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法国人并不真热爱自由；或者说，他们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只要一个强大能干的主子能让他们安心挣钱享乐，他们便会俯首帖耳，因为他们习惯于让国家和统治者替他们操心一切，从而让他们在自己的安乐窝里自在逍遥。
——托克维尔
*勃列日涅夫统治为何成了“黄金时代”？*
普京主义成形的过程中，有不少怀念政治先贤的活动，其中最出人意表的是重新塑勃列日涅夫。
勃氏统治苏联长达18年，接近苏联80余年历史的四分之一。过去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大体上以“停滞”二字概括之，认为勃氏或许扩大了苏联的国际影响力，但却是以苏联经济停滞为代价，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更是其饱受诟病之处。安德罗波夫接任后，就将勃氏女婿作为反腐败的重要目标系狱。
就在俄罗斯人逐渐淡忘这段历史及其执政者之时，勃氏闪亮归来。2011年普京重登总统宝座之后，据说其首席公关顾问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特别擅长“重新解释”历史，因而勃氏以前所未有的伟人形象重回俄罗斯公众视野。
勃列日涅夫的执政业绩当中，被普京看中的应该是其强国业绩。勃氏当政期，军事征伐最为突出。1981年军费达1400亿美元， 较1965年的320亿美元增长4.4倍，舰艇总吨位接近美国，作战舰艇和攻击型潜艇数量超过美国，在亚非拉地区获得了20多个海空军基地使用权。1987年，它的洲际导弹数量超过美国，核弹头当量约为100亿吨，几乎比美国多一倍。其军事冒险业绩可圈可点：公然入侵阿富汗。对社会主义国家，勃氏毫不手软，1968年公然镇压布拉格之春运动；1979年，中越爆发边界战争，苏联公然支持越南，并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威胁中国安全。
苏联帝国在勃氏统治时期，其国际地位完全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与赫鲁晓夫主张的“三和一少”（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少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革命）恰成对比。普京的智囊称勃氏时期为“再也不会重复出现的黄金时代”，其实就是怀念前苏联那种以武力征伐的扩张时代。
*特工渗透俄罗斯社会系统*
对外武力平定车臣，对内消灭政治异己，这些都需要借助于非正常手段。普京手持总统权杖之后。凡对他造成威胁的寡头，或囚入监牢，或驱逐出境，这些都需要加强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普京通过两套手段实现了这点，一是政治垄断，普京掌控的统一俄罗斯党控制着杜马和上议院，俄罗斯人如果有政治抱负，必须先加入该党，效忠于该党。另一手段是大量使用前克格勃特务系统的人。普京本人曾任职克格勃与俄罗斯联邦安全情报局，其用人原则是前克格勃人员优先。曾为克格勃的萨弗罗诺夫成为内政部副部长，施科罗夫成了内政部经济安全局局长，格鲁布约夫提升为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副经理。
莫斯科精英研究中心曾对外公布，俄罗斯领导层中，78%的政治精英曾与克格勃或克格勃后续组织有联系。因此，观察者评说，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是一个由“联邦安全情报局”统治的国家。与苏联时期不同的是，现在的联邦安全情报局不只是控制国家机器，它已进入经济生活、政党、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甚至进入了文化界。这样，联邦安全情报局的权力不断增大，俄罗斯国内的任何事，没有联邦安全情报局的同意就办不成。
外交系统是特工天下，这本是前苏联沿袭下来的传统。一个名为“荣誉与尊严”的联合会由退休特工与外交官组成，会长维里赤科公开声称，外交官就是特工，“全世界不都是这样吗？”对于俄罗斯情报部门在国外的活动，国家杜马给予其极大的权力，甚至可以在国外追踪、必要时从肉体上消灭“涉嫌恐怖分子”。
前苏联流传一个“什么是幸福”的政治笑话，描述克格勃给人民造成的精神恐惧。笑话讲述三个不同国籍的人讨论什么是幸福，美国人认为拥有金钱与社会知名度是幸福，法国人认为旅行时浪漫邂逅美女是幸福，苏联人则说：“你们都错了。幸福就是当半夜里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的人来敲你的门时，你能从容地告诉他们：同志，你们要找的彼得洛夫住在隔壁！”
苏联崩溃之后，特务系统又在普京的扶植上重回俄罗斯。
*民粹主义必出专制强人*
俄罗斯与埃及的经验都反复证明，在有威权政治传统的国家，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不一定就能保住民主政治的果实。
早在2008年，俄罗斯高层政治显露出梅普“二人转”迹象之时，大多数俄罗斯民众选择的不是抗争，而是逆来顺受。民调表示，45%的俄国人相信，普京会任命一位继任者，而这个人将会成为新总统；有25%的人相信将会修改宪法，这样普京就可以有第三个任期，观察者悲叹，“几乎所有的人都理解，总统权力的转移在最高层策划并且在投票箱中得到确认”——在一个有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人民将选票看作可有可无，其实是这个国家的悲哀。
这种情况缘何造成？除了前文讲过的崇拜政治强人的威权文化因素之外，还与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经济形势好转有关。21世纪初，国际能源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成为卖方市场（即供给方占优势，拥有定价权），能源与矿产价格不断上涨。俄罗斯拥有的天然气、石油等资源，为其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俄国人从此摆脱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困境，生活质量大大提升，享受到舒适生活的人的比例比前苏联时期高得多，超过俄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本来，苏联时期的政治恐怖及克格勃肆虐，就使俄国民众养成游离于政治之外的政治冷感，不少人麻木不仁，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不知道有了选票就有向任何当权者问责的权利。
普京执政时期，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持续的改善。曾有人预言，俄罗斯中产阶级的壮大，会加强他们的政治参与感。但克里姆林宫狡猾地采取了另一策略孤立中产阶级，他们依靠保守的、苏联风格的选民作为其权力基础，让民粹势力压制那些受过最好教育的人。在民粹盛行之下，也有一些边缘性政治团体和反对人士组织示威等活动，但均面临沉重的官方压力与骚扰，民众出于害怕，对他们敬而远之。俄罗斯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死于谋杀，民众对此漠不关心；中央银行第一副行长科兹洛夫被暗杀，很多人愿意相信他是被“生意夥伴”杀死的传言。在这种日益恶化的政治环境中，中产阶级当中不少人或者选择移民，或者干脆远离政治，甚至不投票。
苏联解体之后，经历数年休克疗法阵痛之后，俄罗斯重新构建了政治稳定与经济秩序。中国政府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其实也是俄罗斯人的主流民意。因此，普京可以说是被俄罗斯人普遍接受的政治领导人，在专制之痛未重新全面降临俄罗斯人头上之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并不认为现状有什么不好。对比一下中俄政治现状，会发现施政者的方式有不少相似，专制政治、腐败（中国更严重）、特务渗透社会、增强军力等。差别主要是两点，一是中国人从来不曾拥有选票，二是中国没有能源天然气等优厚的天然资源，人口太多，生态环境千疮百孔，人民福利远比俄罗斯差，总体上比俄罗斯人贫困得多。
俄罗斯向专制的复归，使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理论”面临新的挑战：在威权统治根深蒂固的原共产党国家，民主化从来就不是单行道，在一定条件下，复归专制是完全可能的。而如果复归专制发生在一个前超级大国，而这个大国又握于心系霸权的独裁者手中，那么 ，复归专制的结果极可能是冷战重现。
（原载何清涟VOA博客，2014年3月30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putin-making-process-2/1882637.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