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指望天鹅绒革命？

程晓农

2013年1月1日

新年伊始，新君登基，重新燃起不少人对中国未来变革的期望。另一方面，中国的中产阶层也表现出对社会动荡和政权动摇的恐惧。盼望变革，是因为不变革中国再无出路；害怕动荡，是担心转型失控。中国的中产阶层好像凭直觉就已断定，中国的平稳转型似乎希望渺茫。为什么中国就无法指望出现中欧国家二十年前发生的那种天鹅绒革命？其实，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还是异议人士，对中欧国家的转型过程都不甚了解。天鹅绒革命是一种共产党国家转型过程的理想状态，不发生暴力冲突，社会秩序井然，但是，它的前提是在全社会范围推动思想观念上的去共产党化。过去二十多年转型中国家的历史证明，凡是做不到这点的转型中社会，都别想有平稳顺利的转型。

笔者多年来观察中国和前苏联阵营的转型，感觉有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大问题，值得剖析。那就是，为什么有的共产党国家转型顺利，而在有的国家转型却艰难蹉跎、迁延日久、了无终期？毫无疑问，中国和俄罗斯属于后者，而中欧的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则属于前者。如果中国要象中欧国家那样顺利转型，必须怎么做？这里我不准备谈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如宪政、民主选举、新闻自由，因为除中国以外的其他转型中国家都实行了政治改革，但是，单纯实行政治变革并不能保证转型的顺畅，俄国的倒退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中欧四国的转型成功，其实靠的是中国人迄今未曾想过的一个重要过程，我把它称为社会再造。所谓的社会再造，就是依靠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自发行动，清除共产党统治留下的各种价值观念，用中国人曾经十分熟悉的文革时期流行语来说，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这才是中欧国家天鹅绒革命的精髓。

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转型一旦开始，共产党精英试图窃国自肥，乃是通例。但是，共产党精英染指经济转型过程的现象，在中欧四国受到了明显的遏制。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社会文化层面，中欧国家的转型为异议知识分子所主导。他们的基本主张，不是与原共产党精英们分享权力或和解、宽容，而是尽可能铲除共产党文化的残余。只有了解中欧国家的现代史，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主张能够获得社会支持，并且成功。

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即共产党革命的源发地，共产党革命的输入国，还有共产党政权的输入国。人类历史上只有俄国和古巴是共产党革命的源发地。当然最近德国媒体公布的资料显示，列宁发动十月革命，也是德国政府资助的，目的是动摇沙皇政府，让德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国、越南、柬埔寨属于共产党革命的输入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外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资助下发动武装革命，最后建立了共产党政权。至于其他的共产党国家，基本上都是由外国政府通过国际干预，把在外国培训好的共产党统治群体扶持起来成为执政者。东欧和中欧的苏联阵营国家以及北朝鲜都是如此。

有一位德国共产党员的儿子列昂哈德·沃尔夫冈（Leonhard Wolfgang），二战前到苏联寻求避难，在苏联为德国共产党移民子女所办的学校中接收教育。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在苏联的德国共产党移民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许多人被送往哈萨克斯坦，有些人甚至被处死或送往集中营。年青的列奥哈德·沃尔夫冈则比较幸运，被送往一所苏联的党校培训。1945年4月30日，23岁的他作为苏联派往东德苏占区的接收干部，跟随他的上司、后来的东德共产党总书记乌布利希，由苏军运回东柏林。1948年，由于不满苏联傀儡乌布利希事事秉承莫斯科旨意、阻挠东德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列奥哈德·沃尔夫冈离开了东德，到南斯拉夫寻求政治避难。他的书《革命的儿子》（Child of the Revolution）之英文版1980年由Henry Regnery公司出版，书中第七章“跟随乌布利希回柏林”(With Ulbricht to Berlin)，详细介绍了当时他们是如何建立各级政府的。

在中欧国家许多民众的眼里，共产党政权是外国扶植的傀儡政权。所以，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每个中欧国家都发生过反对共产党政权的起义，匈牙利和波兰是1956年，捷克是1968年。虽然这些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了，但反抗意识始终存在。这些国家的异议知识分子认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是直接挂钩的。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八十年代末苏联阵营解体之时，维护民族尊严、国家独立和去共产党化就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了。

有三位美国社会学家（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对中欧国家的社会再造作了专门研究。当时，这些国家异议知识分子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不仅他们的观点在社会上居于主导性地位，并且这些异议知识分子通过媒体推动了三项自发的社会行动。其一是“牺牲”，即动员每个社会成员不要谋求如何在转型中得到好处，而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社会而在某些既得利益上作出牺牲。其二是“净化”，也就是要通过新的公民社会教育，净化过去被共产党统治所污染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其三是“忏悔”，这是指人们要牢记共产党时代所有违背人性和人权的罪错；同时强调，那时每个人或者参与其中，或者未能抵制这个制度，现在，一个人只有忏悔之后才能获得宽恕。虽然这样的社会行动不是强制性的，但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之所以能如此，还与这些国家的宗教传统有关。

这种社会再造行动对政治和经济转型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社会气氛里，中欧国家的前共产党精英无法象俄国的共产党精英那样为所欲为，他们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既不能操纵议会，也无法通过私有化发财。这就是中欧国家的转型能成为天鹅绒革命的主要原因。而俄国的转型之所以弊端丛生，恰恰就是因为苏联解体后俄国社会并未经历社会再造，所以原共产党精英摇身一变，以民主派政治家或企业家的身份继续操纵政治经济，于是俄国从初期的民主化又退会了变相的专制。

中国的命运其实远不如今日之俄罗斯。即便有朝一日政治变革可能付诸实施，中国有可能出现中欧国家的社会再造吗？这不可能是党内精英的主动选择，而只有靠民间逐渐产生共识了。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Gil Eyal, 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The New Ruling Elites in Eastern Europe.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8.）

原载《纵览中国》网站（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