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人口70亿，亚洲人口超过41亿，占世界总人 口的60.3%；中国人口几乎占了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亚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控制人口总规模的增长非常重要。但由于目前的计划生育方法不仅日趋暴力化，还成了基层官员腐败寻租的机会，因此有必要加以改变，改变的方向，应该是从以贯彻政府意志的计划生育向民众自我约束的社会节育转变。
中国计划生育缘何失败？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中的核心是独生子女，执行此政策的办法是两条，一是很重的经济处罚，二是暴力计生。最近陕西安康孕妇 冯建梅的故事几乎呈现了计划生育的所有负面因素：计生腐败（计生干部索要金钱）；残害生命（胎儿已成形并活着引产）；缺乏人道（将胎儿放在身心备受摧残的母亲身边）。这个在农村计划生育当中的普通故事，通过网络传播刺激着人们的感官，计划生育遭到了来自国内外汹涌而至的批评。
计划生育尤其是暴力计生，是将国家意志用种种不人道的手段加诸于本国人民，确实应该加以改变。但从中华民族的现状及将来考虑，这种改变应该是从计划生育向社会节育转型，而不是漫无节制地生育。
计划生育确实只有中国在实行。从实施效果来说，中国这种以强迫为主的计划生育效果并不好。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最后将计划生育用作寻租手段之后，这一政策的失败几乎不可避免。实际上，目前真正受独生子女政策限制的人，只有依赖体制生存的城市人口。农村人口中的大多数基本上是二胎甚至多胎（多生的方式则是八仙过海）。至于有钱的可以通过缴罚款超生，有权有势的人更好办，有有走后门拿医院证明多生的，还有通过未生育过的情妇多生的，不一而足。这种生育权的事实不平等也是引起城市中产阶层们愤怒的重要原因。
是不是除了暴力计生无路可走？不是，在亚洲众多实行社会节育的国家与地区中，与中国属于同源文化的香港，就在社会节育方面获得了成功经验。我挑选香港加以介绍，是基于以下原因：一，香港人多来自广东，与广东本来同属于崇尚多生多育的粤文化。二、从香港人口的自然增长（不包括外地人口迁入这种“机械增长”），本地的人口转变过程早于经济起飞，这些都可以为同为华人文化的中国提供借鉴。
香港的社会节育
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成立于1936年，前身为“香港优生学会”。其成员以医务人员为主。 1950年正式改组并改名为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 1952年成为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的八个创会成员之一。最初家计会以个别接触方式开展工作，传递家庭计划的讯息，后来增设诊所服务。 1956年成立了首间生育指导所。 1955年香港政府开始资助家计会的活动。1964年，家计会获得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的资助。 1967年，家计会进行全港首次“香港家庭计划知识、态度及实行调查”并开展性教育。在这个过程中，香港政府医务卫生署慢慢接办家计会的节育指导所。
长达80余年的节制生育辅导与相关医学知识的普及，再配合一些节制生育的口号与宣传海报，比如“一个娇，两个妙”“一双子女凑个好”、“宝宝唔使多，最多生两个” 是指一至两个子女是家计的最好目标；“三个断担挑”、“四个要上吊”是告诉人们，子女多了负担重——这比中国那些“少生孩子多养猪”、“不给国家添负担”之类的口号文明多了，也容易让受众接受。
因为宣传得当，更重要的是随着港人受教育水准渐渐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也在渐渐改变。在计算家庭生育成本及保证子女幸福成长的物质条件后，香港人不再崇尚多子多孙，大多以两个为标准。
鉴于中国的独生子女实际上只在城市人口当中有效，中国可以考虑放开独生子女政策。这部分人当中的大多数，实际上也会如同香港人一样计算生育成本及保证子女受教育的基本费用，不会毫无节制地生育。更何况这部分人比较重视子女教育，也相对有教育能力，实际上有助于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
中国政府应当在社会节育方面做些什么？
中国现行的计生政策与港台等地区的社会节育不同。计生是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经济处罚为手段，完全忽视当事人意志的一种国家暴力。香港、新加坡等地区与国家的社会节育，则是以NGO为行动主体，政府支持，通过辅导等软性教育劝说人们接受节制生育的观念，至于是否接受、作为生育主体的人最后的生育数量、性别选择，并无任何政府暴力介入。
中国的暴力计生既无效果又引起民愤，中国政府不妨学习香港新加坡经验，从社会政策方面构建社会节育意识。其中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是关键，可以从中学开始开设课程，用比较生动的方式讲解中国的人口与资源，大学取消政治经济学与毛邓三科，开设经济学与人口经济地理。这个过程虽然会比较漫长（至少得需要一代新人的成长年限），但收效却很长远。此外还可以学习新加坡政府，把人口控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从所得税、大学教育、住房方面为独生子女家庭提供优惠，例如《所得税法》规定，节育者可以减免所得税，子女上 学和升学可得到优待和津贴；《住房法》规定，取消多子女家庭分配公共住房的优先权，允许只有3个以下孩子的家庭租用一套3一41司的公寓。
与此同时，还必须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准，因为“教育使人们易于管理，却不易愚弄和奴役”。香港的社会节育得以成功，其前提有二，一是因为香港居民是自由人，不是专制体制下的臣民；二是因为香港居民受教育程度远高于大陆平均水平。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6月26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6/one-child-policy/）
“一套3一41司的公寓”–请问是否有误？何解？3到41 司？
人口问题，中国先要面对的是，忽多忽少，后遗症很厉害。强制性计划生育30年和经济改开重合，唯后面经济就麻烦多，真是有几耐风光就有几耐节堕。其他计生过程的伦理、人道问题先不论。
谢谢近来耐心阅读并指谬。这里的计量单位，是从那里摘抄的，我未换算过，不知如何用平方米表述。这里的3-41司，我理解应该是30-41司，但当时未能请教新加坡人，只好作罢。还请继续指谬。否则错字永存。
共产党SB一个,能做好的事情一件也做不好
个人认为讨论计划生育是否适当，是否应该采用别的方法和手段这个问题现在为时尚早。人口问题归根结底，是个经济问题，以我自己的经历来看，现在在大城市里面谋生的家庭，不少比例已经不愿意或者不敢生孩子了，有许多具备二胎生育条件的家庭也主动放弃了二胎，如果按何老师的观点，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主要是城市人口的话，放开计划生育可以说意义不大。在农村，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尤其是贫困的农村，几乎没有哪一家按照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的，各有各法，拼命多生。这与农村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农村往往存在一种很强的宗法社会的观念，哪个家族人丁多，哪个家族在那一片地方就有势力。在经济模式没有发生变化之前，不论教育，或者是别的手段，对控制人口都是没有根本意义的。另外，我反对“教育使人们易于管理，却不易愚弄和奴役”这个观点，教育不光是让人们易于管理，也是为了更易愚弄和顺从于奴役，至少中国目前的教育是这样的。
文人误国，说的也很对。但是农村人口并非要多生，而是为了生个儿子传宗接代或因为没有女儿要生个女儿好贴心。
我认为国家应该修订规则，照顾中国传宗接代的思想，应该准许没有男孩的家庭多胎，但不能超过三胎。
有儿子的家庭，不能超过二胎。
这样就可以避免暴力执法也可以避免中国家庭变着法子多生乱生。
现在农村十几岁的女孩子因为缺乏自我保护常识和避孕知识而怀孕产子的不少，中小学校应专门针对她们（尤其是留守家庭子女）开设一些这方面的课程。在废除暴力计生的同时，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地位从而提高她们在生育问题上的决定权，可以减少早婚早育和女性缺乏生育自主权带来的人口增加。
依我看生育率高是与妇女地位成反比的，妇女地位高的地方，生育率就低，妇女地位低的地方，女性只是生育机器，放眼全世界或者具体到家庭都是这样，有些国家非常有钱，因宗教或其他原因，妇女不能自我决定是否生育，一切都是男人说了算，这样的国家平均生育率一定很高—–我希望有谁能举几个反例让我开开眼
确实如此，我在中西部农村接触到的很多女性其实根本不想生二胎，只是因为夫家要她生，她也就只好生了。她们并不喜欢待在家里看孩子，而更希望出去打工见识世面。
還有，何女士的資料舊了。新加坡早已改弦更張，反而現在用現金鼓勵多生。
看你诸多言论，胶柱鼓瑟之论罢了。无非是反节育派强词夺理。新加坡当初为限制人口因此主张社会节育。现在因精英层不愿意生育，因而要鼓励。中国的现阶段国情与新加坡一样吗？正如胖子与瘦人的饮食结构不能一样，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方法。这与资料新旧有什么关系？
何女士说的很对，以贯彻政府意志的计划生育向民众自我约束的社会节育转变确实必要。
开放二胎政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因为中国人口红利时代已经结束和人口老龄化已经来临。但是放宽生育政策不能走的太快，应该人性化管理与普及教育想辅助。
现在大陆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开放政策了，城市的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二胎，但需要相隔3年。农村家庭可以生二胎了。
另外我补充一下：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生育速度过快，源于老毛的人多力量大的宣传与鼓励奖励生育的政策，同时也源于老毛为弥补的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政策过失。
從文獻上看，毛時代生育率高是世界性現象，是世界性戰後嬰兒潮的表現，毛只是順水推舟到60年而已。
看看美国，堕胎问题成为保守和自由派之间典型的分野话题，但是至少，透过权力，去处置别人的身体是否依然能够被接受，甚至是否合法，应该拿出来好好谈谈。
很高興何老師肯回覆。新加坡國情跟中國國情能否適用，有幾件案例可以佐證：實行強制一胎化時，在體制內專家梁中堂先生的堅持下，挑選了三個收入中等的北方農業縣作「晚婚晚育、二胎加間隔」的試點。直到現在，群眾反應良好，但這三個地方生育率卻低於全國水平乃至附近地區水平。這說明，即便沒有計生，經濟發展也能最大限度降低生育率。這也使得「中國農民愛多生」的說法不攻自破。其實現在所謂的多生，主要還是生二胎，生三胎以上的，除少數民族地區，基本上鳳毛麟角。中國生育率與新加坡1.2生育率一樣。這個也可以從歷年小學入學人數、以及高考人數得到佐證。
個人不反對提倡節育，但是絕對反對強制計生。從國家的角度看，現在經過了整整一代人強制計生，少生文化已經形成。有人調查，漢人80後生育意願真的跟新加坡沒兩樣。其實我無法理解何女士的看法，是單純控制人口數量，還是控制數量之餘，優化人口（年齡、性別比）結構。如果說是後者，當初就不該強制一胎，二胎加間隔就足夠了。現在即使廢除計生，放任不管，按照生育意願調查，也不會高於2.0。而2.0的生育率（扣除不孕不育、早夭、同性戀以後）只是緩降。總的來說，生2到3個根本不算多生，只是維持人口數量、結構不變。按照何女士的標準，真正需要提倡節育的，不是漢人，而是西部的藏、維民。他們生育率，平均起來也有4胎。
同意hans的看法。二三胎政策是该放宽了
其實現在大陸需要的不是節育，而是應該為可持續發展着想，放開生育，甚至鼓勵生三個（隔著深圳河的香港，特首曾蔭權公開呼籲「至少生三個」）。否則，按照現在大陸的政治體制，下一步就是計劃死亡解決老齡化。
男尊女卑是所有古典社会的共同思想，这与古代的经济和生产力结构有关，不独中国所有，也不是什么“孔二思想”之一，孔夫子也许也有这种倾向，但这不是他的思想，起码不是核心思想。说中共靠老夫子来维持独裁统治，是把中共的公检法，党政军了视若无物么？何况，人家起家的家什可是地道的舶来品洋墨水，还专门破过旧批过孔。而且，老夫子的政治理念也和独裁政治差远了，较近似于精英寡头政治。
中国的人口问题其实并不是中共造成的，何老师的著作人口悬剑里也提到人口问题在清末就已经很严重了。当时中国人口在世界上占的比例还要大。在中共统治期间的人口增长率并没有特别异常。中国人口问题还是和农村经济结构有关，在现有条件下大多数农村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男劳动力，而且在社保体制不能覆盖的农村中“养儿”确实是“防老”的一个有效手段。同时农村家庭对孩子的抚育支出远不像城市人那么重（大部分农村父母还是觉得管好三餐就行，发达地区的可能会多考虑教育），使得不少人觉得多生其实还是个划得来的卖卖，现在无非就是辛苦点，到处躲（其实交罚款的人还是少数，大部分是在当地有些家底躲也躲不开或者人就是太老实不敢躲，其他人主要还是靠打游击对付计生委）以后，孩子长大了，打工挣钱了，就是享福的时候了。所以何老师说的通过教育和福利政策来进行社会节育目前来看能起到作用的也就是在城市人口中，而且在城市里有限的生活空间，紧张的教育资源，和其他繁重的开支，如果住房医疗等等，早就使得城市人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也不敢多生。因此，在没有改变现有经济结构的情况下，何老师的建议，个人觉得很难有成效。
即使有社保，也還是養兒防老，不過社會化了，眾子養眾老。日本少子化，社保行將破產。現在日本從政客到打工仔，能不交社保的都不交。
这里提社保对节育养老的作用主要是心理上和思想上的，我从来不认为社保能解决养老问题，社保也从来不是什么保险只是个储蓄，大家存大家花的这种模式和保险分散个体风险的模式有本质区别，不是人人都会遇到风险，但是人人都会老。事实上就连养儿也不能防老，高人口膨胀带来的生存压力和资源短缺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老人也不例外。真正能保障退休生活的方法是节约式的消费，时刻保有部分资产，这样才能为晚年稳定收入大减的情况下提供舒适的生活的保障。当然，在现代消费主义盛行下，这样的理念很难为人所接受。
基本認同儲蓄保本的看法。唯獨不認同「高人口膨脹」。實際上現在就是多生也就是生2到3胎。剛好維持時代更替。何況現在中國總和生育率也就1.2而已，屬於即將一瀉千里的那種。從來沒有一個社會能夠在老齡化的情況下能發展起來。
必需弄清楚，现在的目标是减少人口，而非世代更替。如每个家庭仍生2-3个，维持世代更替，中国永远是14-15 亿。
大陆的大部分农村住户有些传统观念，如养儿防老，靠男性传宗接代，而女性则是泼出去的水。何女士早年在大陆该有切身体会。男尊女卑的思想就是是孔二思想其中之一。孔二思想还有就是维护独裁统治（因为跑题暂时不说）。我有一个亲戚，为了生一个男孩，偷生了五个但都是女孩，并且因此家徒四壁，现在还没死心想再来一个！
中共本来就靠孔二思想来维持独裁统治，加上中共只保它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计划生育（或社会节育）怎会成功？
那些说要废除计划生育（或社会节育）的人是嫌大陆人不够多还是别有用心？中国就算现在已经是宪政民主了，我认为还得要实行计划生育（或社会节育），除非人类已经有了移民其他星球的能力。造成大陆人口众多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和中共，计划生育（或社会节育）的对象就应该是毛泽东以及中共的家人，普通公民可以有两个小孩，但毛泽东以及中共的家人只能够允许有一个小孩。想生两个小孩就得退出中共。
我不是蝗虫，也不希望别人把大陆人说成蝗虫。只有中共下台计划生育（或社会节育）才会做好。
50、60年代人口膨脹更多是因為戰後世界性的嬰兒潮，加上毛時代衛生條件確實比戰亂年代好，預期壽命增加。人口問題，不算餓死人，毛澤東沒有大錯。強制計生其實是毛在70年代推出的，不過那時限二胎，而且很多人都沒有生三胎以上的打算，加上批馬寅初，幹部「積極性」沒有發揮，所以變得默默無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