秘书在今年早些时候被捕,他被控在几年里向美方透露了大量中国海外间谍网活动的情报。

      一位消息人士说,这名副部长秘书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向美方提供“政治、经济和战略情报。”

      消息人士没有说明这位助理以及相关副部长的姓名。一位消息人士说,这名副部长已经被停职接受审查。

      香港媒体报道说,可能有超过350人牵涉到整个间谍案中。中共高层下令全面彻查,该名国家安全部的秘书可能会被以叛国罪处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从成都带走王立军的国安部副部长邱进 被牵涉进去了,停职调查。
      重磅消息。六四没什么好谈了。

    3. 狄村
      June 2, 2012 at 04:24

      中国大陆好多所谓民主维权人士,充斥着文革的暴力,对一切反对意见不假思索排斥打压,扣帽,脏话粗话充斥其中,不许辩论,他们嘴上一套民主词汇,骨子里还是中共那他套斗争哲学,他们对民主的认识,就是认同喊口号,做样子,甚至不惜造假撒谎,若以华裔的目光看待他们,他们仅仅是用民主词汇报装的中共某些领导人的走狗,这些人并没有承担改变社会制度冲击的勇气,他们只想通过造势,改变自己在社会中的权力地位,当然,有真正的民主追求者,但这些人的声音太低,或被打压根本没有发生的平台,在中共极权下,一切都是扭曲的,鲜有能挣脱中共黑手控制的思想者,若遇中共半睁眼乐看炒作坐大的维权者,您要警惕他们,我们民族身上劣根的东西太多,可以说,中国人重权术轻理论,是个炒作弄虚作假的国度。
      何女士,你经常发出有一些独立思索的声音,这很好,给华人文风圈注入行动思想,谢谢你。

      • Filips
        June 3, 2012 at 08:14

        很是赞同狄村君的观点,和熊飞骏先生所写的“中国在这里反思”一书中的防范“民粹”某些观点一致,一些人就是打着民主旗号卖假药,宣传暴利革命,推翻独党专制。我想这些都不利于中国民主文化的进步,共和百年,我们推翻了一个又一个政权,可结果呢?一次有一次迎来一个专制的,压迫的,口头上说一套背地里又在做一套,蛮横无知的政权。睁眼世界各国,我们作为华夏子孙,应毕生余力同世界人民一同去探索自由之路。

    4. 共产孽畜
      June 2, 2012 at 05:55

      何老师,中共是西来邪教。苏俄亲手扶植起来的马列殖民政体。中共完全背离中华的儒释道精神。怎么能说他们是中华内生的呐?

      • mick
        June 12, 2012 at 03:18

        中共 能够最终在中国大陆夺取政权 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有这种土壤…
        也就是何老师所说的穷人占多数的“小农意识”, 小农意识就是民粹主义的温床。
        何老师的文章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我认为非常有道理, 可谓一针见血。

        中俄能被共产邪魔吞噬, 两者确实有很多相同或者相似的地方。

    5. 剑平
      June 2, 2012 at 07:54

      “形形色色的政治反对派的“共同底线”,无非是希望当局实行开明专制,区别只在于是由共产党继续领导,还是让共产党内部分为两派,通过党内民主程序 决定由哪一派执政。”
      —这一论断是有问题的。应该说是体制内政治反对派的“共同底线”。许多体制外政治反对派别并不认同什么”开明专制”,认为中共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制才是“底线”。

    6. Andy Zhong
      June 2, 2012 at 11:50

      海外民运衰退的基本原因
      作者:徐彬|
      海外泛民主派人士(包括民运人士和部分掌握了部分海外媒体话语权的政治精英及知识分子)的言行长期脱离了海外大多数华人能够接受的程度,一些极端的说法和作为更极大地引起了海外华人的反感,从而将大多数海外华人推到“海外泛民主派”的对立面,以致人们在海外一说起民运、民主,就马上联想那些人的负面形象,那就是片面性、形而上学、上纲上线、极端化、逢中必反、非敌即友、唯我独“民(主)”,因此逐渐失去了在海外华人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我年轻时误入政治,人生一大段时间是从事政治学和历史研究的,从中国高校到美国高校。那时对政治非常热情,也非常理想化,但一旦真正接触到海内外政治现实,进一步了解了社会及人性的黑暗和弱点后,以往的热情便慢慢地消退下来。但是,我越是脱身于政治的理论与实践,越作为旁观者在观察反思中国的民主的“前世今生”,就越带了几分客观、冷静和理智,慢慢形成了自己对很多问题独立的立场和观点。现将我在以下三个问题上的个人观点罗列如下:

      一、海外民运衰退的基本原因

      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宪政研究时接触了不少批海外民运的著名人士,虽然很久以前我便离开了学界,但一直在观察他们的言行和表现。令我遗憾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海外民运组织及负责人经历了内斗、分裂、转向、堕落(部分人),从整体上说“海外民运”几乎已经失去相应的力量,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负面的政治符号。他们对中共国内外政策的批判及中国前途的分析、预见、呼吁也大都被时间和实践证明是空洞的、无效的和失败的。海外民运的衰退是不争的事实,有人为此开玩笑说:海外民运组织在全球范围算起来有数十个之多,但搞了几十年,所有的民运组织成员加起来也只不过数百人,其中一半还是申请“政治庇护”的“阶段性成员”。八九年后在海外一度风起云涌的海外民运已成为昨日回忆。造成这样的结果,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基本的原因还是由于他们长期脱离国内的政治经济现实土壤,无法就中国问题找到既有理论影响力,又有行动着力点的切入领域,从而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势力角逐及海内外华人中的边缘化力量。再加上个别人缺乏民主素养,宏观政策、策略失误(我在后面还会讲到)和经济来源“断炊”等原因,因此造成今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局面,这可能是他们那一代人无法摆脱的宿命。

      从我们纯研究历史的角度来看,海外民运从过去曾经的“辉煌”到如今的失落又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因为无论你站在什么角度和立场,中国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后经济上的崛起、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上升是一条明显的上升曲线。我曾经做过研究,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或强国在其国力崛起的过程中,尤其是上升的初期阶段,会因其非经济因素而遭遇夭折的,无论那个崛起过程是否充满着野蛮和非道义。这里我所说的“过程”其实也是指“国运”,即一个国家在其发展阶段中的运势。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是因为该大国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有利因素(“人和”的因素也许会引起争议,但改革开放时期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人和”状态显然还是有天壤之别的。更何况,“人和”因素也包括政策执行力,一元化的领导体系对后发展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作用还是不可否认的)。在这些优势和因素消失之前,该大国的“国运”不会轻易夭折和逆转;即使其优势逐渐消失,它的“国运”转变也会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甚至还有一个因“惯性”而带来的继续发展,绝不会一朝一日突然衰败。迄今为止,中国的崛起过程才延续了三十年左右。虽然今天我们似乎看到其上升趋势似乎有了钝线的出现(当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也有可能在今后某个时期(若干年,若干十年)发生趋势的变化,但是在这种逆变正式来到之前,轻言判定中共统治的中国即将崩溃的预言,是建立在缺乏世界文明史发展规律支持的空想之上的。反观某些海外民运人士,自八九年以来一直从主观愿望和意识形态出发,拒绝承认、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宏观大势,一次又一次地按照自己的一厢情愿,或从局部及微观现象,寻找中共即将灭亡、中国即将崩溃的证据,并因此来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显而易见,这是在战略上犯了判断性失误的错误。历史的发展有时候的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7. Andy Zhong
      June 2, 2012 at 11:53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困境

      中国执政党及其政府自80年代实行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取得的成绩斐然,不但为西方所瞩目,也为世界华人所肯定。但是,由于执政党错失良机,没有同步实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至今,不但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毫无实质性进步(某些领域反而还不如80年代),而且导致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问题,特别表现在社会分配贫富不均、贪污腐败以及在落实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问题上的停滞不前。这一基本判断已经得到大多数海内外知识分子的公认,连体制内的温家宝总理都在海内外多次呼吁要政治体制改革。

      在不满现状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中国体制内改革的最佳时机早已失去。很多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邓小平时代是改革的最佳时期。如果那时候实行有序的政治体制改革,执政党官僚阶层的特权利益尚在一定限度之内,作为改革的主导者不会因改革失去太多,社会上中产阶级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因其社会良知驱使,会愿意支持并配合执政党改革,成为改革的推动力量;社会在改革中的阵痛也会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因此改革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然而,时至今日,掌握权力的特权官僚阶层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所获得的巨大利益已经使他们形成一个庞大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权钱交易所产生的不法利益已经成为大多掌权者的“原罪”,任何带有实质性措施的政治体制改革,即使是局部改革,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都将或迟或早、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执政者庞大的既得利益,发展下去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今后的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全(任何与权力再分配密切相关的局部改革,迟早会引起全局性的连锁反应,其演变的可控性为主政者所无法掌控);此外,社会矛盾的积累也已经积重难返,使改革的难度极大地增加;社会上的中产阶级包括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虽然对现状不满,但在稳定现有社会结构秩序问题上,从自己的既得利益出发,也会和执政者形成共识。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执政者不但在推动改革的意愿上缺乏任何动机和刺激,反而对此充满恐惧和忧虑;同时,社会上其他改革的推动力量也都呈现真空状态。除此之外,改革的外部环境即国际关系也对中国执政党发动政治改革不利。世界经济危机基本渡过后,西方针对中国崛起情绪上的不安已经转化为实际的“围堵”的行动,中东美国原盟友国家“茉莉花”(“阿拉伯之春”)运动背后或隐或现的西方影子,更使执政党感到西方友善背后的“祸心”,从而对中国政治改革过程中可能受到的西方“影响”和“渗透”身居戒心。加上执政党高层像邓小平那样的强人早已不复存在,党内各派系互相制约,任何核心领导人都会担心因改革不可承受之后果而被对手在政治上抓到把柄造成自己在政治上的失势。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执政党只能消极地从邓小平手里拿出“稳定压倒一切”的不变招数,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维稳”政策来应付日渐突出的社会矛盾和困境。即一方面动用国家财力向照顾弱势群体倾斜,调整有关政策,缓解最突出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又收紧、控制意识形态及社会舆论,并采用包括动用“国家机器”等一切手段将任何可能导致对执政党政权构成威胁的人与事消灭于“萌芽”之中。党内以重庆模式的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甚至企图尝试用一种切割与邓小平改革理论与实践、吸取“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内涵及毛时代的某些政策及思路,包括群众运动之方法,来缓解社会“贫富不均”的矛盾,去争取社会上一部分在经济改革中未获得实际利益的“弱势群体"的支持,企图寻找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偏方”。

      显然,上述种种政策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根源,即权力失去制衡与监督。对此我相信连中国领导人自己都已心知肚明,否则温家宝总理就不会在海外一次次地大声呼吁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重庆模式为什么在过去会引起那么多的争议和批评,发展至今甚至演变到今日世人震惊之乱局,其必然性也是出于它丝毫也没有触及对决策者权力的制衡与监督。绝对的权力代表绝对的腐败,腐败不仅仅会发生在经济领域,也会体现在政治领域,因对权力及欲望的无限制追求导致不惜任何手段以达成自己的目的。

      中国社会发展确实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路究竟在何方,是摆在执政者和所有关心中国问题的海内外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大难题。就我个人而言,显然我愿意支持任何可以导致中国民主、进步、自由、人权平等、经济繁荣、民众幸福的可操作、可预期的成功方案,但是至今为止,我看不到任何一个既可解决问题,又能顾及各方利益,且可避免对社会产生重大冲击的方案。当然,我曾经也是一个历史学者,我知道历史的发展是不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又是充满着各种偶然性,是各种力量、各种事件互相作用、互相抵消、错综复杂的过程,最后形成的结果非当事方或旁观者者事先可以预计。中国的这艘大船究竟能否达到理想的彼岸,作为中国人,我永远为我们的中华民族祈福。

    8. Andy Zhong
      June 2, 2012 at 11:55

      三、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发展趋势之研判

      中国维稳经费年年增加,群体事件却愈演愈烈,已为世人所共知。但是,接下来摆在我们海外华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面前一个问题是:这些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和加剧是否会导致中国执政党现在的统治危机呢?许多海外华人特别是民运人士对此抱肯定的回答,甚至认为中共已经处在“摇摇欲坠”的垮台前夜,民运人士还将自己未来的前途寄托在这种可能性之上。许多国人(特别是有钱人)也对此深感担心,去年国内出现的投资移民潮即是其反应之一。但从我的观察和分析来看,群体性事件远未达到可以摧毁现有体制及社会结构的地步。

      毋庸赘言,目前中国的中小城市及乡村出现越来越多的,因分配不公、官僚腐败及其他社会公共性问题(土地纠纷、拆迁、司法不公等)而引起的所谓群发性事件,并不断朝“规模化”、“非理性”,甚至“暴力”倾向发展,民间(通过网络)体现出来的对执政党及政府的不满、批评,甚至“辱骂”,也越来越甚。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目前这种“群发性事件”或“民变”,在没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参与、领导,以及与城市知识分子联手结合的情况下,在现阶段是不可能导致所谓“天下大乱”乃至 “一日变天”的结果的。只要冷静地观察已经发生的“群体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

      一、“事件”发生的地点大多是中国中小城市和乡村,较少发生在大城市,而且没有出现各地区同时、同事(情)联动的格局。

      二、“事件”的起由大多与民生有关,鲜有直接牵扯到政治问题。即使有的话也是仅仅牵涉到事件背后的“贪官”和地方政府不法因素。

      三、社会各阶层没有对某一事件产生联动效应,特别是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没有“卷入”事件,甚至连为之在道义上“发声”的人也为数甚少,对社会动荡敏感的大学生群体更没有产生“巨变”前的“集体骚动”。

      四、政府处理此类事件的两手政策中,越来越多朝“妥协”的方向倾斜,曾被海外部分媒体称之为“人民起义”的广东陆丰的“乌坎事件”以意想不到的结果落幕,恰恰证明了执政者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灵活性和新思维。

      五、在网络时代,此类事件往往会被人有心或无意放大,甚至严重失真(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实例),长此以往,造成社会大众往往对事件的真实性抱有合理的质疑,造成事件对大众心理的冲击性日益降低。

      以上几点是否可足以说明,目前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尚没有动摇具有庞大资源的执政党统治的根基,更何况执政党还有以“党指挥枪”为原则的军队在为其“护航”“保驾”。至于社会大众的不满声音,本身有两面性:一方面反映执政党(官僚)和民众之间的尖锐矛盾,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民众情绪借各种渠道手段(网络、“段子”等)的发泄,实际上是在一个没有投票表达民意的社会减轻社会尖锐矛盾的“火药气”的手段。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即民众骂政府是正常的,不骂政府的社会反而是不正常的。因此,我认为把中国百姓的普遍骂娘现象,当做执政党即将垮台的迹象,显然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虽然我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社会乱象远没有到达导致社会或政权到了崩溃的前夜,但我必须承认中国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难以持续的时刻,执政党的政治统治模式已经越来越暴露出来它的现实及历史局限性,社会的畸形发展已经触及百姓能够容忍的底线。各种社会矛盾互相交织,互为因果,各种利益互相制约,彼此消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使中国真正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是为摆在中共十八大面前的一大难题,一大责任,一大危(转)机。

    9. Andy Zhong
      June 2, 2012 at 11:56

      四、海外华人政治生态过于保守之原因

      这个问题也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在反复思考的问题,为什么那些选择在西方民主国家生活、受到西方社会的普世价值观熏陶,并对此认同的华人一到对待中国民主问题上时,其立场会变得如此保守,甚至还比不上国内一些知识分子直言敢谏。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共采取“恐吓”政策,以取消回国“签证”来威胁,使华人不敢发声;也有人说这是中国“钱大气粗”的统战策略产生了效果,拉拢了海外大多数华人;还有人说这是受中国犬儒文化的影响,将华人自己的命运和政府连在一起;更普遍的说法是太多的华人在中国有自己的经济利益,因此不愿意去得罪中共,等等,说法不一。这些说法或许都能在生活中找到某些例证,但是它不能说明为什么海外华人会那么反感对中国或中共的任何批评,会那么听不进海外对中国民主的任何宣传和呼吁,更不能说明为什么十几年前同样在海外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声援学生运动。我个人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海外泛民主派人士(包括民运人士和部分掌握了部分海外媒体话语权的政治精英及知识分子)的言行长期脱离了海外大多数华人能够接受的程度,一些极端的说法和作为更极大地引起了海外华人的反感,从而将大多数海外华人推到“海外泛民主派”的对立面,以致人们在海外一说起民运、民主,就马上联想那些人的负面形象,那就是片面性、形而上学、上纲上线、极端化、逢中必反、非敌即友、唯我独“民(主)”,因此逐渐失去了在海外华人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其突出表现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批评批判中共的同时,犯了共产党过去的错误,即不分批判对象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各阶段的变化,不分政治还是其他领域,一律加以“妖魔化”,打棍子,带帽子,“看你的过去就知道你的现在,看你的现在就知道你的将来”。一句话,中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坏事,任何中共的政策都“包含着祸心”和“邪恶”,都是为维护其统治阶级的利益,都是灭亡前的挣扎;任何中国的发展和进步都被说成是伪造、宣传,连办奥运这样的事情都要从意识形态出发说成是当局“动用民脂民膏,为自己涂脂抹粉”;甚至将海外的大多数华文媒体,只要不登其文章,不附和其观点,都说成已被中共“金钱”收买,成为中共的“同路人”,等等。如此极端,几乎打倒了除了他们之外的所有人,当然会造成脱离大多数华人理性能够认可的底线,不但无法推动海外华人对民主的认同和追求,反而适得其反,使大多数华人站在他们的对立面,长此以往,“民运”在海外势必逐渐失去其道义的制高点和号召力。

      二、在批判中国某些社会现象时,混淆人性的丑恶和执政党的责任,将社会上出现的由于人性的丑恶而导致的,在任何社会、任何地方、任何企业和个人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不问青红皂白地全部归咎于中共,万变不离其宗,公式化地加以批判。就像卖假酒和假奶粉、不合格校车导致儿童丧生等例子,我并不排除这些事件背后现象可能直接、间接地扯上贪官的影子,也不否认中国没有新闻监督是产生并加剧这种丑恶现象的原因之一,但人性的贪婪和丑恶毕竟是事件发生的最根本的祸首,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民主国家的印度和实现了“民主化”的俄国最近都发生了类似事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这些重大事件发生后,执政者往往都会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在全国范围予以防范。

      三、但凡涉及中美矛盾、分歧,一律从意识形态出发,说是中国错,美国对,美国永远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中国一定是出于邪恶的目的。殊不知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以考虑地缘政治及保护和增强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是实力的对比和较量,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一直在和朋友宣扬我们政治学的“普世”观点,即美国国内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人类史上可操作的、已被证明了的“最不坏”的政治制度(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如选举人制度、两党恶斗等);但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则有太多的本国国家利益的考量,包括美国特殊利益集团游说的因素,在历史和现实上都留下太多可批评的记录。若想了解这些,看看美国历代总统的回忆录便可一目了然。如美国中东政策对不同国家的区别对待、美国对伊朗和朝鲜核发展的不同态度、美国对京都协议的否决、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华政策的变化,等等,都说明其对外政策是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的,甚至在某些问题上敢于违反大多数国家的愿望。但就是这一点最基本的政治学常识,我们那些泛民主派朋友也不愿意接受,继续我行我素,自我满足在“政治正确”欣喜之中,不加分析、区别地支持美国,否认中国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否认中国的某些国家利益是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当然加剧了海外华人对他们的不满。

      四、每当提到中国的有关问题时便说:中共不能代表中国。抽象地看,一个政党当然不可以代表国家,一个国家和该国家政体的形式方式是有区别的。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党政合一的国家中,有很多与百姓生活和民族大义直接相关的事务只能通过一个有“国家”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若像民运或泛民主派人士那样处处讲意识形态,将两者完全割裂开来,便一定会陷入这样一个困惑:你每当说起中国时非要先分清楚是指文化的、历史的、地理的、外交的、政治的、经济的、政党的中国。落实到一个个具体问题上,南海是属于中国还是中共?中国政府派出钓鱼岛执法船是代表中国还是代表中共?奥运会是中国办的还是中共办的?领事馆是中共开的还是中国开的?中国国际地位上升是否也要区分中国和中共?这些,你能分得清楚吗?太多的问题,按照他们的逻辑是无法回答的。偏偏这些泛民主人士不愿意改变思考这些问题的片面逻辑,在表达其反共立场时将所有和中国有关的人与事一网打尽,因此越来越在海外华人中陷于孤立。

      五、由前一个问题相关的,就是将海外华人特别是海外华人社团和中国血缘上天然的亲近性一律说成“亲共、媚共”。我不否认有部分华人社团领袖出于私心或胆怯,平时一切唯领馆官员意志是图,不敢站在公正立场上对中国及中共存在的问题说一句不是。但我认为,大多数华人社团的日常活动还是以本地华人联谊为主旨,大多数普通海外华人的爱国,是因为他们身在异乡,所以关心他们原来居住国那里发生的一切。他们所说的中国就是活生生的、每天在新闻中看到,和从家人中听到的在中国发生的一件件事情。对他们的绝大多数而言,“中国”两字是没有太多意识形态的。虽然他们有些人今天对中国存在的问题表现麻木,也有的人报着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听不得人家对中国的任何批评,但是他们至少不应该成为海外泛民主派攻击仇视的对象。而且,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出现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海外华人的绝大多数、甚至是富人阶层,都会成为民主中国的拥护者。

      六、某些海外知识分子混淆政党人士立场和民间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立场之间的区别,加剧了海外华人的政治分裂。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政党人士是受自己政党的政纲所驱动,为实现自己特定的政治目标而奋斗的人士,为达到政党所追求的目的可以使用各种手段(在合法前提下)。从这一角度看,海外民运的政党人士在其政策方面“逢共必反”在理论上和理念上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当然他们要不要讲究策略另作别论。就像美国的反对党,对执政党的任何决策都不会轻易表示认可赞同,甚至是毫不留情地批评,千方百计地反对(对外政策除外)。美国去年在提高国债问题上的两党不必要的对立造成全美、全球金融市场大波动便是典型的一例。但是海外很多“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评论中国问题上,却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和海外民运人士完全一致的立场,混淆了自己的身份。照理说,他们应该保持自己对中国问题观察评论的独立性和理性态度,在一人一事的评论上表现出更多的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以此去赢得大众的认可和支持,在海外形成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正面力量。即使自己的长期的政治理念和追求与某一个政党理念的相同,至少也要在策略上注意自己评论及言行的客观性,避免标签化、脸谱化、简单化倾向。海外华人中这些比较活跃的知识分子言论的“政党化”,更加推动了普通华人的“选边站”,向中共靠拢,理性、独立的言论空间进一步被挤压,由此不但失去这些知识分子本该在海外华人中启蒙民主意识、宣传自由理想应发挥的作用,而且造成今日海外华人特殊的政治生态,这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

      以上四个方面对中国政治问题及海外华人政治生态之分析确实是概括了我在海外生活二十年,以我个人特定的学术背景出发,对相关问题长期观察思考的结果。我个人对任何海外政治组织和个人都没有特别的成见。我认为我们生活在西方,对任何主张都应该予以理解、包容与尊重。如果因为我个人文字而对一些人有所冒犯,这绝不是我的本意。我还必须说明的是,我在本文中的观点并非要表达自己对中国问题的完整理念和主张,只是针对相关问题中比较突出而又被人忽视的某些方面,提出我个人的看法。我也没有能力对解决问题提出任何“灵方妙药”。作为一个政治的旁观者,突然想坐而论道,难免做不到客观全面。匆匆写下这些,一是因本刊约稿,二也是想借此整理一下自己在上述方面长期思考的结果。

    10. Andy Zhong
      June 2, 2012 at 12:09

      to 刘瑞蓉 ,您好!作为一名普通民众,我能做的只能是在QQ群与各论坛上为您转帖。非常抱歉,仅能做到这了。

    11. Andy Zhong
      June 2, 2012 at 12:17

      我在twitter与facebook上曾给王军涛王丹两位海外华人民主领袖建议,建议海外泛民主派现在先对国内政治与共产党左右两派之争做壁上观或坐山观虎斗,而现在首要工作是在海外建立统一的民主政治力量并建立海外华人华侨社区的民主普选工作,实行一人一票选举的政治运行模式。可惜,他们都一直没有回复,甚至王丹直接将我屏蔽,并指责我为五毛,删除我所有建议的留言。
      太让我等青年后辈失望了!

    12. June 2, 2012 at 14:36

      好文章! 我们西藏应该是“外铄型”。

    13. 朱雀神
      June 3, 2012 at 23:56

      说了那么多,一句都没有切中要害。中国问题的本质是是要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要专政还是民主的的问题。如果要私有制的话,怎么把这个庞大的国家和13亿人的利益平衡好,怎么切实有效的达到社会快速稳定,怎么构建现代民主政治框架,怎么为中国的永远和平稳定和自由民主打下基础?

      • 何清涟
        June 4, 2012 at 09:06

        在小学生眼中,世界上最高深的学问是1+1=2.
        请你回答三个问题:一、中国现在到底是纯粹的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它的私有化程度与中国相比如何?你说得出来吗?二、希腊与法国的情况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惹的祸?三、中国人的文革情结,以及抢来本钱做买卖是公有制思想还是私有制思想?

      • Andy Zhong
        June 4, 2012 at 10:08

        朱先生,请看之前我在何女士的3月份文章《中国政治与宗教的内在紧张》下的转载,该理论的倡导者是曾是邓公92南巡启动深化经济改革的第一发言人的中共的改革派元老周瑞金,其言论也代表了中共高层的改革蓝图。如果蓝图实施顺利,中国未来民主宪政实现之难题也就不攻自破了。
        ——————————————————————

        《华夏时报》:当前继续推进改革主要面临哪些方面的阻力?如何选择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找到改革的路径?

        周瑞金:从我国总体态势判断和五点共识出发,我认为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必须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这就进入当前的改革攻坚阶段。

        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又要分步骤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现在看来,中国的整体全面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的路线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2004年,用了大约25年左右的时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深化、完善。就在这次全会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

        这个阶段,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间正是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公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这也是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主要要求。所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务,又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即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低收入者通过廉租房来解决;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60%以上,目前我国为50%左右,一年增1%,约10年左右达到60%的指标,发达国家达80%以上;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以上。这样,年收入在6万-18万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的40%-60%,目前我国占20%左右。这就形成了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就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力。实现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管理创新,那就要转变原来对社会组织从管制为主变为培育和鼓励为主,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

        从当下的社会思潮来看,出现了多元化、多角度且水火难容的不同声音。各种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一一浮出水面,互不相让,时有碰撞的火星迸出。然而,冲突各派的观点,其核心问题是相同的:如何破解社会各界都极度不满的社会不公?如何寻找解决之道的社会“最大公约数”?

        抛开一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所面临着这样一些迫切、公众反应激烈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环境污染加剧,高投入、高污染产业层出不穷,食品、水、空气被污染,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带来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到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这三种腐败直接与体制缺陷相关。

        这些问题交织重叠,导致了与当年邓小平南巡时颇为相似的社会背景:曾经整合各方力量包括国际因素形成的改革共识,不但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有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但与当时不同的是,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很大比重成了在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这类博弈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加之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欧美陷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资本主义也同样面临深刻的挑战,中国周边亦危机四伏,时时遭遇不友好的摩擦,远交近邻均对经济高速增长、发展却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心存疑虑与戒惧……

        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时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14. Andy Zhong
      June 4, 2012 at 11:24

      八九学潮起因的另类思考—-写在六四屠杀23周年
      润涛阎

      六四是一个悲剧,乃地球人的共识。它不仅仅是邓小平个人的悲剧,也是参加学运的学生们的悲剧,亦是共产党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上文提出了六四结局的根本原因,本文着重探讨学运起因。

      一提到八九学潮,大家一定会想到:由薄一波牵头、邓小平陈云拍板决定的罢免胡耀邦,导致了知识界的愤怒,胡耀邦抑郁而终便引发学运。其深层原因便是物价高涨、赵紫阳的儿子为首的高干子女带头搞官倒,导致市民对改革走向歧途的担忧。

      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上面所说的现象再结合共产党专制特征便下结论说八九学潮的起因已经明了,我们就把探究真相的历史机遇后移了。

      从另一角度思考八九学潮的起因,我发现还有更深层的文化根源埋在里边而被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们忽略了。如果您想听听润涛阎的另类思考,那您就再把板凳搬来,听我细说端详。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被上升为“改革开放”政策中的“改革”,不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也不是赵紫阳或者万里提出来的,而是源于安徽凤阳小岗村18 户农民1978 年开启的包产到户。这个大胆的“吃螃蟹”行为被安徽市委书记万里肯定了。虽然在 1979 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农村建设提出的25 项政策措施第三项中明确表述:“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但万里把小岗村分田到户的经济体制改革结果告诉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到了1982 年,中央才下文件全国一盘棋走小岗村农村经济改革的道路。最早悄悄跟上小岗村等于背叛中央的是四川的赵紫阳和安徽的万里,这就使得在1979 年就有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说法。

      全国范围的包产到户经济体制改革,虽然让农民吃饱了肚皮,但要说有什么“万元户”也是搞副业、倒买卖的少数人。但中国的特征就是造舆论特在行,没有去过农村的城里人,尤其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们一看报纸电台充满了“农民万元户”的报道,一下子受不了了。那时候我还在国内,在 1985 年我离开中国前就已经看到知识分子或者城里人要找机会闹事的苗头了。我跟一位我非常尊重的聊友李老师谈论起这个预测,他愣愣地看了我很久才问我这话从何说起。我便跟他谈论起了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读书人甚至城里人绝不会容忍农民成为万元户而自己还不是万元户。我那是由于研究课题的缘故,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地,对农民、城里人的收入情况非常了解,很清楚报纸电台上瞎吹的农民万元户根本就不是普遍现象,农民仅仅是刚吃饱饭刚有新衣服穿而已,整体收入远远没有城里人那么多,更别说永远不不上知识分子了。

      知识分子们听说农民万元户后心理无法平衡是有道理的,就拿我来说,那时候我这个讲师级的“城里人”、“知识分子”每个月的工资才 114 元,等于十年加在一起才挣一万元,远远比不上不读书的农民万元户。中国的报纸宣传仅仅是对邓小平的改革歌功颂德,或者也有把经济体制改革往城市推进的用意,但这离谱的宣传给共产党带来的后果则是动荡。我跟李老师谈论这些,他听后苦苦思索,最后给我的评论是:“小阎啊,我就喜欢听你讲道理,哪怕是谬论,你说出来也跟真理一样逻辑严谨,无法反驳。”

      第二天早上,李老师找我,郑重其事地说要给我道歉。我不知何故。他说昨天对我的评论等于是对我的诋毁,后来越想越后悔。我哈哈一笑,说李老师您道歉干嘛,我听着很舒服,是对我的恭维啊。把谬论推理成真理,那不算牛逼谁还算牛逼?李老师听后拍着我的肩膀大笑不止。正因为他的严肃道歉态度,令我感动,也就无法忘记。我相信今天李老师看到此,也会想起那天的谈话。

      随着时光的推移,农民万元户的报道更加甚嚣尘上。加上城里本来一些不三不四的无业人员包括刑满释放人员也搞起了餐馆、倒卖香港电子表等发了财,尤其是当官的如赵紫阳的儿子也水涨船高地成为百万富翁,城里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们再也无法忍受了。掌握报社的那些知识分子们就开始将胡吹农民万元户改成了“搞导弹的不如搞鸡蛋的”等为知识分子鸣不平的大肆报道了。

      胡耀邦的死只不过是知识分子闹事的导火索。“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赵百万”等“官倒”也是拿得出手的口号而已。中国历来对官员的腐败都有很高的容忍度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城里人真正愤怒的有两项:一是“农民万元户”的大量报道令他们信以为真,城里人是瞧不起农村人的,何况知识分子那可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精英”,亦即“人上人”。最底层的农民竟然比知识分子还富有,那还了得?所以,铺天盖地的报纸比较的是“搞导弹的”与“搞鸡蛋”(或者“茶叶蛋”)的谁更富有,所谓的“脑体倒挂”现象。

      这些胡说八道的报道,彻底歪曲事实。我在1985 年年初还到过华山,亲眼看到往华山山顶背水泥的农民走在我前边。我问他们背一袋这么重的水泥怎么能爬山,要给你多少工钱。他们告诉我,一天只有两块钱。

      背一袋水泥爬山,一天只有两块钱,一年也挣不到八百块钱。如果农民很容易或者说大多数是万元户,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农民去挣那每天两块背水泥上山的钱?何况背着水泥爬华山之险令我至今想起来腿都颤抖。

      但不明真相的城里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们竟然相信报纸的胡说八道,真的以为农民比城里人甚至知识分子们还富有了。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与其直接相关的现象:什么物价都可以涨,唯独农产品一旦涨价,便有了导致城里人闹事的危机。所以,八九学潮的另一起因便是物价上涨,城里人或者知识分子们不能容忍的是米价粮价、肉价、菜价的上涨。即使六四杀完了后,一旦农产品涨价,包括猪肉涨价,政府就赶紧给城里人发铺贴。房子、家具等任何东西不论怎么涨价都不担心城里人闹事,唯独担心农产品涨价。而猪肉涨价,政府给城里人的补贴是不包括没有养猪的农民的。难道农民就不买猪肉吃?米价涨价而发给城里人补贴时,也不给不种粮食的养猪专业户农民补贴。化肥、农药等工业产品涨价,政府不给农民补贴。

      知识分子们以为地球人“搞导弹的”就应该比“搞鸡蛋的”收入高。我到美国后最吃惊的两件事便是:一位韩国同学假期拉我去他老爹办的养鸡场参观。我第一次看到美国的养鸡专业户竟然是那么富有。他老爹告诉我很多知识,比如,他的几十万只母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下蛋。我以为他们的鸡跟我们中国的鸡不是同样的鸡,中国的鸡一到夏天就不再下蛋,要孵窝。即使不给母鸡的鸡窝里放鸡蛋,母鸡由于激素的原因,也照样不下蛋而卧在窝里假装孵化鸡蛋。他告诉我,只要不让母鸡看到阳光,一直用日光灯照射,每天的周期不是24 小时,而是25 小时,母鸡的生物钟就打破了,它们就常年下蛋了。看他那豪宅,他何止是百万富翁。比较之下,那些搞导弹的教授科学家们,辛辛苦苦都难得到研究经费,收入根本就无法跟“搞鸡蛋的”相提并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无法回答:凭什么搞导弹的就比搞鸡蛋的富有?理由何在?地球上没有搞导弹的时间是以千万年为单位的,但那时都不能缺搞鸡蛋的。

      第二件事令我吃惊的是美国农民的富有程度。对于这一点,我就不赘言了。你随便搜索一下便知,只要当上三代农民的农场,别说有自己的喷药飞机,大量的康拜因之类的昂贵农机具,就是政府的农业补贴都不是搞导弹的科学家所能比的。不种粮食的地,政府给养地补贴,防止过分耕种土地。种粮食的土地,政府给各种补贴。而搞导弹的科学家们那点薪水,连一辆康拜因都买不起。

      八九学潮最热闹的时候,也没有农民参与,因为他们知道“搞导弹的不如搞鸡蛋的”是在抱怨他们,而事实上,他们搞鸡蛋的做梦都想让儿子考上大学去搞导弹。只要留在城里,搞什么蛋都成。倒是有三个农民,还是湖南的,去天安门毛泽东的画像上投鸡蛋。他们心里最明白:你们将来搞导弹的学生闹事说是要搞民主,反对独裁专制。而共产党独裁祖师爷、被你们城里人称为“当代秦始皇”的毛泽东的画像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搞鸡蛋的农民把鸡蛋里边的蛋清抽出来,换上墨汁,投到毛泽东画像上去,看看你们学生的态度。

      学生们把他们三人带到广场,然后投票,结果是把他们三人扭送到公安局!这三人的命运多么惨,可以想象得出来。他们坐牢绝不会受到王丹等学生们在牢里的待遇。他们出来后还有一人没有被整成精神病,出来后接见记者时还原谅学生。

      这三位农村出身的年轻人,其中有两位是农民户口。余志坚,原职湖南浏阳县达许乡连头小学教师,当年25岁,被判无期徒刑,2001年9月获假释出狱。喻东岳,原职湖南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当年22岁,被判刑20年,1991年冬在狱中精神分裂,至今尚未痊愈,今年2月22日获释。鲁德成,原职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司机,当年26岁,被判刑16年,1998年出狱,2004年底从中国大陆逃往泰国,2006年4月获加拿大政治庇护。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老人要问那些投票同意把三位志士扭送给公安局的道理何在?天安门广场不是你们学生的,是全国人民的,也有那三个农民一份。是谁给毛泽东画像搞上鸡蛋的,应该由公安机关自己去查,除非你们学生认为他们三人的所为是非法的。他们是否非法,不是由你们投票决定的。问题是:为何你们知识分子可以在广场搞民主,人家就不能搞反对独裁?你们有把人家扭送到公安局的权力,为何他们三人没有把你们扭送到公安局的权力?你们搞民主,他们泼墨独裁者,干的是一回事啊,不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上过大学吗? 当历史的车轮碾过专制制度的那一天,大独裁者毛泽东的画像从城楼上拿走的历史时刻到来的那一天,把他们三位扭送到公安局的学生领袖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

      有两个原因导致学生领袖们决定把三人扭送到公安局:一是学生们内心的软弱,害怕政府把三人的犯罪行为栽赃给学生,令学生蒙冤,甚至改变学生运动的性质。这表明:学生们并没有与独裁者死磕的打算,也表明学生们没有反对独裁者的诉求。二是学生们打从内心里认同毛泽东的“严惩投机倒把分子”、“打击资产阶级个体户”的专制制度。中国的知识分子宁愿维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做人上人”的专制制度也不追求“人人生而平等”的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理念。

      除了以上两个解释外再也找不到其它解释了。这个突发的额外事件本身给学生运动的定性开了一个小的天窗。因为我们不能把任何反对专制政府的运动都理所当然地看成是民主运动,中国历史上凡是反对甚至推翻专制政府的运动都无一不是成功后自己当皇帝,与民主运动无关。把八九运动说成是“反腐败的学生运动”是合乎历史的,是可以经得起历史考察的。农产品物价上涨引发学校的伙食费增加,而政府没有增加学生的生活费,外面宣传的是农民万元户、个体百万富翁,令他们无法得到心理平衡。如果政府加倍增加学生的生活费,胡耀邦死后是否会引发学潮,还很难说。如果那时有网络报道农民还很穷的真实面貌,万元户是媒体瞎吹,没有了“脑体倒挂”、“搞导弹的不如搞茶叶蛋的”等胡说八道,胡耀邦死后是否导致学生们上街,还很难说。从另一方面讲,政府的媒体大造舆论,给改革成果唱赞歌太离谱而引发学潮,也是政府的罪有应得。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上人”观念本来与民主、人权、自由所依赖的“人人生而平等”文化格格不入。八九学潮没有提出“取消农民户口”的要求与口号。要知道,把农民单独列出不能到城市生活的农民户口制度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甚至绝大多数独裁国家,都没有的。当然除了北韩等极个别小的国家外。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知识分子竟然歧视农民以堂皇的理由“搞导弹的不如搞鸡蛋的”为心中怨气而寻找出气口,无疑会被未来的历史学家所惊叹。打从农村开始了包产到户,吹捧农民万元户的报道连篇累牍,以至于“脑体倒挂”、“搞导弹的不如搞茶叶蛋的”宣传充斥媒体,深入到了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灵魂,也成了城里人、知识分子与学生连同一气找机会闹事的动力,甚至把农民已经成万元户而知识分子还没有富裕作为闹事冠冕堂皇的理由。尤其对农产品涨价非常反感,简直是怒火中烧。个体户可以富,知识分子却不是第一批富起来,那还了得!那叫“脑体倒挂”,与“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人上人”传统文化本末倒置。知识分子内心不能平衡,对政府的政策也就无法认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怎么想怎么生气。

      六四的血腥镇压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行为,它反映了独裁者的嗜血本性。不论学生的要求多么不合理,那也不应该是用坦克碾压的理由。不论下令屠杀学生市民的邓小平,还是推波助澜沆瀣一气的李鹏陈希同等人,都将牢牢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我们必须清楚,连同上文所谈,八九学潮的兴起与悲剧结局是有其历史文化原因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专制制度的产物。当然,六四学生的血也没有白流,导致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独裁者政治骗子毛泽东的画像遭到首次泼墨,虽然“倒蛋”者是三个湖南农民而非大学生、虽然这三位勇士被学生们扭送到了公安局。他们三人的名字必将被历史书写,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后记:本文只是求真的探讨历史,并非对死难学生的责难,更不会减少对残暴屠夫的谴责。但我们不能感情用事,历史是无情的,必然回归到求真的路上。在没有打破腐朽的传统文化之前,一切反对专制的抗争都会以悲剧告终。

      打从共产党掌权,怨气积压最多的是农民,饿死他们也要一平二调交公粮。但六四学潮跟共产党死磕时,农民不参与。他们知道知识分子们的所谓的反腐败,只是知识分子们没有得到腐败的机会而已。事实上,六四后,淘气的孩子有奶吃,政府让知识分子们纷纷入党当官,他们立刻腐败透顶,再也不反腐败了。表明那些学生知识分子当年的所谓反腐败,不是文化层面的对“人人生而平等”的认同,而是觉得自己没有发财而恼怒。一旦自己当官发财,便把反腐败的诉求丢到脑后了。

      • Chen Jing
        June 10, 2012 at 03:35

        还是您分析的真实,有理。

        • Andy Zhong
          June 11, 2012 at 21:23

          谢谢,但是不是我的分析。是学者们的分析,我只是挖掘者吧了,发现是不错的好文,拿出来给大家共享与自醒而已。

      • blackman
        June 12, 2012 at 03:20

        分析的很精辟 赞一个,这是我看到的最中立的观点。

    15. Paul
      June 5, 2012 at 05:14

      好文!越南也应该属于内生型的共产党国家,请问何老师朝鲜算不算呢?按说它是靠中共的军事介入才形成和生存下来的,但好像也存在内生型的一些特点。

      关于开明专制,俄罗斯有普京,有丰厚的自然资源;新加坡有李光耀、关键的地理位置、和美国良好的关系;台湾当年有蒋经国、美国的援助以及日据时代留下的基础。

      开明专制需要强人和很高的维持成本。强人不常有,资源也有耗光的时候。无论是强人还是资源中国都不具备,如果开明专制是中国反对派的理想,说明他们不切实际,中国的转型前景堪忧。开明专制是不稳定的,只能是过渡。

    16. 文人误国
      June 5, 2012 at 08:31

      何女士在其中提到,产生这样一种体制的原因是贫困人口多,农业经济为主,难道共产党的这种执政策略不是基于这样一种国情吗?用民主,真能解决14亿人的吃饭问题?起码现在大家不至于饿死,对于这种小农经济意识还广泛存在的国家,吃饭才是头等大事,这才是抓到了事情的本质。我觉得,一个有思想有见地的人,不要总想着把某种观念强加给别人,或者替别人认为何种制度好,何种政策好,还不如想想自己怎么才能名利双收,怎么才能荫庇后人!

    17. Andy Zhong
      June 5, 2012 at 10:19

      《很多学生死了》为何柴玲, 吾尔开希, 李录等发起人却还活着?

      2010-6-7 23:33

      1989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正面临物价改革的瓶颈口,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很快,老百姓情绪不满,而在这同时,许多高干子弟利用经济改革的机会,搞官倒,很快就把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聚集在他们手中,这更加激起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所以当柴玲和王丹为首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反对贪污,反对官倒时,很快得到北京市民的支持。而且事态迅速扩大,并得到留美几万留学生坚决支持。

        但是在后来运动就逐渐的变了性,柴玲,吾尔开希与李录的 人性的阴暗和丑陋 的一面也逐渐暴露出来。在第一次与当时的李鹏总理谈判时,李鹏答应政府调查官倒和贪污。但是以柴玲为首的学生代表拒绝撤出天安门。柴玲说。撤出天安门广场后,李鹏会对学生代表秋后算帐。在第二次与当时的李鹏总理谈判时,学生代表增加了不许对学生秋后算帐的条件李鹏也答应了。可是但是以柴玲为首的学生代表仍然拒绝撤出天安门广场。柴玲说我们不相信李鹏。当然,李鹏作为中国太子党的总代表,很难相信他会认真调查官倒和贪污。可是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就会给李鹏以破坏社会秩序的名义把这场反对贪污,反对官倒的运动打下去。柴玲,吾尔开希与李录难道不明白这一点吗?他们的智商就那么低吗? 为什么共产党的幕僚一个一个走马灯似地劝告他们撤出天安门广场,他们也坚决拒绝呢? 他们一点也不幼稚,他们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精明的学生领袖。

        香港支联会从这场运动一开始就介入了。学生募捐的钱90%来自香 港支联会。香港支联会驻京代表成了学生领袖的参谋。是不是由于港支联的意思,柴玲,吾尔开希等才拒绝撤出天安门广场?有迹像表明这一点。

        请看柴玲,吾尔开希等人的第一次逃跑:1989年5月19日晚上,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柴玲,吾尔开希等高自联的头头吓得一人发了一千元,赶紧逃命。当时柴玲宣布绝食团的使命已经结束。要大家赶快疏散。他们把这一千元叫作保命费。所以5月20日和5月21日,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刘刚等许多高自联的头头都离开了天安门广场,但也不在家里。可是在5月22日,他们又回到了天安门广场。这两天,他们在那里呢?怎么又不逃跑呢?另一个敏感的问题是:他们当初准备往那里逃跑呢?有一个高自联常委的话漏了天机:他骂道“香港支联会真不是东西,是支持我们,现在捅了漏子,就不管我们了。”在5月20日和5月21日这两天里,有些高自联头头要求港支联协助他们逃亡美国,但是港支联不肯答应。为什么不肯答应?港支联说,仅仅戒严令还不足以说明你们有危险。换句话说,还没死人呢!鉴于柴玲的逃跑,她被撤除高自联总指挥的职务,由王丹任总指挥。

        5月24日在王丹的主持下,高自联常委会通过了定于5月30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并且通知了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和香港支联会,要他们在5月30日前游行一次。(中国留美学生就于5月28日,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等地举行了大游行。)港支联眼见北京学生运动越出了它的操纵,就派特派员紧急飞北京。他与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秘密会谈,作了一场丑恶的交易。

        首先,由柴玲发难,猛烈攻击王丹是右倾分子,投降主义。经过高自联常委会的紧急会议,推翻了原定于5月30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同时撤除了王丹的职,由柴玲重新担任高自联总指挥。此外,柴玲又在学生运动的口号中加上了“要李鹏下台”的一条。这就是使学生运动打上了死结。人们要问为什么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有这么大的能量呢?一是由于他们控制了募捐来的钱,二就是他们与港支联特别关系。一些人支持柴玲就是想一举跳向美国。王丹当时说”中国的民主需要长期斗争,不是一天两天能成功的“王丹当时还说过“这次运动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反官倒和反贪污口号已经深入人心,政府在新闻控制上也有所开放。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不但会有学生流血的危险,而且会葬送这次运动的已经得到的成果。”王丹的这些非常正确的观点被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批判为右倾投降主义。在政府答应了学生的”要对官倒和贪污进行调查“的要求后,学生们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就显得理由不足。

        在政府宣布戒严后,学生们仍然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就是公开的对抗法律。在一些国家,学生们用占领广场或占领政府大楼的方法导致政府下台例子是有的。但是,那都是由于在美国的压力下,那些国家的军队不支持政府的原因。但是这在中国绝对不会发生。当有人把刀架在空中,要砍你的脖子时, 去争论对方是否有道理砍你的脖子上是愚蠢的。当务之急是把你的脖子移到安全的地方去,等他刀放下来,再与他争论道理。当时柴玲是这么说的:“现在那么多政府的官员一个个走马灯似地劝告我们撤出,那是为他们着想,他们怕事情闹大了丢官。他们怎么不为我们想想?如果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李鹏就会轻而易举的把我们抓起来。就是不抓起来,我们有好果子吃吗?我们与李鹏已经誓不两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柴玲的这番发言很清楚地表明她是用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学生掩护自己。柴玲是用几千个脖子去掩护她一个脖子。

      有人说64学生领袖幼稚,听听他们的讲话,幼稚吗?从这时开始北京学生运动已经完全变成港支联向北京政权发难的工具。港支联就是要制造北京的流血与死亡。他想用北京的流血与死亡来引起香港居民对97回归的恐怖感,甚至想借此让国际社会阻止中国收回香港。港支联首先买了很多帐篷,让学生晚上睡好觉,白天也好休息,这就留住了大批外地学生。外地学生主要来自辽宁和天津的高校。此外还发钱下去给各校代表去买吃的。

        但是仅仅有吃有睡还不足以留住学生,还必须消除学生对戒严的恐怖感。所以港支联通过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高自联的头头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假消息,以蒙蔽学生和市民。其中最严重的是假造了所谓叶飞等七名将军,向中央提交“以老军人的名义,认为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军队绝不能对人民开一枪。我们建议军队不要进京”的意见书。这个消息是由天安门广场高自联广播站首先广播的,又由高自联发到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消息。如果不是高自联捏造的,请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回答:你们从那里来的消息?在这同时,还捏造了所谓70%以上的副部级,80%以上的司局级都同情学生。中共500多名将军,更有300至400对军队进京表示反对的假消息。 他们是怎么捏造这些假消息呢?一个曾任高自联宣传组的女学生说:有一天,李禄给了她许多名字和电话号码,李禄说这都是老干部,有的还是副部级和将军。李禄叫她打电话采访。每一个人都问两个同样的问题:

        1) 对学生运动支持不支持?

        2) 对戒严部 队如果向学生开枪如何看法?

      他说所有的回答几乎都一样

         1)他们都说坚决支 持学生的正义行动

         2)他们都坚决反对戒严部队向学生开枪。

        但是也几乎所有 的人都劝告她,学生还是先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好,有意见以后再谈。这位女学生说:有好多电话还是秘书回答的,她把所有电话记录都给了李禄。经过高自联头头的修改,就变成了所谓70%以上的副部级,80%以上的司局级都同情学生。中共500多名将军,更有300至400对军队进京表示反对的假新闻消息。并且删除了这些干部都主张学生先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忠告。老军人的意见书更是无中生有。中国的老将军们从来不兴搞联名书之类的政治活动。来自不同体系的军头更是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老邓决定要戒严,没有一个军头敢说不字。高自联的头头制造了这些假消息的目的是企图给北京市民及天安门广场学生们一个中国军队内部意见不统一,李鹏地位不稳,军队不会开枪的假像。这就叫舆论导向。

        稍微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对抗戒严法的后果是死亡。在六十年代初,美国阿肯色的小石城,也就是当代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老家,白人种族主义者在开学时,不让黑人学生进学校读书,引起了一场全城性的骚动,由于骚动规模很大,政府无法控制,就实行了全城戒严。戒严期间,一些黑人团体成员违反戒严法继续进行示威游行,而遭到军警的枪杀。后来阿肯色的议会经过讨论,法律规定不许黑白学生分校。这场骚动才平静下来。事后,黑人团体要对枪杀示威游行者的军警起诉,州政府的回答是,死者是违反了戒严法,军警的开枪是合法的(justified)。前几年,洛杉矶由于黑人骚动而戒严时,军警对违反戒严法者也是格杀不论的。许多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家长们要他们子女撤出广场是怕子女被打死。许多学校的老师们劝告学生们撤出广场也是他们被打死。许多政府干部劝告学生们先撤出广场再说也是从他们的安全作想。可是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只听头头的话。他们对头头们捏造的假消息坚信不疑,把戒严法当儿戏。

      有人为柴玲,吾尔开希,李录辩护说“他们推翻了原定于5月30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是寄期望于万里通过人大取消政府的戒严令。“请看历史事实:5月28日,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在加拿大接见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代表。留学生代表狠狠告了李鹏的状。说戒严法没有经 过人大批准是违反宪法的,并要求万里取消政府的戒严法。万里答应一回国立即召开人大紧急常委会研究戒严法的合法性。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万里从来没有对留学生代表说戒严法是非法的,只是说研究研究。在中国的官僚制度下,研究常常是推托的代名词,所谓研究就是研而不究。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万里说了”为了防止意外,建议学生还是先撤出的好“他要留学生代表转告。北美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立即把与万里谈话的详情FAX给北京高自联。但是谈话一到北京全走了样。高自联的头头首先把万里说的”为了防止意外,建议学生还是先撤出的好“的话删除了。剩下的话又变成了“人大委员长万里将回国主持人大紧急常委会,取消戒严令”,这条消息一广播,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一片欢乐,大家沉浸在一种虚假的胜利之中。

      万里在5月31日回国,到上海时就下了飞机并发表了支持戒严法的声明。天安门广场上学生情绪先是失望,继而一下子又愤怒到极点,骂万里变了立场。如果说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推翻了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是寄期望于万里取消戒严法,那么为什么在万里声明支持戒严法后还坚持留在广场上呢?难道他们不怕死吗?柴玲在64前的一次接见美国电视新闻的采访节目中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我们看到节目播出是在大约89年6月7日左右。节目是专题介绍学生领袖柴玲的。其中有一段对话如下。美国记者问:“现在已经戒严了,你们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有没有危险呢?”柴玲答:“是的。我们有很大的危险。我很难过,我们的这些年青的学生们可能会为这场运动流血死去。”说到这里。柴玲居然哭了起来。美国记者又问:“那么你想不想死呢?”柴玲一遍哭一遍答:“不!我要活,我还很年轻。”这段对话说明了两个事实:1。在万里发表了支持戒严法的声明后,高自联的头头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清清楚楚知道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可能会流血死去。 2.柴玲不想死的。看来吾尔开希,李录也是不想死的。 柴玲现在口口声声说美国电视台错误地翻译了她的话。但是美国电视节目只是把她的声音略为降低,再加上英文翻译。英文翻译的声音要比原声延迟一至二秒。所以我们能很清楚地听到她讲:“不!我要活。”

        6月1日和2日,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64头头对如何阻止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作了严密布置。还指定专人负责把守一些街口。这些被指定负责把守的学生们都感到很光荣,他们很有一股流血牺牲的精神。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开始了。89年6月2日深晚到3日凌晨,北京高自联开了最后的常委会。会上由吾尔开希重点发言。吾尔开希对大家说:“根据可靠情报,明天戒严部队要进行武装清场,一定会发生流血死人的。”吾尔开希又说“这次运动已经失败。看来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改革,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革命,一场体制外的革命。我们今后所要作的是床?车奶逯啤!辈窳幔?盥家沧髁丝犊?姆⒀浴?

        李禄接下来宣布高自联指挥部成员立即撤出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发了逃命钱。逃亡的目的地是美国。吾尔开希对逃亡路径及联络方法作了细述。先南下广州,然后由港支联接应。于是在6月3日凌晨三点左右,柴玲和大部分高自联指挥部成员乘着天安门上的学生正在睡梦之时,偷偷地撤离广场,走上逃亡美国的不归路。一个姓郭的头头在临跑前,突然良心发现。他说:“学生都没撤,我们指挥部提前撤对吗?是不是可以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李禄说“不行!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我们就撤不了”柴玲说“我们提前撤是为了保护火种。”于是这最后的良心也被狗吃了。这时港支联的阴谋就完全清楚了。先由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人用豪言壮语把上千的学生骗在天安门广场,然后在武装清场的之前,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人再来个金蝉脱壳之计,逃之夭夭,使上千的学生陷入生死的困境。他们已经宣誓要床?乘?裕?愠∩涎??赖迷蕉啵?怨膊?车拇蚧髟酱螅??翘油雒拦?谋厩?翟蕉唷?

        6月3日天亮以后,高自联指挥部只留下吾尔开希和李录二人。他们留下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学生们发觉高自联指挥部的头头们已经跑了。他们知道,如果学生们一旦发现头头跑了,也会跑的,就会对部队清场不抵抗。 中午12点,北京电台与电视台开始不停顿的广播戒严指挥部的通告。吾尔开希和李录也迅速地撤离了广场。下午,戒严部队开始向天安门广场推进,一些学生与市民拚死阻止部队推进,一场流血开始了。虽然高自联指挥部的头头全跑了。但是负责阻止部队推进的学生们并不知情,他们还在忠实地执行头头的命令。而在64死亡学生中的大部分是担任阻止部队推进的。我想如果他们知道头头已经跑了,恐怕就不会去拚死了。也许丁子霖的儿子就是这么死的。

        谁也不知道第一个死去的学生是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第一个被学生和市民打死的士兵是怎么死的?有很多种说法。其中有一个说法似乎比较像真的。 故事说:正当学生与戒严部队士兵僵持时,突然响起了一下枪声。于是群众叫了起来“解放军打死人了!解放军打死人了!”接着十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向士兵猛扑了过去,抓住了士兵们的冲锋枪。士兵们吓得丢下枪跑了。但是有一个士兵却给市民打死了。脑袋被砸碎了。

        还有其他很多version的故事。但是所有的故事有个共同点:当市民扑向那个被打死的士兵时,他没有用手里的冲锋枪扫射扑向他的市民。如果他扫了,那些扑向他的市民个个都得打死,他就会活下来。为什么他不开枪呢?一是恐怕他不忍向老百姓开枪,刚才那一枪也不是他打的,二是恐怕他没有收到开枪的命令。

      很多研究64历史的文献都指出,戒严指挥部一开始在使用武力这一点上是很犹豫的。士兵在向天安门推进时,主要是用士兵的躯体,枪虽带着,但是并没有使用。所以几个小时也无法打开通道。那天,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事。?6月3日上午,一辆挂着军用牌照的吉普,开的飞快,向设置路障的群众冲去,然后再迅速倒车,又飞快的开走。等群众叫“解放军开车压死人了!”时,吉普车已经不知去向。这到底是谁干的?目的是什么呢?很多人都指责戒严指挥部想用开车压死人来挑起群众的反抗情绪,以便镇压。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恐怕是港支联或境外特务化钱雇人干的。在北京搞一个军用牌照和一套军装还不是轻而易举的?至于目的更是显而易见的。

        再回到打死士兵的事。那些市民说他们不知道是谁用砖头砸死了士兵。显然有人在混乱中下了毒手。再和吉普车压死人的是联系在一起,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个邪恶的力量在活动,它要挑起大对抗,大流血。在戒严士兵被打死了一个小时以后,戒严指挥部毅然下达了开枪的命令。一批戒严士兵又来到木樨地,他们命令学生与市民撤除路障,但是学生与市民拒绝服从。于是士兵就向路障开枪。有几个学生与市民立即倒下,被别人马上送去医院,路障就打开了。这个血戒一开就很难收住。有人指责戒严指挥部用士兵的死挑起其他士兵的恐怖情绪。我看,这正是那个混在市民中用砖砸死士兵的人的目的。

        士兵被打死和戒严士兵用冲锋枪开路打死学生的的消息很快传遍天安门广场,当他们要向柴总指挥请示怎么办时,发现总指挥部是空的而总指挥部外面聚集了许多学生。有个外地学生头头说他找了一个下午也没找到一个高自联头头。高自联头头丢下学生先逃跑的消息使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陷入一片混乱。怎么办?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大家就去问候德建怎么办。候德建就这样当上了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最后的临时总指挥。候德建说:“现在天安门已经被包围了,逃是无法逃了根据我们对付戒严法的经验,我提三点建议:1)大家不要走动,统统坐下。2)大家不要讲话,更不能喊口号。3)大家千万不要向士兵扔东西。”他说,这样做,共产党士兵就不会向老百姓开枪,我想大陆士兵也不会的。虽然有人说这是投降,但是候德建的三不主义还是为天安门广场的多数学生所接受。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最终恢复了理性的思维。等戒严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只见天安门广场上千学生黑压压一片片坐在地上(往往几百人一片)没有一点走动,也没有一点声音。戒严士兵就把学生门分片包围起来。有一个女学生说。当时叫我们女学生坐在外圈,理由是怕男学生与士兵冲突。当士兵拿了冲锋枪把我们包围时,我怕死了。后来,听到‘预备’的命令。我面前的士兵都把枪举了起来。接下来就听到震耳欲聋的枪声。我就马上趴在地上。心里直叫唤‘不要打我!不要打我!’等枪声停了下来,我知道我还活着。看看旁边的女学生也活着,但脸色苍白抬起头看看后面的男生们也个个活着。

      再看看前面的戒严士兵,有几个竟然咧着嘴笑。这我才知道是开枪吓我们的。但是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去!’过了一会儿,戒严指挥车的喇叭叫高自联的头头走出来,连续叫了几个人的名字,包括柴玲王丹刘刚等人。当时没有人走出来。再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向戒严指挥车走去,一边走,一边叫:“我是候德建!”候德建后来对人说戒严指挥问他高自联的头头那里去了,几点走的,走那里去了等问题。候德建向戒严指挥说。他以学生的临时指挥身份表示无条件接受戒严法并要求准许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再过了一会儿,戒严车喇叭又叫了:“凡是能走动的学生排好队,从东南方向撤出天安门广场“ 东南方向的戒严士兵让开一个小的通道还有便衣拿着照片观察走出的学生们。显然是要抓高自联的头头们。起先秩序还可以,但是很快由于大家要抢先撤出,队伍就混乱了一片乱糟糟,争先抢后,许多人的鞋子也挤丢了。也不敢拣,怕被后面拥上来的人踩死。这就是天安门运动的最后一幕。

      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清场时有没有打死学生呢?候德建说没有。很多在场的学生说也没有。但是伤是有的。特别是纪念碑旁边的学生。这是由于部队用了开花子弹,子弹打在纪念碑上,散成小的细粒,又打在学生的身上。有人的腿就给弹粒打跛了。但是当时戒严部队的确是朝天开枪。柴玲在美国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你早就逃走了,你怎么知道血流成河的?你们与港支联精心设计了一个可能会血流成河的死亡陷阱,但是它被候德建的三不主义破解了。当你柴玲在3日凌晨三点逃离广场时,你不是拒绝叫学生撤出吗?那时要是学生们撤出了广场,路障也不需要了,守卫路障的几百市民也 不会死了。什么叫保护火种?你的命比这上千的学生的命还重要吗?

        六··四死亡的学生与市民是要反贪污,要反官倒,要民主的。但是他们被愚 弄了,被欺骗了,被诱进了一个死亡的陷阱。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港支联,你们有什么资格纪念六··四十五周年?你们的手上就有六··四死亡的学生与市民的血。你们将被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你们的账迟早要算的!

      • peter
        June 14, 2012 at 11:12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如果共产党真的弄死学生,弄的天怒人怨的,他怎么还可能执政呢,早就被推翻了,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可是天之骄子。谁敢这么做,邓小平疯了,还是共产党疯了,老毛都不敢做的时候,他敢做。尤其是事后发现,领导都没事,这叫什么革命,没有一个烈士,都是怕死鬼,都是想自己夺政权去贪腐。王丹这些狗日的,怎么不死,活在世界上干什么,丢尽海外华人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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