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由于期盼中国的政改有如“等待戈多”，于是不少人将视线转向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出台的经济改革。
两份内容接近的改革蓝图
2012年世界银行曾应中国政府邀请，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制定了一份“长期改革路线图”。这份蓝图所规划的改革，在行将出台的经济改革中还能保留多少？由于中国新一代领导有通过《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外媒发声的爱好，因此，即将揭盅的经济改革目前已有端倪可循。
先说经济改革想达成的目标，因为所有改革措施只是通向目标的手段。
《华尔街日报》10月7日文提到，习近平等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目标是“努力将本国经济建成一个更像美国的经济：推动消费文化的发展，即鼓励中国人购买更多汽车、服装、家电和电子产品等中国目前正在出口的商品，同时也鼓励创新型民营公司的发展”。江胡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出口拉动型，外加政府大举投资促动基础设施建设。新一届政府的目标是想将出口拉动型经济改变为内需推动型。
围绕这一目标，世界银行在吸收了大量中国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描绘出一幅改革蓝图：推动银行业私有化进程，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展开竞争，同时降低政府对银行业的管控。土地私有化，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国企改革，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
世界银行将这份报告递交给中国政府时，并不清楚这份报告的未来命运。据说，由现任中央财办主任刘鹤领导的七个“研究小组”负责制订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经济改革蓝图，包括金融自由化、财政政策、放松管制、城镇化和地权等问题。两相对比，应该说，世行“应中国政府邀请”而作的报告内容大部分被中方采用。这种重合是必然的，因为参与两份报告写作的专家有较高重合性。世行承认，去年刘鹤为世行报告提供了指导。为何国内专家的想法需要让世行出面背书？估计是因为改革阻力较大，外来的洋和尚好念经，想利用中国官方对世界银行比较迷信而推出一些改革措施。
可能的经济改革轮廓
从上海自贸区9月29日正式开张后的情况来看，所谓“金融自由化”只是实行了利率市场化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允许民资外资设立合资银行等边缘性改革。一个上海自贸区的步子都迈得如此谨小慎微，只能对三中全会的金融自由化的开放程度表示存疑。但除此之外，金融方面已经开始实施一些放松资本管制的措施，可看作为改变现有外汇管理体制所做的热身动作（本人对这将另行分析）。但只要国企与地方政府能够利用资金管制制度取得廉价甚至无偿信贷，任何金融体制的边缘性改革都可能是徒劳之举。
《华尔街日报》文章引述内部人士消息，称被世界银行官员视为报告的“标志性建议”，即国有企业应当受到独立资产管理者的监督未被采纳。这一建议的目的是让独立资产管理者督促国企专注于商业目标，不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打压竞争对手。由于遭到国务院国资委以及国有企业的反对，这个提议被取消。
城镇化与地权问题可能是经济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与此相关的将是户口制度的改革，以及放开限制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其家乡以外地区享受医保和教育的政策规定。据说地方政府因担心增加社会服务开支而反对这项建议，但习近平已暗示对此表示支持。鉴于大多数地方政府还未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不少地区已经提前制定了近十年新城镇化的计划并开始付诸实施，我相信，不管中央如何规定，地方政府总能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办法。
财政政策如何改动，《华尔街日报》在其采访了大批“内幕”人士的两篇采访中均未提及。从现在动向来看，估计最重大的“改革”是让各地政府开征房地产税。鉴于中共中央现在对地方政府的控制除了省级领导的人事权之外，经济上只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而且这两者都因为地方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习惯性做法，不仅未起到预期作用，反而被充分利用，因此大概不会朝向放权这个方向调整，否则中央的控制更加无力。
上述改革能否“走出一片艳阳天”？
习近平现在之所以坚决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是因为他对经济改革抱有较大希望。今年2月他在中纪委全会上说：中国与前苏联有诸多相似之处，“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通往“艳阳天”的道路上有三重障碍：
第一个障碍就是政府如何转变角色。世行报告的假设前提是，中国政府将转变角色，依赖市场机制运作。但这在现阶段的中国几乎是缘木求鱼。中共政治上现在的“左”，就是为了强化专制，大力维稳。这种情况下，要求中央政府转变角色，退出经济领域，几乎不大可能。中央政府倒是希望地方政府转变角色，但中国政府早就将自己办成一个只求盈利、不承担社会责任的大公司，各地方政府有如无需盈亏自负、但有独立利益的分公司，这种积30年改革形成的地方分利集团又如何能在短期内转换角色？况且，中央的改革蓝图还需要地方执行，地方政府如何才能依赖市场机制执行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
第二个障碍则是各利益集团的阻力。江胡两代奉行的发展模式早就养育了许多特殊利益集团，朱镕基任期内的国企改革是抓大放小，让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垄断有关国计民生的领域，如交通、能源、粮油物质等。在各种政策的强力扶持下，这些国企早就成了中国的经济寡头，能够对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施加强有力影响。目前正在国企高层开展的反腐败，最多是国企利益集团易帅，却很难改变这种“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格局。
成为“美国经济体”有多远的路？
最根本的障碍乃在于中国体制自身。
中国经济体与美国经济体之间差别甚大，有些是难以逾越的鸿沟，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美国是完全竞争型市场经济，政府只是市场的守夜人，维护秩序；中国则是半行政干预半市场化经济，政府集市场规则的制订者，裁判者与参赛者三种角色于一身。即使从经济角度看，也还有一个重要差别，即美国市场依靠内需支撑，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70%；而中国国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属于世界上少数特别低的国家，2011年仅为36%，比印度还低14个百分点。
两种体制的历史渊源与现实状况完全不同，由政治制度决定的社会分配机制更是完全不同。由此形成的结果是，美国是政府穷、国民富，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合理区间（基尼系数0.4）之内，国民购买力较高；中国则是政府富、国民穷，收入分配差距特别大，2010 年基尼系数高达 0.61，70%以上人口的购买力不强。加上住房价格昂贵、教育、医疗负担沉重，国民对养老前景的担忧，这些都扼制了中国人的购买力并加强了储蓄倾向，而富人消费的大头主要是奢侈品、出国旅游，以及送子女到国外读书，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内的内需始终无法提振。
综上所述，习近平希望将中国变成美国那样的经济体，目标很美好，但却缺乏通往目标的现实途径。美中两国经济大厦的地基完全不同，建筑师画的蓝图再宏伟，也不能指望在流沙上建成摩天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