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国涌:岳麓山下的火把——《常识的立场:《书屋》(1996—2001.6)文选》

    by  • November 16, 2014 • 好文荐读 • 0 Comments

    在《方法》之后,1999年的春天,人们蓦然发现还有一本湖南的《书屋》可读,那时中文互联网尚在初起阶段,刊物仍是思想的主要载体,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其实,《书屋》的创刊号是在1995年8月出版的,当《方法》于1997年7月以崭新的面目出现时,《书屋》也在稳步的成长之中,并已渐露锋芒。这本湖南新闻出版社局主办的杂志,原先叫做《湖南新闻出版》,属于内刊,由内部的指导性刊物转为公开之后,以“屋不在大,有书则灵”为号召,在周实的手里逐渐磨砺成了一本思想文化刊物,到1998年已开始站在时代的前面。《方法》消失之后,它成为言论史上不可或缺的又一棒。2000年是《书屋》的巅峰时代,最具有标志性的就是这一年第三期的大手笔,一期只刊出两篇长文,一为何清涟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为林贤治的《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十年之后,许多朋友对于那一期、那两文仍记忆犹新。在洛阳纸贵的那期《书屋絮语》中,编者只是淡淡地说:

    “本期仅发文章两篇。

    发排之际,已是年关,窗外雪花纷纷扬扬。

    这两篇虽然长,读起来却不觉长,让人一口气读完了,心里还觉得不过瘾。当然,你也可以慢慢读,细细品,睡前读几节,三四天或一星期,忽近忽远,沉思默想。”

    对于这一大手笔,曾多年主编《读书》的沈昌文欣羡不已,2001年,他在《出于无能——忆《读书》》中有这样的感叹:

    “还有一点,也是我多年感到不足的。1949年,我学过一些新闻学理论,听先师王季深先生说,在延安时凯丰曾对丁玲说,《解放日报》应当打破惯例,好的小说也可以上头条。我在随后几十年里总想学习这种精神,打破陈规旧框,在编排形式上也有一些创新而终未能如愿,始终引为一憾事。直到去年,见到一家同行某期只发两篇大作而成一期,真是大手笔,颇有革命先辈凯丰同志所说的精神。我做编辑恁多年,不只内容,为什么连形式也不敢创新一下呢?”

    那一刻,《书屋》攀到了它的最高处,浑身散发着思想的魅力,几乎每一期都有读者翘首期待的好文章,能引发广泛的共鸣和回响,这是处于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很难想象的。

    多年以后,周实早已离开《书屋》,在电话里与我聊起办《书屋》的时光,他表示:“问心无愧,我很高兴,不想多说。”

    周实是个诗人、小说家,他一生的事业却是主编《书屋》的那6年,从最初不署名的常务副主编,到1999年正式署名出任主编,他和王平等人一起把《书屋》打造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平台,逐渐凝聚和吸引了全国各地具有独立思想和精神追求的作者、读者。尤其在《方法》之后几乎一枝独秀。

    离开《书屋》将近十年,如今已提前退休的周实深知杂志要润物细无声,不能张扬,对于编辑之道他有着许多铭心刻骨的感悟,比如“别着急,慢慢来”,“表软里硬”,“每期有迷魂阵”、“意到笔不到”等等。在不算漫长的六年中,尤其在后面的三年,他在现实中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独特的编辑艺术,比如他说的互相呼应,从第一篇到后面不是孤立的;用心,布局谋篇,不是随意组合;隐藏,而不是什么话都说透。就连《书屋》的文章从不转版,他也有几分小小的得意。当然,他不仅讲究编辑,也讲究文字,好文章的标准离不开好文字,也许这是出于一个诗人对文字的敏感。

    谈起《书屋》当年的选稿标准,周实立马想到了2001年第4期《书屋絮语》上概括的九个字:有思想、见性情、不生涩。他曾进一步解释,“有思想是说要独立思考。见性情是说文章要有个性。不生涩是说文风要明白,要晓畅,不要故作高深状。”

    从《书屋》创刊号《编辑的话》提出:“十八般‘文’艺(莫来‘武’艺),只要含得有一个‘真’字,《书屋》求之不得。”到公开提出九字标准,这是它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期刊自我塑造的完成。周实对我说,当时因为向继东问他择稿标准,他就说了这九个字,这是他对“单纯”的具体化。他举了一个例子,1980年代中期,他在湖南潇水河上乘船,看着水很清,以为很浅。艄公笑着一篙下去,两人长的竹篙只留下了一个篙尖。他感叹说:“单纯不等于单薄。单纯也可以丰富和深厚。……这就是美。”他说,好文章,看上去清水一潭,其实深不可测。坏文章,像小水洼,像小水洼,浑浊,不见底,深却不过一脚背。

    当年有人夸《书屋》,“编得好,有思想,有内容,文字尤其好”。据周实说,《书屋》其实没有挨过“上面”一次书面批评。这大约就与“文字尤其好”有关,这个“尤其好”的后面,应该包括了编辑将文字“处理得好”,并不单单是指作者将文字写得好。

    《书屋》高峰时,每月来稿就有三四千篇,几乎每篇都看。自2000年从双月刊改成月刊以后,一个月内几乎要完成3期杂志的编、印、发,工作量很大,大多数时候其实只有两个编辑,就是周实和王平,一度请了几个兼职的编辑(包括向继东、王开林、李致中),主要是看初稿。周实对我说,2001年夏天他们离开《书屋》时,移交给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还有四千多篇可用的稿子。

    然而就是那样大的工作量,《书屋》那时每篇发排的文章校样都要寄给作者校对,2001年4月初,我曾收到《书屋》寄来的《康有为的神话》一文清样,三张半清样用的都是已用过一次的打印纸,背面有何清涟长江读书奖的一页清样稿,上面有何清涟的亲笔校正,一页是程晓农的译稿《民主的价值》最后一页,注解中布满了他校正的密密麻麻的字迹。也许节约纸张只是小事,也许叫作者亲自校正校样也是小事,但我不知道如今有几家刊物仍在坚持?

    1998年之后,那是周实、王平两个编辑最忙碌的时候,也是他们最激动的时候,合乎九字标准的好稿子滚滚而来,应接不暇,有限的版面容纳不下,稿子排队,这是《书屋》最好的时光。对于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情,对国人真正关心的许多重要问题,《书屋》几乎都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作出了回应。

    与《东方》强化的知识分子公共意识、《方法》特别强调的启蒙意识不同,《书屋》似乎没有特别标举什么,有之也不过是对常识的肯定,2000年第2期的《书屋絮语》最后说:“记得《书屋》创刊不久,曾经发过一篇文章,文章具体如何写的,三言两语难以尽意,但那题目却如烙印深深烙在我的心上——‘胜过真理的是我们的常识’!”那是关于王小波小说《黄金时代》的读后感,只是一篇千字短文,发表在《书屋》1996年第五期,署名“搏非”,《胜过“真理”的,是我们的常识》确是一个好题目,它提出了一个触及我们生活本质的命题,即使在被绝对真理覆盖的地方,还有我们的常识在。《书屋》一步步攀登的过程,其实就是向常识靠近的过程,从常识出发,单纯而不单薄,最终让我们拥有了一份与时代同行的刊物。

    最初,《书屋》的作者以文学界或偏重文学的人为主,包括小说家、杂文家、诗人、文学评论家,韩少功、邵燕祥、彭燕郊、何满子、刘心武、、易中天、舒芜、江枫、朱健、赵玫、陈村、公刘、残雪、南帆、张远山、周泽雄等人,内容偏重于书评,趣味也偏向文学性。虽然,李锐、李慎之、李冰封、陈家琪、朱学勤、朱正、丁东、邢小群、谢泳、胡文辉、智效民等以思想见长的作者也已露面,或者已发表有锋芒、有见地的文章,如陈家琪的《“文革”话语管窥》、丁东的《逢场作戏的悲哀》、朱学勤的《引进常识》等,但所占比例不高,或者像李慎之,在《书屋》前期发表的文章,比如《食谱与菜单》,并不是最能代表他思想的文字。

    《书屋》的作者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到1998年以后,思想含量明显加重,这一年第五期带头两篇文章,景凯旋的《毫无目的的残酷》和单世联的《历史的纪录与革命的反思》都受到读者的瞩目,同一期发表江小燕写给余开伟的信,这位江南义女与翻译家傅雷素昧平生,却在傅雷自杀之后的黑暗时代,冒险认领并保存傅雷的骨灰,如果没有这封信,我们对她的命运遭遇真的一无所知。我把这前后看做是《书屋》的一个新起点,经历三年之后,《书屋》打开了一个更大的世界,许多名字开始悄悄出现在《书屋》的作者序列,林贤治、潘旭澜、胡绩伟、龙应台、王元化、李南央、雷池月、单正平、何清涟、程晓农、蓝英年、肖雪慧、毛喻原、王思睿、王毅、苏文、秦晖、王康(大迟)、余世存……他们的文章为《书屋》带来了新的生命,它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读物,就是因为问题意识的逐渐凸显,他们讨论的问题各不相同,但问题背后都有对当下现实的关怀,都有与这块土地血肉相连的感觉,渐渐摆脱了那种被个人情趣所笼罩的书斋感,也就是走出书斋,融入书斋外那个急剧变化之中的社会,这是《东方》曾经的追求,也是《方法》接续的路子,《书屋》也走到了这一步。

    我们从《书屋》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无论是对历史的解读,还是对时代的理解都在深入,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对读者造成的冲击和引发的反思,也许是作者未曾料想的。2001年第6期发表的一组解读文章,王若水的《左倾心理病》、李冰封的《并非家务事》、朱正的《是家务事,是大历史》,深化了对这个话题的讨论。

    林贤治的《五四之魂》是“五四”八十周年最具震撼性的长文,虽然其中观点不无可议之处,但是在饱满的激情之中蕴含着作者对那个时代以及整个“五四”传统的反省和批判精神,毫无疑问能激发起许多新的思想火花。胡绩伟的长文《劫后承重任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不仅将我们带到80年代的回忆中,更让我们体认改革的艰难与包袱的沉重,作者没有回避他所敬重的胡耀邦的限度,而是直面真实,真诚地讲述自己亲历的时代。

    周实回忆,1999年11月,李慎之的《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五四运动八十年祭》发表之后,“反响很强烈,读者极喜欢”。2001年,《回归“五四”  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发表后,“反响也很大”,林贤治先生有不同看法,寄来了一封公开信,要与作者商榷。《书屋》将此信复印,转寄给李慎之,本来打算请他答复,将两封信一同发表。与他早年在《东方》谈全球化、全球价值、中国人如何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文章不同,此时,李慎之老人致力于重提五四启蒙价值,思考中国民主化的问题。这些文章通过《书屋》公开发表,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到处被复印传诵。

    2000年第3期只发两篇长文的大手笔注定要载入报刊史、言论史和思想史,何清涟和林贤治分别从经济学和文学出发,抵达了时代最核心的问题:公正与自由。十年后重读《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我们仍然会有被子弹击中的感觉,她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是活的、当下的、令人心惊肉跳的。无论是利益集团的多元化趋势及强势集团的形成,还是两极分化和中间阶层的不发达状态,相隔十年,大家都可以看得更为清晰,但在那个时候,作者就已写出来了,而且看清了时代的走向。那是一篇无愧于时代的文字,是一个知识分子良知的表达。在林贤治自由的标尺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不留情面的褒贬,他的评点因为个性张扬而充满真性情,他的解读因为有血性而显得血肉饱满,不流于我们常见的那种冷冰冰的文学批评。这是一部他“私人治史”的50年散文史,如他在文中说的,“文学史就是自由史,自由精神的蒙难史和解放史。”张远山、周泽雄、周实化名“庄周”连载的《齐人物论》,对当代文坛各类人物、各种作品无所顾忌、痛快淋漓的评点,也是自由精神的一次实践,颇招读者的喜爱,我曾在报纸上看到有读者说自己每次“都是急读之而后快”。

    作为一个公共平台,《书屋》并不是只发表一种观点的文章,各种不同的观点只要言之成理,哪怕针锋相对,也都有同等表达的机会,肖雪慧关于纳税人意识的《喻先生,请另出招吧!》在2000年第6期发表,2001年第2期发表喻权域的《反驳肖雪慧,何须用新招?》。毛喻原的《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在2000年第9期发表之后,江枫不同观点的《汉语啊汉语,危机,却在哪里?》也于2000年12期上发表。当然更多的是回应与商榷,

    1995年,《书屋》创刊之初只有1500个订户,到1996年发展到5000订户,1997年有15000册,如果算上各地书商的零售,突破了两万多,以后的发行量达到3万多册。《深圳商报》曾有这样的评论:“长沙根本就不是文化中心,《书屋》也没有闻名天下的主编,该杂志甚至是没有什么好的历史渊源,……它紧紧地抓住中国知识界所关注的全球化、市场化、大众文化、后殖民问题、腐败问题、民族主义、农民问题、女权主义等问题,一跃而成为了读书杂志的自由中坚。……办刊物最重要的是刊物本身,而不是技术层面的更新、商业层面的包装或国外流程的引进。只有在文化多元的基础上,寻找到杂志的最锐利的诉求点,才能让一份杂志站稳,而不是其它别的要素。”

    从1997年第2期起,“读书人的心灵家园,思索者的精神领地。”这句话出现在《书屋》每期的目录页上,显然《书屋》的读者定位就是读书人、思索者,他们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学历。周实曾有文章写到过一个《书屋》的忠实读者单剑锋先生,是一个很好的山水画家。更多的是普通读者,2001年第3期的《书屋絮语》,讲述了的就是读者的故事。一个冬季的雨天,中南工大土木建筑系的一个大二学生,乘公共汽车化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专门赶到编辑部买合订本,挑选再三,最后只挑了1997年的《书屋》合订本。因为他的钱不够多买。那篇絮语写得很平淡,也很温暖。

    有读者在报纸上这样评点《书屋》:“有人说近年《书屋》风头之劲,几乎要超过老牌的《读书》了。作为一本诞生不久的刊物,这是对《书屋》最大的褒奖。”

    天南地北甚至海外的中文读者,今天,心中仍保存着《书屋》记忆的一定不少,我身边的朋友中就有不少《书屋》的读者,台州有个老中医曾是《书屋》的热心读者,与编辑部有书信、电话往还。当然,《书屋》与读者的互动,最重要的大概是每年的推荐好文章,1999年第2期就以头条的位置刊载读者意见,这也是比较少见的。这位叫做刘畅的读者最初接触到《书屋》1998年第5期,从此被抓住,他以屈原《橘颂》中的句子“青黄杂糅   文章烂兮”来形容《书屋》,他在信中说:“忧人也好,忧天也好,忧社会也好;质朴也罢,尖锐也罢,深奥也罢,其背后体现的编辑思想却是一致的:关心人,关注生命。影响读者的,不仅是作者的观点,还有编者的思想;文章中凝结的,不仅是作者春蚕吐丝般的劳动,还有编者蜡烛燃烧般的热情。”

    对于刊物后来的命运变迁,编者也并非毫无察觉,2001年第1期的《书屋絮语》曾以哲学或诗的语言做过这样的预言,“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世界要‘无’,连政治家、哲学家都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譬如,要是《书屋》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 《书屋》今日还在,只是从2001年第6期出版之后已换了主办单位、换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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