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前夕，薄案是否开审及开审日期虽然未定，但检讨一下薄案为何会给中共带来如此大的震动却是必要的。
薄熙来的结局表明，中共亟需为自己寻找安全的政治退出机制。世界各国都有通往权力颠峰之路，但只有专制政治下的路最不安全。
与胡温时期倒下的政治局委员陈希同与陈良宇相比，薄熙来与中国这个政治体制的血缘最近，倒在通往权力颠峰之路上的姿势也最难看。无论他今后的命运是什么，伴随他夫妻二人那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充满了血腥、不忠（包括夫妻之间与上下级之间）与淫秽。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场令参与者精疲力尽的权力斗争中，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很少想到一点：薄案其实暴露出中共政治体制的一个死穴：无论是鼎盛时期还是衰败时期，中共一直找不到妥善解决党内高层冲突的出路。
国内有若干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异议与准异议者起草过一封致胡温的公开信，一方面坚决拥护胡温清除薄熙来这位意图篡党夺权的阴谋家，另一方面则希望胡温习等能放开党禁，让民间组党。这种看法本身包含着内在逻辑矛盾：将薄熙来定位为“篡党夺权”的阴谋家，实际上意味着承认中共目前这种独裁体制是合理的，任何挑战中央的行动都属于“篡党夺权”；而要求放开党禁，则是反对一党独裁，主张政治竞争的合法性。如果从后一种立场去分析前一种立场，中共政治体制的死穴就暴露无遗：如果是民主国家的多党政治中，薄作为党的高层成员希望获得党的总书记或其它重要职务，并非“野心”，他可以通过竞争、游说各种管道去谋求。但在中共党内，这是挑战中央的严重过错，至少是“非组织行为”。
中共党内体制由三个环环相扣的机制构成：第一，权力高度集中，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全党服从中央、领袖君临天下；第二，为了能保证领袖君临天下，就必须营造个人崇拜，毛泽东在这方面是成功典范；第三，高层权力分配的潜规则是黑箱操作，但在“党内民主”的招牌下，还有若干形式化程序要走，如党代会提名、选举之类，所有这些程序都受到严密操控，以保证黑箱分配的高层权力如期兑现。
这三个机制在毛时代表现得非常清晰。毛死之后，邓一个人已不能完全独裁，他的地位与威望远逊于毛，只能退而求其次，实行元老集体独裁，胡耀邦、赵紫阳都是牺牲品。江、胡萧规曹随，仍然实行有元老参与的高层集体独裁（即所谓“集体领导”）。
其实，这一由斯大林创设的政治体制，要点就是保持权力高度集中；而保持权力集中，就得营造全党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并保持领袖的个人独裁，与此同时还随机设置“替罪羊”机制。在领袖被奉为神与“替罪羊”备用的政治中，任何错误失败都可以推卸到“替罪羊”身上，领袖可以不被追究个人责任，党及党主导的政府可以避免问责，制度自然更不能够被质疑。但是，这一切只能发生在个人崇拜的独裁专权体制之下，集体领导制度就不能享受如此待遇。
胡温治下的十年，现在虽然被中共宣传成“黄金十年”、“繁荣十年”，但身在中国的人，只要不过于麻木，都能感知各种社会矛盾早已非常尖锐，最近五年以来每年高达18-20余万起的群体性事件，就足以表明中国已经处于地火奔突的状态。高层根本拿不出能拯救党国于风雨飘摇的政策，领导集体也早不再“紧密团结”了。为了拯救党国，对现任领袖无能的不满早就在高层及京城红二代当中鼓荡发酵，关于最高领导“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说法，就是这种不满的表示。既然已对现任最高领导不满，自然也不希望中国由他挑选的继任者继承大位，薄熙来以“唱红打黑”为手段的问鼎之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对在位者与内定的即位者来说，薄此举无疑是挑战中央权威、干扰高层权力分配。然而，现任领导者已经没有毛泽东拥有的权威，加上薄用的是党也在用的意识形态工具，即毛思想，所以胡锦涛不能像毛对待刘少奇、林彪那样，硬给薄栽上一个反党、反革命罪名，只能另找罪名。在没找到相应罪名之前，各种压力还是会向薄熙来释放，薄在1月11日宣布自己“从来就未提过什么重庆模式”，就是对高层压力的反应。王立军出奔美领馆其实就是各种政治压力下的一种选择，但为中央A整肃薄找到了理由。由于党内高层与薄站在同一阵线的人太多，今年胡温主导的这场高层内斗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方式，即通过向海外媒体轮番放风污名化政治对手的做法，其间波涛汹涌，好不容易才算摆平。
薄熙来这一生，成于这体制，也败于这体制。上个世纪80年代中其至90年代前半期，在太子党政治明星当中，他是相当耀眼的一颗。他的个性张扬与其出身有关，因为有父辈余荫罩着，不用象平民子弟那样在官场小心翼翼，但也为今天的高层所不接受。这几年他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实际上是他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最后一博。他与汪洋之间的“做蛋糕”还是“分蛋糕”主张之争，可以看作双方为入常而做的一种竞争。由于对胡温不满的政治圈人物大有人在，于是就形成了薄督与京城内外的种种互动。
薄熙来企图通过挑战中央权威来改变十八大高层权位的分配，是对中共现在政治格局的一种严重挑战。任何人只要开始这种上位搏击，能否平安落地就由不得自己了。当初，同样身为政治局委员的陈希同与陈良宇，只是对江、胡不敬，远远不象薄熙来那样敢于公开挑战。薄的公开挑战，主要是缘于胡温的治绩让党内高层诸多不满，太子党的身份也提供了一些保护。
薄熙来的失败将中共政治体制的死穴暴露出来：作为党内高官，只要成为异类，缺乏安全退出机制；作为执政党，中国现在也缺乏安全退出机制。胡温治理下的十年尽管被涂饰为“黄金十年”，却改变不了既成事实：中国经济衰退已成定势，社会矛盾尖锐频发，官民冲突日益激烈，权力交接完成并不意味着这颗“定时炸弹”的引爆装置被撤除。习近平等第五代上任之后，无论是为中共，还是为党内高官考虑，最好是开放政治，实施多党制，让中国走上民主化之路。在民主政治下，执政者的业绩不被认可，有正常退出机制，这远比“茉莉花革命”中的卡扎菲与穆巴拉克的退出方式要安全与体面得多。
以上，就算是“与虎谋皮”，也是为“老虎”及其赖以生存的山林诸多小动物着想。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2年10月19日，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10/bo-xilai-case-and-china-politcal-system/）
先前的那篇评论，关于ｔｇ不提毛思想的那篇文章怎么不见了？
我对那个议题想说：你强调了ｔｇ供着毛，导致人们可以以毛来谋权，或对ｔｇ施压，这对ｔｇ不利。要我说，ｔｇ这次不提毛，只是应对薄熙来。等该事件影响过了，ｔｇ不论提还是不提，它都行。
崇拜毛并稳定人们对 当前的ｔｇ的看法，这也是可能的。可以这样想：党怎么不照着主席的话去做？（他们还是期盼党，等待党那么去做）而且，党说，它的躯壳里装着毛，在打党的时候，即便其肉体是邓，还是会使得一些人手软、心软。
秦文缺少逻辑，人们不总是按逻辑行事。逻辑上，毛邓存在冲突。但ｔｇ的如意算盘是：穷人想着毛，我说，毛是我的基础，于是穷人拥护我；富人想着邓，我说，邓是我的基础，于是富人拥护我。这种两边讨好的言论，在其他社会里，或许只是政客的说辞，但在东亚大陆，就成了博大精深的真理——辩证法。
此外，毛邓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官僚资本主义。马克思对资本有着多重界定，现在我无法回忆起具体位置，但这两重界定是：有时，马克思将用于投资的钱视为资本；有时，其将机器等钱以外的东西视为资本。按照第一个界定，毛企图废除市场，那么他不是资本家，那个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按照第二界定：毛的行政命令可比钞票好用多了，他可以操纵一切，包括资本。由此，他是资本家，且那个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
所谓官僚资本主义嘛，马克思说，资本是可以吸钱的东西……照此，官僚资本主义里，权力是资本。毛还是资本家。这是他的话和中国现实对接而出现的对资本的第三重定义。因为权力不是钱，也不是机器。
马克思的第一重界定，将未来成为资本，但当前是钱的钱称为资本，这很……很适合秦文这种时间轴脆弱的语言。一个人有一笔钱，他要怎么做，即便他说他要投资，别人如何查证呢？似乎马克思可以寄生在别人的精神里，知道别人要如何一样。很多先秦文化也与马列文化一样，都需要这种超自然的认识力。都将概念建立在不可查证的宣称和断言之上。
喜欢辩证法，喜欢发展与联系的思维（实际上是论断未来，是在赌博，是在让本来就边界模糊、时间抽脆弱的秦文变得更混沌），喜欢谈论“潜在”，喜欢宣称自己的思维可以跑去自身之外，比如从别人身上考虑问题……于是这文化迅速接受马列，而对其他西方文化目瞪口呆。有的地方，也说不上接受，只是用马列术语重复已有的思维而已。
依据马列的第一重界定：任何有钱的人，都是资本家。我拿着钱去买早点，但马列圣徒说我要去买资本，他们坚信那些钱要再将来变成资本。的确，只要足够多，钱可能变成各种东西（缺称）。那么为什么他们将某种可能视为唯一必然呢？他们坚信不觉悟的人，是贪婪的，所以一定会把钱变成可以剥削他人的资本，比如我会买两把锄头：我抓个人来锄地，不听话，我就用另一把锄头打他。如果我说我觉悟了呢，他们就会说：好吧，那就让组织来支配你的钱吧。
这重界定，涵盖了马列专政下的一切经济悲剧。我如此假设。
另外，在前马列的东亚大陆既有文化里，官、国的东西，就是民众不能动，只有官员才能动的东西。而官员的这个特权来自他们的自我宣称：替天下人做主，顺承天命。于是，人们既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但又认为自己，以及其他不是那个职位上的人都不得干预某个国有、官有的东西。此处的逻辑又是断裂的。
马列夺权前，许诺阶级的东西属于每个阶级成员，同时说，阶级成员要服从阶级。命令，必然出自某个人或集团。既然要服从，就意味着阶级之内不平等。同时马列说：无产阶级内部是平等的……持续撒谎，每个词语、每句话都是谎言，能把话说到这地步并获得信徒，这是严重的灾难。
它夺权前就许下互不相容的诺言，夺权后，人们有回到了以前的那种状态：公家的东西不能碰，要保护，要爱惜，要牺牲……我想了一下，其实夺权前那个状态，也是东亚路所既有的：均田免粮，服从闯王……
秦文并不能有效表述这样一种状态：它既不是我独有的，也不是别人独有的，而是共有的。“共有”，总是在言语的过程中偏滑成别的意思。秦文并没有耐心去界定：东有的东西，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该如何。汉文化总是假设：意见一致的人支配共有财产，于是，在每次支配前，总有纷争，总有一部分人要被清洗掉。
汉文化总是那么搞笑：圣君受到万民用户，所以我强迫别人拥护我，于是那些人就客观地记录下人民拥护我的盛况，我就成了圣君；意见一致的人，才能共有，于是我就通过各种手段来使得意见一致……
……在民主政治下，执政者的业绩不被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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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大陆文化里，总有一方或两方处于绝对正确中：或者领袖，或者人民，或者两者。
强调“领袖会出错，要把政权关进笼子” 的观点，我遇见过很多次。但这里还有一点：选民拒绝某人，不意味着他的政见错了。很多因素可以贡献到选民拒绝某个候选人。其中的一个因素是：可能选民错了。
人民一定是对的，所以其选择的领袖一定是对的。因为领袖一定是对的，所以一定要服从……这就是东亚大陆文化歌颂民，却独裁者辈出的一种逻辑吧。这种文化要辩证，要联系地、发展地看问题。绝对正确的，只有一个。但在秦文里，绝对正确所修饰的名词，却可以滑过来滑过去。于是，起点是崇拜人民，终点就成了崇拜领袖。
东亚大陆强调 怪异的集体主义。我这里不说这种集体主义的怪异（奇特地将独一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揉在一起。当然，独一人主义和众个人主义是不同的。），我只说，这种怪异集体主义使得官员不能被人民拒绝。如何做到？强制人民接受自己。
显然，如果这文化允许政治家被拒绝，即一个政治家即使遭到过半数的拒绝，但他的家庭、社区，还在。他在他的圈子里依然有价值。而东亚大陆文化下的政治家：要么被供着，要么被踩着。这是一种宗教情绪，不是世俗情绪。
无以善小而不为。在一个无官不贪的社会，做到薄那样讨得人民多数认同很不错了。
好文！那段对网友tanyiling的长回复也有亮点，“中共的意识形态困境与理论困境就在这里。面对满脑子暴力革命合理、要求结果均等的中国人——这是中共自己教育出来的——他们目前也没有办法，只好硬压，混一天算一天”。
理解何老师写出这篇“与虎谋皮”之文的怜悯之心。“老虎”虽不一定跑得掉，但“老虎”的至少一部分家人基本都安全了。最可怜还是中间的“小动物”们。
何女士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这个政治体制完全符合中国人既有的封建残余思想，因此改变是绝不可能的。另外我并不认为民主会有什么真正改变的地方，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民主并不会带来任何实际意义上的好处，至少据我目前的观察，全世界有权力的地方都有腐败，有权力的地方都有经济利益，不论制度怎么变，人性不会变，所以对于政治体制的变化，我不怎么关心。另外，我对于在这儿回复的网友们表示可悲，除了整天yy制度变化，共党倒台之外，能做点实际的事么？你以为中央的高层都是脑残，没想到你们都想到的事么？扎扎实实学点东西，积累人脉，少关心政治，生活就会越来越好，抱怨什么的也会越来越少。
马列的辩证法教你：一切都是运动变化着的。所以，人性怎么不会变？马列的辩证法还教你，一切都是普遍联系着的。所以制度变了，人性怎么不会变？
你要让我积累点财富，就对马列社会、马列专政、马列学说满意吗？
“据我观察，全世界有权力的地方都有腐败”——马列说：有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东西，它叫客观规律。原来你就是它啊。你是怎么知道全世界的？证据呢？时间分布呢？是不间断地腐败，还是每三秒，每五秒发生一起？
的确，高呼ｔｇ倒台不会导致ｔｇ倒台——民主社会下，呼喊政党下台，可能有效。马列专政下，一定无效。他们需要那样消费自己的时间，也就是这样了。
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消费时间，这样的时间才有价值，人才舒服。
何清涟女士：大陆同胞支持你！希望你的文笔更犀利，更文采，更有看头！
何先生妙筆點睛，很可能把一個歷史進程的「十字街頭」給定格了。法西斯的德日軸心、社會主義陣營的江山，皆因囧於「能上不能下」的無安全退出机制而亡，面對「此路不通」牌子，路人豈能視而不見。想想那些少走彎路、迷途知返國家的政史，其共性就會盡現眼前。TOP一是政黨利益決不能超越國家和人民、TOP二是建立有效地擇優上位和監督糾錯的机制。衹要循此原則，即使獨裁政黨內亂引發的統治危機，亦非無路可行。首要是：國家利益為先、公眾利益為本是原則，政黨循此才能找到存在的法理，解決辦法由此才會獲得代價小、成就大的結果。
爱何清涟女士！
薄熙来不仅坏蛋透顶，而且文化浅薄，什么也不懂。可以这么说，凡是欲借毛尸还魂的人，大都无知浅薄。比如北大什么教授，姓孔的，只会抄袭别人的文章。还有那个《环球时报》的胡某，写的什么评论，真狗屁不通。通篇找不出一个有分量的词，水平比一初中生强不了多少。毛共除了了政治反动，文化更是一窍不通！
红二代什么的，大多八旗子弟都不如。一群混蛋。
这么好的国家人民被他们管理统治成这样！
谁都知道共党统治是邪恶的，没有法理基础，谁都知道共党继续统治，将把整个中华民族带向灭亡。但共党贵族抱成团，好像撼动不了。但他们错了。那些自焚的人一旦觉醒，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自焚的同胞们，用伊拉克人肉弹的方法消灭共党高官，让他们也死无葬身之地！
何女士，重庆大连以及国内诸多底层的民众，面对今日被打倒的薄，仍然是力挺薄。究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还是诸多的群众不明真相，你对此有何评述？
人民由个体组成，作为个体来说，眼光是短视的，为利益所驱动。重庆曾是个国有企业重镇，现在失业者特别多，这批国企工人恰好是改革的利益受损者。薄在重庆触及的主要是私营企业主的利益与政府（尤其是警界）内部人员的利益，给了底层一些小甜头，比如小学生免费午餐的提供，这很符合仇官仇富情绪鼓荡的社会底层的需要。
这里还牵涉到对文革改革的评价问题。比如，毛的统治于社会底层有利，无须竞争，铁饭碗，打击社会上层与知识层，文革时期，毛大批打倒政治对手，将知识分子贬斥到最底层，形成社会底层的狂欢，但未必是正确的。
薄上台会否还推行毛路线，也是个问题。因为薄的精英意识很浓，推崇毛，是推崇其专制手段，并非喜欢毛时代那种共同贫穷的结果均等。这从他培养薄瓜瓜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他在到重庆之前，喜欢的可不是红歌，而是西方音乐。
另外，法轮功系列的报纸是报道了许多不利于薄的消息，真真假假都有，但他们未必能从哪里领到钱。基本都是内部自筹得来。美国的政府网站都是公开的，你可以上一切网站查询。希望你今后不要以中共思维来思考，认为是一批评中国政府或者你喜欢的某人，就是某势力豢养的。这会遮住你自己的眼睛。
中共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用神圣化暴力革命（有组织地抢劫）为后盾，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合法化。这种文化至今不能否定，因为否定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革命与政权合法性；但现在中共已经走到了当年革命时的反面，成了赤裸裸的剥夺者与掠夺者，再宣扬革命，就是自己找死。
中共的意识形态困境与理论困境就在这里。面对满脑子暴力革命合理、要求结果均等的中国人——这是中共自己教育出来的——他们目前也没有办法，只好硬压，混一天算一天，
可不可以这样说，四九年前是制度尚可，执行乱套，四九年后制度执行全乱套，只靠强人铁腕维持。
旧中国宪法制度其实还是说得过去，只是战乱不断，没有机会合理执行，中共利用百姓不满情绪造反，宪法制度全部重写，而且用更粗暴的方式执行。旧宪法到了台湾依旧适用，在结束军政训政之后就理顺了，就说国家本当如此，只是形势险恶，我们不得不暂时专制。可是中共从制度到执行全部一团糟，维权其实是维护中共自己的法律，也无法承受，如今连毛式强词夺理的争辩都无力进行，要么硬压，要讲理就不得不下台，没法从法理上理顺了。
何老师，您好！我认为您的话说得不无道理，但是，如果在一个以选票为机制的民主社会里，薄在重庆的所做所为，是不是会比别人得到的选票多？无论是台湾还是在美国，我们都可以看到选民其实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是谁承诺上台后会更有利于自己；所以，我不同意您那句话：人民作为个体，眼光是短视的。难道台湾人美国人也是短视么？哪个政治候选人不是要努力迎合选民呢？遗憾的是中国没有选票，如果有，薄一定能赢！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如果硬要划分的话，我稍偏右，但我就是欣赏薄，至少在当下的中国官员里，薄的所言所为为广大底层所欢迎；当然，很多官员不喜欢他，因为他把重庆搞得官不聊生，他们怕他一旦掌握更大的权力会让他们的日子更难过；可在当下腐败盛行的中国，百姓喜欢啊！再说，薄长得帅，口才极棒，能力也强，给咱中国人长脸了！至于XX功有没有因此获利得钱，就不再讨论了！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如此带有明显偏向地参与到中共的党内斗争中去，这本身就极大地损坏了他们自己长期在民众中的好形象。不能把中共干得坏事都算到薄的头上，薄只是一个地方官员；他哪有那么大的权力，决定中共的决策呢？
薄是毛的好学生，从唱红的“愚民伎俩”就可看出来。薄极度祟拜暴力，用五毛碎银收买人为他喷香水，形成“重庆民众支持薄”的假象，网上“重庆人民支持薄”与真实的人民内必图景风牛马不相及！那是薄用“五毛们”制造的假象！！！在中国的今天高喊“毛思想、马列主义”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大骗子；另一种是大傻子！！！
请记住一个网友的话：如果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是凭选票决定的话，薄的事情还会以这个样子收场么？
你这个假设挺好玩的。所谓一人一票，前提是民主制度。在这个前提下，无论是薄还是胡，还是温，社会不会滑到那里去，因为有制度制约。
你明显挺薄，我不知道你所说的是否都是真实的，但像何老师所说，他的确迎合了一部分人的希望。但是，那几个私营企业主被他整成这样，无论哪个稍有现代社会意识的人，都不会认同的，说明薄心里根本没有法制观念，这是最可怕的。
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光是一人一票，是有可能薄会选上，但不能说明什么。毛就是一例。
呵呵，毛是选上的么？全中国人都知道毛不是选上的。说句心里话，中国的公知们应该是中国的良心，但中国的公知们往往太天真了！记得二三十年前，中国的公知们就预言：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会产生一批中产阶级，这部分人会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那这样就在客观上就必然会推动中国的政治进步！结果，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不仅没有象预言的那样，反而是要不与官勾结，污染社会；要不干脆移民，远走高飞了！
说薄没有法制观念，或许吧！但请你告诉我，中国高层的官员中，哪个是有法制观念的？把薄弄倒，也用的是文革的方式吧？
对在位者与内定的即位者来说，薄此举无疑是挑战中央权威、干扰高层权力分配。然而，现任领导者已经没有毛泽东拥有的权威，加上薄用的是党也在用的意识形态工具，即毛思想，所以胡锦涛不能像毛对待刘少奇、林彪那样，硬给薄栽上一个反党、反革命罪名，只能另找罪名。在没找到相应罪名之前，各种压力还是会向薄熙来释放，薄在1月11日宣布自己“从来就未提过什么重庆模式”，就是对高层压力的反应。王立军出奔美领馆其实就是各种政治压力下的一种选择，但为中央A整肃薄找到了理由。由于党内高层与薄站在同一阵线的人太多，今年胡温主导的这场高层内斗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方式，即通过向海外媒体轮番放风污名化政治对手的做法，其间波涛汹涌，好不容易才算摆平。——–这是对薄事件最恰当的分析，何女士，看来你没有象XX功那样，领到有关方面发给你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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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30日，中组部李源潮宣布，中央决定任命薄熙来为重庆市委书记，并声称：“薄熙来同志政治上成熟，党性原则、大局观念强、政策理论水准高，对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原则问题立场坚定。领导经验丰富，从基层一步步成长。思维敏捷思路开阔开拓创新精神强。事业心强、作风正派，威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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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名言
宁肯对自己苛刻一点、严格一点;勿以恶小而为之 领导干部一定要注重小节，防微杜渐。一些干部在小节上警惕性不高。有的认为吃顿饭、喝点酒、拿条烟是区区小事，无伤大雅；有的心存侥幸，认为只要大错不犯，小贪小腐问题不大；有的人面对送来的小东小西，认为无所谓就收了，以后越收越大，一发而不可收拾，由量变到了质变。在这些问题上，大家宁肯对自己苛刻一点、严格一点，勿以恶小而为之。否则，划不清界限，不好意思拒绝，由小到大，最后将酿成大患。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些干部工作了一二十年，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就是几件事没把握好，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追悔莫及，父母、妻儿也跟着痛心。前车之鉴，大家一定要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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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
何清涟一针见血，对共党不啻是雄兵百万！何清涟用词非常老到，带点湖南尾音的普通话非常好听。
说的是，不过书生论政，百无一用，中国还是会糜烂下去。
所以,书生该以加速中共糜烂为己任
这个说得好玩。
与虎谋皮，此言不虚。事实上中共已经失去了建立安全退出机制的时机。国民党能够从专制军事化政党安全退出，主要是在台湾没有反复制造血海深仇，其最强大的仇敌又被海峡隔开。共产党本来可以把一切都推到毛身上，邓的反右罪恶又可被改革开放功劳抵消，前三十年的仇恨被时间渐渐洗刷淡漠。江时代本可以有所作为，可惜他没有利用一穷二白的时间建立合理财产分配机制，洗刷当年巧取豪夺的罪行，结果放任新的掠夺，产生新的不公与仇恨，这些新账既不能像毛时代老账那样用共产党自己的理论解释（即好心办错事），也不是在共产革命尚有市场的时代，可以罔顾世界压力。唯有通过时间推移慢慢消化，这需要等二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让受害者凋零。可是共产党要想再拖几十年就必须作新恶，就又产生新账。所以所谓共产党安全退出是个无解的命题。习近平个人即使选择做戈尔巴乔夫，也已经不可能让共产党安全退出。
其实国民党在台湾，血海深仇可不少。比如228、美丽岛、戒严时军法审判。能完成转型主要得益于两点：一个是领导层开明，另一个是肯认错。CP党要转型，可以先从释放刘晓波开始。
释放刘，谈何容易。刘不会识相，会继续放言，你管是不管？刘一放，到处会有张晓波王晓波，管不胜管。民主改革，关键是如何容忍反对意见，逐步放，人家老嫌不够，越放意见越多，挖起几十年的老账加新账，共产党经得起挖么？除非做好国民党那样下台的准备，可是即使党下台人民还要反攻倒算经济账。国民党欠的是政治账，没有贪污腐败的问题。国民党党章推崇三民主义，与现代民主至少接近，共产党党章是彻底反民主反自由崇尚暴力，一旦言论开放，党的合法性都难以自圆其说，共产党会让自己陷入这种泥潭？小习没有小蒋的权威，连强行推动都不可能。我看没有退路，一定会继续拖，拖到天崩地裂为止。
这位说的极是。
中国没有人有这种勇气！
GCD只有走入死胡同才能革新
何先生的分析都透徹到了納米級，「老虎」歸途當屬高危已無疑，不如「老虎」那麼高危的「山林諸多小動物」，也早有「裸官」退出法已實行之，拋「老虎」而去之勢已現。可是，世界上號稱姓「社」的執政者，除了希特勒、齊奧塞斯庫式的退出以外，也還有瑞典社民黨模式的成功，「要鬥爭、不專政」的口號，不僅使它得以進退自如，而且執政業績獲得全球認可。習仲勛先生就仔細考察過社民黨執政的瑞典，雖然惜哉不是Number One，但其為民為國的前瞻性政治家品格，卻將名垂青史、引人深思。
习家父子不能混为一谈，想像习近平是进化转世的习仲勋实属无稽之谈。历史上国家级领导人将门出虎子的情况，居我所知从来没有过，而二世败家的先例却比比皆是。
老习当年一句“ 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让我对他超反感。对比之下他的前任曾庆红还遣人给因64流亡的刘宾雁先生传话，叫他可以安心回国，医疗费由曾负责。
执政者的业绩不被认可，有正常退出机制 <—-這個業績有貪贜枉法、違反憲法、迫害人權、製造仇恨…，接手的政黨該不該法辦退出的政黨？
恐非易事。如果法办，则八千万党员人人自危，唇亡齿寒，又会团结起来作困兽之斗。
专制体制激发更多人将灵魂深处的恶面发挥到淋漓尽致!
惟有民主体制才能激发灵魂深处的善面!
问题是，中国人有享受民主的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