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传系统的“漏舟效应”彰显制度失败

    by  • April 25, 2013 • 中国观察 • 0 Comments

    何清涟

    今年中国宣传系统糗事频出,表明自胡温第二任期成型的舆论控制模式已如江心漏舟,水正从破洞里涌进,堵不胜堵。

    舆论引导=高明的骗术

    自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已经形成三管齐下的宣传模式:控制+舆论引导+网络水军,并行之有效。但2010年微博出现之后一切就为之改观,仅今年4月以来就发生了好几件大事,令宣传部门窘态毕现。

    雅安地震次日,即4月21日,IBTIMES中文网发布一条消息,大意是:台湾红十字会组成救助队欲入川协助,但中国红十字会要求其先援助500万人民币才可以进入灾区。台湾红会梁处长已收到中国红会发来的500万元用处细则,除100万用于购买医疗器械,另外400万元并未透露具体用处。这一行为被网友斥为中国红会向台湾红会收取“买路钱”。由于中国红会曾因郭美美事件声名狼藉,一时间微博上骂声一片,中国红十字会出来澄清:该会确实收到台湾捐助500万人民币,但并非“买路钱”。台湾红会会长王清泉也跟着表示,这是5年前为汶川大地震灾区募集的善款及利息。微博上这条消息旋即被删除。

    这件事情让人想起余波未息的香港《大公报》的“习近平打车”事件。4月18日《大公报》以整版篇幅隆重推出总书记习近平3月1日在北京搭乘出租车“微服私访”的亲民故事。就在中国各大网站与媒体纷纷高调跟进之时,首发此文的《大公报》道歉说,这是一条“假新闻”,却不肯说明假在何处,信息从何而来。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此事件中的角色更是让人生疑:《大公报》发布消息时,新华社言之凿凿加以证实;《大公报》道歉之后,新华社立刻高调宣称那是“假新闻”。

    上述事件,加上《Lens视觉》4月号“走出马三家”披露的虐囚日记,被辽宁省官方调查组那种“老子查儿子”的结论声称是“假新闻”,使信誉本来就极差的中共宣传系统陷入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机。更大的困惑是:人们已经无从知晓,中共操纵下的新闻,究竟哪些才是真实的。

    并非没有“戈培尔”

    “习近平打车”成为假新闻之后,有论者认为这“是习与中共文宣体制的一次碰撞与裂痕”,但我认为,这是中共宣传体制难以为继的危机信号。

    与历任宣传官员相比,中共现在的宣传官员已算是“出类拔萃”。江泽民时期任用的丁关根被媒体业送上“盯关跟”谐音雅号,即“盯住,关掉,跟踪审查”之意。但这种老式的舆论控制已经无法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要求,好在中国文化人都知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到了胡锦涛执政第二任期,新一代宣传人才应运而生。理论上有衣俊卿,负责为马克思理论化妆,据说成果颇丰,让一度不景气的中央编译局进入兴旺时期;直到常艳女士的《编译局言情录》暴露出中央编译局的阴暗:这个马哲研究“国家队”里,一群根本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围绕“国家课题”这块肥肉,按权力等级分赃。宣传口更是人才济济,现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云南红河宣传部长伍皓、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任贤良等人,就是这时期脱颖而出。任贤良于2010年出版的《舆论引导艺术》,被誉为“为各级政府领导干部应对媒体支招”的“官箴书”。任在书中呼吁拓宽言路,善待记者,各方好评如潮,《南方周末》对任贤良的专访,让这位新型宣传大员好好火了一把。

    这一代马哲“理论家”“宣传家“与其几代党内前辈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真诚。从宗教的意义上讲,纳粹主义和马列主义都类似于国家宗教,一种世俗与神圣的混合物,在这种宗教中,领袖的权威渗进大众生活,政党就是先知。但这些都需要信仰来支撑。中共从创建至今,影响甚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出过好几代,从王亚南、艾思奇这些最初的奠基者,直至精通文墨宣传的邓拓等人,都对马克思主义怀抱真诚信仰。但这种真诚的信仰自“文革”后期已经不复存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凝聚内部的手段主要是利益分享,构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手段是“面包契约”。胡温时期崛起的新一代马哲“理论家”与“宣传家”,主要是将研究当作仕途求进之手段。这个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舆论的执政集团,拿着内部人谁也不信的理论做为意识形态基础,不仅不能建构“理论自信”,反而从根基上就注定了这套意识形态是个精心编识的谎言系统,而宣传不过是骗术。

    宣传需要与民众“合谋”才能奏效

    美国传播学者兰德·彼特沃克(Randall L. Bytwerk)曾深刻地指出,“极权宣传是统治者与民众合谋的产物”。在庹震们脱颖而出之时,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时,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官方推出的“代价论”。例如,污染是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发达国家如美欧日本走的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贫富差距、贪污腐败世界各国皆有,美国比中国更严重;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只是让地方政府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经,等等。民众相信,执政集团会履行许诺的“面包契约”,只要继续发展经济,明天会变得更美好。这是民众愿意与宣传“合谋”的基础。

    中共新一代宣传高手擅长做的就是这类事情。比如现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的庹震在《经济日报》任职期间,先后参与并组织了“‘条子肥’现象报道”、“谁来解开‘公款吃喝链’”、“雪地追踪‘油耗子’”等一系列舆论监督类的报道,将一系列其实源于制度的问题说成是部分不法官吏及国企的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上升阶段时,当局能够接受这类不触及制度的批评,受众也奉上如潮好评,认为这是负责任的批评报道。

    但是这种宣传粉饰太平有用,用来应付危机则处处支绌。胡温后期,中国已经进入危机显露阶段。持续的高通胀让中国人的钱包迅速瘪下去;毕业即失业的现实彻底堵绝了底层出身的青年上升的社会通道;人们忍受了食品特供制的存在,忍受了饮水安全的贫富差距,最后终于迎来了各阶层平等的雾霾。2010年后迅速成型的微博,终于为无权无势者提供了可以发点牢骚的平台。这时,善于说服民众的中共新一代宣传家发现,他们已经无法掌控局面了。新一代“宣传家”的顶尖人物任贤良终于坐不住了,发表“统筹两个舆论场  凝聚社会正能量” (《红旗文稿》2013年4月10日),认为当下中国存在着“传播基调和诉求表达长期分离对立”的两个舆论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舆论场“不仅直接挑战党管媒体的原则底线,而且导致社会阶层分裂对峙、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党的执政基础腐蚀削弱”,因此,针对“强势媒体与意见领袖”,应“该警告的警告,该禁言的禁言,该关闭的关闭”。

    其实,中国宣传系统“漏舟效应”根源于体制危机,舆论失控只是中国政治体制制度性失败的表现罢了。当部分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日渐觉醒,另一部分人意识到“面包契约”难以为继而不再充当“合谋”者, “舆论引导”这门极权政治的化妆术,便不可避免进入日暮途穷之境。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3年4月22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_on_china/2013/04/130422_cr_china_medi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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