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似乎一直生活在苏联崩溃的魔咒之下，动辄就是要警惕中共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式人物。其实，梳理一下苏联历史，戈尔巴乔夫也并非从天而降，他的产生，实乃苏联政治经济行至穷途末路，适应了“穷则变，变则通”这一不易之理。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再表示决不做戈尔巴乔夫，他的诸般举措却总让人想起戈氏的前任——安德罗波夫。只是安德罗波夫受天命之限，只有15个月时间实施他的改革，因此历史没法证明他的改革是否会成功。习近平年富力强，有足够的时间实践他的政治抱负，时间将会证明他的政治理想是对还是错。
安德罗波夫与习近平接管的江山不相同
安德罗波夫从勃列日涅夫手中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经济处于半停滞状态，依靠出口能源、原材料与外国投资维持运行；农业和消费品工业濒临崩溃；对东欧的控制已力不从心，国际上日益孤立；在科学技术上已降为二等强国。更严重的是，苏共越来越脱离群众。一位到过苏联的外国记者这样形容当时的苏联政治文化：“领导装摸作样地相信马列，群众装模作样地拥护领导。”
习近平从前任手里接过的江山更为糟糕：“世界工厂”将成明日黄花；中国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矿产甚至粮食进口国；国内经济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发展房地产运行，前任为其留下了巨额债务及高居世界第一的货币发行量，经济严重泡沫化；生态环境濒临崩溃，食品安全十分堪忧；与邻国摩擦不断，在国际社会日显孤立；以“市场换技术”30年，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侵犯知识产权之国。胡锦涛统治第一任期，中国人还玩“扮傻游戏”，假装拥护共产党，到习近平接掌时，微博已成为网民讽刺、批评中共政府的主要场所。每年群体性事件逾20万起，维稳成了中国政府日常工作及第一要务。
安德罗波夫还算明白，在其主持的首次中央全会上承认，苏联统治集团高高在上，对自己所领导的社会一无所知，在内部讲话中甚至承认：“苏联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世界帝国主义，而是来自人民的困苦贫穷。”
习近平对中国现实的认识大不相同。这可能是他接手政权之前，中共内部正经历了一番激烈的内部斗争，因此接任中央军委主席两个半月以来，巡遍各军种，藉此向世界表达他对军队的控制力。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则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应对，唯一承认的问题是腐败，认为“纵容腐败必然亡党亡国”。
安氏改革与习氏新政之比较
安德罗波夫主要从事了三项“改革”：
一是雷厉风行地反腐肃贪，矛头直指官僚阶层。从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仅党中央、政府部长和 州党委第一书记以上的高级干部，因贪污受贿或渎职而被撤换的达90多人，包括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150 个州级领导人中，47名被撤职。安德罗波夫甚至枪毙了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工业技术出口局局长斯米利亚科夫，以及专门为勃列日涅夫一家和其他权贵提供短缺食品的莫斯科第一食品商场美食部经理索科洛夫。 以往关押“阶级敌人”的政治监狱，首次塞满了腐败官僚，极大地缓和了人民的愤怒情绪。因此，安德罗波夫被人民看作是彼得大帝、斯大林那样的铁腕人物，同时也是“明君英主”。
二是大张旗鼓整顿劳动纪律，方法是禁止职工上班时酗酒并上街闲逛购物看电影。对这段历史，因为与中国无可比性，就不多谈了，有兴趣的可去看俄罗斯新电影《天神的忌妒》，这部电影对这段历史有详尽描绘。
三是尝试经济体制改革。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两大弊端尽显：劳动者的积极性难以调动、物质普遍短缺的弊端 越来越严重。安德罗波夫采取了三项措施以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1、推行农业集体和家庭承包制，鼓励多收获者多得；2、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推广承包作业队；3、扩大国营和集体企业的自主权，努力改善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这些改革取得了效果，1983年苏联工业产值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农业产值增长了5%，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3.5%；职工报酬有较明显增长；商店货架上不再空空如也。
安氏的经济改革已经被邓小平改过了，其余两项习近平倒也算是做了。一，习主张反腐，也表示要“老虎、苍蝇一齐打”。但他面临的腐败早就不是安氏时期的苏联式腐败，即享受特供、多吃多拿之类；中国红色家族与贪官早就利用改革化公为私，积攒的财富动辄几十亿美元，有不少被存放至外国银行。到目前为止被抓的官员最高级别是副省级官员，以及一些劣迹斑斑的低层官员。二，习想刹住官场奢糜风，比如高官出行时禁铺红地毯，让中央颁布“八项规定”“六项禁令”，遏制公款吃请之风。格力集团党委书记周少强因一顿喝12瓶洋酒被停职，算是撞在枪口上了。但据说有些宴请悄悄转到了内部餐厅，这些内部餐厅装修之精、标准之高堪比五星级饭店。还有的照常请客，只是要求酒楼对外不公布宴请单位名单。
经济方面，当拉动经济增长20余年的“三驾马车”齐齐死火之后，新政府领导能够提出的经济发展思路竟然只有“新城镇化”一途，本质上仍然延续以往20余年以房地产为龙头带动经济发展的老路。在房地产泡沫过大、几乎全由炒房囤房者为主要购买者的情况下，再走这条发展道路，实有点饮鸩止渴。
相同之处：警察治国
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以来，仍然沿袭苏联一以贯之的“警察治国”的方针。这也是其职业习性使然。安氏自1967年5月任克格勃主席以来，在他长达15年的领导下，克格勃茁壮成长，由惩罚机关变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情报机关，成了苏联的形象代言人。在他领导期间，克格勃建立和接管了大批精神病院，无须出示证据和法庭审判，想把人关多久就可以关多久，理由很简单：此人患了“改革社会妄想症”，或“道德说教癖”，或“对自己估计过高”。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安氏信奉“擒贼先擒王”，认为与其大规模搜捕、判刑、驱逐出境，倒不如将几个“首恶”严厉惩办，比如以暗杀、收买、驱逐、治成精神病等各种方式处理，余者自会不击而溃。
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期间的“警察革命”，是把从腐败的官僚手中夺回的权力，交到擅长阴谋诡计的秘密警察手里。对底层百姓，他也从未放松过管制。这种秘密警察统治，有如一座无形的高墙压在苏联人民的心灵上，并远比那座安铁丝网、设岗哨的柏林墙更加沉重。人们对自由的企盼被消解了；人的尊严、生的权利全被这堵高墙的阴影所笼罩，活下去成了唯一的生之欲望。直到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倡导以公开性为特征的政治改革，第一次把这座高墙撞开了一个缺口。
只要不健忘，中国人应该记得，2010年5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曾发表一篇文章——“研究显示中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显示了将正常人当作精神病收治的倾向。此前，以“六张网”为特征的“奥运安保模式”已成为中国各地举办大型活动时必然效法的安保模式。
戈尔巴乔夫正是看到了安德罗波夫的改革的局限性及警察统治的严重后果，才倡导了比较彻底的政治改革，为苏联带来新生契机。
习近平接掌的中国，无论是国内政治关系、社会条件，还是人口及资源生态状况，均远不如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的苏联，但他的所有措施却无法超越安德罗波夫。以中国现在的各种条件而论，且不论习近平本人是否有做“戈尔巴乔夫”的愿望，此时此境，只怕是想做也做不成了。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7期 ，2013年1月25日—2月7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4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