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法超越的 “六四”运动

    by  • June 9, 2013 • 中国观察 • 0 Comments

    何清涟

    每年“六四”前后的相关言论及活动,是我观察中国政经及舆情变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今年“六四”期间,中国社会(包括香港)的躁动远大于过去每年的纪念日,而且显示了一种疏离中共的姿态,这是以往未曾出现过的现象。

    总结“六四”民主运动于中国的意义,正当其时。

    疏离姿态:习近平保守政治的产品

    在各种纪念活动当中,疏离感最强的首推香港。1989年之后,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地内唯一一块可以祭奠“六四”英灵之地,港支联等机构更是将此当作自己的责任,每年都认真履行。但港支联今年提出的“爱国爱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弃”口号中的“爱国”,因为“爱国”意味着“爱党”,因此遭到香港本土派人士的抗议。

    以往历年纪念“六四”的主体是流亡海外的“六四”运动参与者,以及“六四”死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群体,但今年“六四”纪念活动的参与者来自社会各阶层,承载的政治性话题早就超越了单纯的纪念活动。考虑到就在几年前,国内维权者还公开主张以“脱敏化操作”赢得空间,而所谓“脱敏”所包含的几个话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六四”,这一变化不可谓不大。作家刘心武的作品《我生于六四》法文版问世,完全是近几年中国情势变化所至。

    美国的态度也显示了一种政治疏离。美国特别邀请习近平在访问南美几国后“顺道”访美,但美国国务院又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4周年之际发表一项声明,呼吁中共停止对抗议人员的迫害。美国并没有每年都就“六四”谴责北京的惯例,每当首脑会晤之前,出于营造友好气氛的目的,一般都会避谈这类话题。国务院这一态度委婉地表达了对习近平内政外交政策的不满。

    简言之,2013“六四”纪念活动当中政治疏离姿态的显现,既与中国近年政治经济形势变化有关,当局许诺的面包契约难以为继;也与习近平上台之后显示的保守政治姿态有关。人们发现,由受害者单方面地表达和解、宽恕非但无用,反而助长了统治集团一意孤行的气焰。

    能将香港、内地凝聚在一起的真正力量,能让来自各阶层的中国人站出来讨论六四话题,不仅仅是当年“六四”死难者的鲜血与他们可敬的牺牲,而是“六四”运动的两大主诉“反腐败”与“要民主”,仍然是中国人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

    “六四”运动的两大目标极富政治远见

    有人说“六四”是中国人一场破碎的梦想。但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梦想破碎后,可以放弃。但民主于中国人来说,是保证他们基本权利的手段;于中国来说,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必经阶段。这是中国人不能够放弃的,放弃、退让,就意味着中国人只能停留于红色政权的压迫之下,只能继续忍受红色贵族为首的利益集团的肆意掠夺。

    1989年,中国人的权利意识还未萌芽,没有“纳税人”意识,人们相信“中国政府养活了全中国人民”的宣传,官员腐败也只是公款吃喝。但“六四”运动却极富远见地看到了高干子弟群体对中国政治经济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反腐败”为主要政治诉求。所谓“反腐败”的核心口号是“反官倒”,矛头所向是以邓朴方的康华公司为代表的高干子弟利用特权经商,据说正是这种极强的针对性惹恼了邓小平,让他做出了镇压的决策。考虑到现在红色家族成员垄断了中国经济(彭博社提供的数据是:王军、贺平和陈元三人领导的公司2011年总市值为1.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五分之一强);在政治上全面接班(红二代、红三代已经进入权力长跑,准备完成程序后接班),不能不佩服当年“六四”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凭直觉抓住了中国政治的根本性问题。

    这些年来,总有人要求“六四”学运领袖反思当年策略的不当,这种要求忽视了当年“六四”学运领袖产生的特殊条件:一,他们不是经过长期运动产生出来的领袖,只是时势造就的领袖,这种领袖未必具有深谋远虑的政治眼光;二,学生及其他参与者都是临时参与,未经过组织化过程。无论是“六四”运动的深度参与者还是旁观者,身处当时的政治旋涡,都无法完全理解当时发生的一切。即使是年长一些的知识精英,与其说他们在指导运动,还不如说他们为运动大势所带动。但就在这种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势下,“六四”民主运动提出的两大主诉预示了中国今后的历史命运:腐败与特权影响着中国的财富分配格局;民主与反民主两股力量的对抗,则成为权利意识日渐觉醒的民众与誓死捍卫红色家族特权的中共政权之间的最后一场战争。

    “六四”于中国:早来的春天

    时过24年,重新审视“六四”,就会发现中国人根本无法避开“六四”运动的两大目标去追求社会进步。我当年曾在深圳参与了“六四”声援活动,又经历了镇压后的“说清楚”过程,对中国人自90年代后期至今的权利意识觉醒过程有清晰的了解。在对第三波民主化、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与缅甸民主化进程做过深入的文本分析之后,我终于了解到世界的民主运动史的一般规律:民主运动是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的产物。当初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资产阶级的权利意识觉醒:“无代表,不纳税”,至今仍是纳税人权利意识最精当的概括;2011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也是中东北非国家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产物,这一过程在突尼斯尤其明显,突尼斯民众就经历了从“面包契约”到权利意识的觉醒过程。

    从今天的现实反观当年,无论是反特权还是要民主,都可谓极富远见,因为今天中共竭力维稳,拒绝政改,极力排斥丑化西方民主,目的就是要保护红色贵族特权的红色政权。可惜的是,“六四”运动当年这些极富远见的诉求远远超越了中国公众的平均认识水平。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正在享受邓小平改革带来的物质改善,国企工人政治上虽然失去“老大哥”地位,但经济上却因劳动报酬制度的改善而受惠;中国农民也刚过上中共统治以来最好的时光,他们当时不可能认识到“六四”这两项诉求与自身今后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这两大阶层的权利意识是在90年代以后随着下岗失业、征地拆迁等权益受损而逐步涵育的。因此,就社会发育程度来说,“六四”运动有如一场早来的春天,春风虽然吹拂过中国的大地,但大地却未做好迎春的准备。

    “六四”运动是中共建政以来唯一一次以在校大学生与知识分子为主体并获得各阶层市民支持的民主运动,也是唯一一次超越参与者个人利益、以反腐与民主为主要诉求的运动。不管中共政权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如何,“六四”运动反特权与要求民主这两项目标仍将成为中国走向文明社会的主诉。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6期,2013年6月4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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