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诺登事件”的多重效应

    by  • June 19, 2013 • 世界与中国 • 0 Comments

    何清涟

    最近发生的斯诺登泄密事件引发了多重效应。这位前中情局技术人员声称,美国是最大的黑客帝国,美国国安局在全球范围内至少发起61,000次网络攻击,其中数百起是针对中国大陆及香港,同时它秘密监控美国人民,严重侵犯了美国人民的自由。

    在中国的网络上,痛斥美国民主虚伪成了这几天的最强音。但比较此事件的“美国效应”与“中国效应”,会发现其中的差别很有意思。

    美国社会反应:从激昂到冷静

    斯诺登事件曝光之初,引发了美国民众对政府强烈的道德谴责。1971年向《纽约时报》透露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首先站出来,说斯诺登“为这个民主体制做出了巨大的、无法估量的服务”,将其拉抬到“英雄”的高度,附从者不少。《华盛顿邮报》6月11日一篇报道引用参与美国政府大规模监控项目曝光行动的独立制片人劳拉·波伊特拉斯(Laura Poitras)的话说:“我们有秘密的法庭对秘密的法律进行秘密的解释,这不行。这成了什么民主?”她认为,这些秘密规定使选民被蒙上了眼睛,成了法律法规的囊中物而不是主人,使有关政府机构和官员进入可以为所欲为、不必担心问责和追究的境界,使宪政民主成为有名无实的东西。

    好在网络时代人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针对《华盛顿邮报》最初几篇报道,Richard Burger写了“斯诺登、国安局、英雄主义和中国”。他嘲笑那些听到国安局监控装作大吃一惊的美国人,并指出,无论是电影还是书籍,早就告诉美国人,“国安局在记录我们的网站和电邮”,“翻查积累下来的大量数据”,但这是美国人同意的《爱国者法案》(US Patriot Act)授权的,斯诺登所揭露的并非违法活动,而是不符合他本人观念的事。该作者认为,斯诺登的行为是犯罪,应该把他送进监狱。

    冷静下来后,美国人终于想到: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总统于2001年10月26日签署了《爱国者法案》,授权情报机构:为了保护美国人的安全,可以不经法庭批准就进行监控。因此,这不是个政府道德问题,而是美国国安局的监控是否违反了相关法规。于是,美国人的讨论进入了这些层面:个人自由、公民隐私与国家安全三者之间如何才算平衡?“爱国”与“卖国”应该如何界定?

    政府监控是不是必要的“恶”?

    斯诺登指控的主要是两点:一、美国对中国发动了网络攻击,窃取了了他国情报;二、“美国政府利用他们正在秘密建造的这一庞大的监视机器,摧毁隐私、互联网自由和世界各地人民的基本自由”。第一点极其有利于中国政府,因为北京可以此证明,中国是美国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从而反击美国对中国军方黑客攻击的指控。世界各国当中,德国总理表示将来要就这个问题与奥巴马商讨,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俄罗斯早就知道斯诺登爆料的内容,并指出,在全球反恐的大背景下,监视项目在各国普遍存在,需要注意的是,监视时要遵循情报工作的相关法律。

    至于向他国派遣间谍,是许多国家都在做的事,较量的只是实力。与核冷战时期不同,现在的网络战并无相关各国共同遵守的活动边界。奥巴马在习奥会谈中提出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关于斯诺登的第二点指控当中的所谓“秘密监控”,我查了大量资料才发现,这种监视并非秘密操作。根据2008年美国的《外国情报监视补充法案》的要求,2009年7月10日,美国司法部、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总检察官们联合签署了一份《关于总统的监视方案(President’s Surveillance Program,简称PSP)的公开报告》,报告编号2009-0013-AS,对公众发布。这个报告向美国公民说明,911恐怖袭击以后,在美国总统指导下,国家安全局扩大了它的信息搜集能力,以便发现和防止在美国境内发生的恐怖袭击;据此授权,国家安全局开展了新的情报活动,包括搜集发往或发自美国的通讯活动的内容(通讯的其中一方是基地组织及其附属成员)。这个报告介绍了PSP方案在反恐怖活动当中的作用,描述了对此计划的不同看法,并再次完成了对PSP方案的合法性评估。

    这个文件的存在,说明斯诺登(以及独立制片人劳拉·波伊特拉斯)的指控其实是个伪问题。美国政府应该回答的其实是:目前的监控是否于法有据?是否滥权?美国情报机构于6月15日公布了最近的解密文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我相信美国的法治,剩下的问题美国人会循法解决。

    关于斯诺登的“监控侵犯了美国人民自由”之说,说明他政治学知识比零好不了多少。除了无政府主义者之外,形形色色的政治学派别都承认:政府作为必要的恶,必须存在。民主制度就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缔结的一种契约关系,在契约关系里,民众让渡个人的部分权利给国家,国家则负责保护公民安全与福祉。军警及情报机构就是一种必要的国家安全机器。马克思将民主国家的军警特统称为“镇压人民的暴力机器”,但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暴力镇压机器的残忍程度远远超过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国家。

    北京的“斯诺登牌”

    至今为止,北京的“斯诺登牌”玩得算是有利有节,获益颇丰:斯诺登的指控帮助北京从黑客攻击者变成了受害者,还将美国从道德高地拉拽到泥潭里。《环球时报》不失时机地指出:“自由和人权是美国对外道德战的两把匕首,美国尤其喜欢拿这两把匕首扎中国。美国真实的一面和它虚伪的一面,我们都应该看清楚些,不能又傻又天真。”国内网站上的言论除了盛赞斯登诺是英雄之外,很快出现压倒性的结论: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实行双重标准,高唱的自由民主是虚伪的。隐含的意思是:民主自由不值得追求,还是咱中国制度好。

    但是,这张牌再打下去,北京会遇到不少困难。首先,斯诺登选择北京管治下的香港做为藏身之地,无论如何都让人觉得背后有故事。彭博社6月13日的报导说,美国的反间谍部门正在调查斯诺登是否已被中国策反或利用,相关调查将涉及斯诺登的个人财务状况、是否涉入色情陷阱、是否曾被勒索。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表示:“我们需要问一系列问题,比如他的动机、联系人,他最后到哪里去,为什么他留在那里、又如何维持生活,以及中国政府是否正与他充分合作”——北京若想继续缠斗,且不说斯诺登与中国有关这可能性存在,就算FBI、CIA将其掌握的中国高官及其家属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财产状况披露一二,中国政府将如何善后?

    更重要的是,若在中国继续讨论下去,中国公众可能会逐步发现,美国政府监控的目的是出于维护公共安全的需要,与北京的监控目的是为了中共政权完全不同:美国打击的是试图制造大规模杀伤事件的恐怖分子,中国打击的却主要是批评政府的异议人士。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6月14日发表“西方政府将赢得网络监控之争”一文,其主要观点是:斯诺登及其他一些人就互联网时代的个人隐私问题对美国和西方政府提出挑战,但“除非有谁能证明,(西方政府的)安保机构不但正在收集海量的信息,而且正在大肆滥用这些信息,我认为这场争论的胜利将属于西方政府。”

    斯诺登的结局将由接下来的中美角力决定。我只希望,斯诺登事件的余波能够将中国的讨论从“美国民主是虚伪的”这种“动物庄园之歌”中拉拔出来,帮助我的同胞更真实深刻地认识民主宪政。

    (原载BBC·点评中国,2013年6月17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_on_china/2013/06/130617_cr_snowde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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