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究竟要什么样的“革命”?

    by  • July 26, 2014 • 中国观察 • 1 Comment

    中国政治话语中,“革命”已经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但如果要认真讨论,最后结果总是不欢而散,而且不知不觉间,争论双方都容易滑入一个预设的陷阱,一方坚持,革命必然是暴力革命,现状虽然不好,但比革命后血流成河要强;另一方则曰,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现政权的帮凶。至于究竟要什么样的革命,则因言者纷纭,尽管都知道要将民主宪政四字作为标语,但心里想的却是共产革命曾有的范式:清算、财产再分配、底层翻身。

    其实,中国面临的所谓“革命”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谈。

    第一,中国需不需要“革命”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要用什么方式改变中国的现状,学术一点的说法是政治社会转型。任何社会,其转型至少有若干种可能,其中既有统治者在外界压力下的自我改革,也有革命。在王朝末期革命往往与改良赛跑,清末就是改良没有跑赢革命,所以来了一场以武装起义始以皇帝逊位终的不太暴力的辛亥革命。

    目前的中国社会,腐败盛行,权贵肆意掠夺公共财以自肥、社会贫富差距巨大,民众人权被严重剥夺并肆意践踏,统治集团在改善人权方面几乎不愿意做任何改良,言论管控与政治控制都日趋严厉,完全堵死了改良之路。在这种现状下,革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排除的选项,它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不容质疑。

    如果说在1990年代以前,中国人囿于见识,一谈革命,就以为只有共产革命,对历史懂得多点的当然还知道有农民革命,比如李自成的大顺朝,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这些都带有很强的暴力色彩,而且最后建立的都是专制政权。自从苏联东欧巨变之后,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因为人类社会已经找到一条并不暴力血腥的转型之路,即天鹅绒革命,以及21世纪前几年发生的各种“颜色革命”。即使是2011年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也不同于破坏社会经济结构、将社会秩序打乱重来的共产革命,其震荡要小得多。因此,现在如果硬把所有革命都与血流成河、天下大乱挂起钩来,那是中共通过宣传教育灌输的谬见。

    然而,这种谬见在主张革命和反对革命的人那里,却仍然有极大的市场。在主张革命的人那里,民主宪政口号喊过之后,不少人一不小心就流露出“打土豪分财产、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意图;在反对革命的人那里,一想到那种将有产、中产者剥夺得一干二净、文明倒退上百年、泥腿子当家、至今遗祸无穷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革命,就宁可忍受现状,也不愿意重温那种“黑手高悬霸主鞭”的共产革命(毛著赞美的“痞子运动”)。清末有过几次立宪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论,因为都是胸有学养的人士在争论,还算是出了不少经典文论;而现在双方的争论,往往除了最后骂人收场,并无可观之物。

    第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革命”

    从理想状态说,中国最好能步中欧国家的后尘,和平转型。但可惜这只是愿望,因为中国不具备中欧国家转型前的政治文化基础,社会成员的素质也完全不同。捷克、波兰、匈牙利均是输入型共产党国家,他们本国并无俄、中这样深厚的专制传统,更无中国那种根深蒂固的小农平等思想(结果均等)。在苏共铁腕统治之下,这些国家对苏联的憎恨是双重的,一是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痛恨,二是对民族压迫的痛恨。这些国家的先觉者对苏联的反抗几乎从未断过,1956年10月匈牙利发生的“十月革命”,1968捷克的布拉格之春, 1970年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大罢工孕育了团结工会。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之前,都已经不同程度地开放了政治空间,社会政治氛围远比今天的中国宽松。中国一些年青“革命者”不了解这些情况,总以为那些前共产党国家的天鹅绒革命是一夜间从天而降。

    上述国家在转型中还形成了社会共识,知道自由不是免费的,转型要付出代价,其中之一是经济可能恶化、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他们做好了忍受的准备,少有人抱怨。有幸的是,经济恶化程度较轻,时间很短,转型阵痛不是很强烈。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舆论在转型时期谴责试图发转型财的任何企图,不管是前共产党官员,还是异议人士,谁都不能钻空子为自己非法搂钱。因此,中欧国家转型期的腐败远远小于前苏联各国,“异议人士”这个身份往往换不来乌纱帽或从天而降的财富。对那些期望革命过后天新地新日月新的中国青年来说,这些事实很不符合他们的革命期望。

    第三,中国最可能出现什么类型的“革命”

    中共政权没有被第三波民主化摧垮,也未被茉莉花革命波及,但是所有的问题全部累积到今天。如果说民主化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并使人权得到保障,那么中国积累的问题包括几个层面

    人民的政治权利被剥夺。至今为止,中国人民连形式上的普选权都没有,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结社自由都受到严重剥夺,人权状态只比黑暗王朝北韩略好。

    中国至今仍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由国家垄断一切资源,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能源、交通等公共资源的价格,统统不由市场决定,社会福利只覆盖党政事业机关及国企的工作人员。其他阶层就算有部分福利,也非常有限。

    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社会道德沦丧,信用体系接近崩溃,腐败已成为渗透这个国家肌体的癌细胞。

    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贫富不均非常严重,失业率很高,城乡总和失业率达到30%以上,可与埃及、利比亚等国相比。社会底层数量庞大,约占总人口的70%左右。

    因此,对于中国的革命,各阶层寄望完全不一样,非常复杂。中产阶级希望解决权利问题,即还权于民;但多数底层成员对财富再分配更感兴趣;还有一部分人则希望通过革命,翻身做人上人。

    解决权利问题是民主革命;通过革命翻身做人上人,却并非民主革命,而只能是共产革命。民主革命可以解决权利问题,也可以解决私有化问题,但不可能解决让底层人“翻身”做人上人的问题(因为参政都需要通过选举),更不可能短期内解决就业问题与贫困问题。只有共产革命可以让底层一夜之间“翻身”,尤其是参与革命拿到了“原始股”的底层可以做人上人,但这一切恰好是以剥夺全社会成员的人权为前提实现的。

    中国今后的革命,只能走一条路,不可能二者兼得。专制国家是“砍人头”的政治,民主化是“数人头”的政治。暴政之下容易养成民粹,暴政结束之后,进入 “数人头”的选举政治,也容易被民粹裹挟,拉丁美洲有委内瑞拉与巴西之例,亚洲国家则前有菲律宾,后有泰国。菲律宾人民先是选择了腐败暴君马科斯,现在还不忘情于马科斯夫人。中国属于亚洲政治文化,又经历过共产文化的洗礼,将出现什么类型的革命,其实有“路径依赖”可循,这好比一条河流上游流的是浑浊的泥浆,不能期望这水流淌到下游就自动成了清水。

    埃及的茉莉花革命,就是一场承载了埃及民众多重愿望的革命。少数青年领袖希望通过革命让自己从“街上扔石头的人”变成政府官员,但选情不利,现实的民众没有因为他们领导了广场革命而选择他们。个别青年领袖通过他人提携进入政府工作,2013年发生“二次革命”,又被打回原形。希望通过革命获得工作机会摆脱贫困的青年,大多数情况并未改善,于是发起“二次革命”,结果是迎来了军政府,其他所有的情况与革命前相比并没什么大的变化,整体经济状况甚至更糟。

    中国人是要权利,还是要重新分配财产(指国有财产之外的社会财富);是让精英从事政治,还是让社会边缘人通过革命翻身成为掌权者,这是两条革命道路的不同目标。至于中国最后会迎来一场什么样的革命,轨道已然铺好,正在前行的命运列车已在轨道上行进——除非有《圣经》中的大力士参孙出现并扳动道岔,改变列车行进方向。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4期 ,2014年6月27日—7月10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9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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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Response to 中国究竟要什么样的“革命”?

    1. 虎山
      July 26, 2014 at 21:59

      轨道已然铺好,正在前行的命运列车已在轨道上行进——除非有《圣经》中的大力士参孙出现并扳动道岔,改变列车行进方向,意思是说中国要发生类似共产革命式的暴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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