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析习近平的“高压锅”治理模式

    by  • April 5, 2015 • 中国观察 • 0 Comments

    最近中国抓捕女权五女事件,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因五位女士抗议性骚扰与政治完全无关,国际社会对此难以理解。其实,当局此次打压女权五女,其目标不在这五位女士提出的主张,而在于敲山震虎,意在震慑外国NGO(五女中有二位供职类似组织),即当局眼中的“外国势力”。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今年3月19日,《凤凰周刊》发表《海外背景被调查,境外NGO面临监管严冬》。该文介绍说,中国官方制定《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拟确立公安部门为登记机关,并加强对境外NGO资金来源及使用的管理。这部法律据称是大陆首部针对境外NGO的专项法律,其草案已于2014年12月提交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该文称,据相关研究统计,目前在大陆长期活动的境外NGO超过1000家,如果算上在华开设短期项目的境外NGO,总数可能超过6000之数,每年通过境外NGO流入中国大陆的资金可达数亿美金。这6000多家当中,大多是环保、卫生健康、有关妇女儿童的慈善救助资金。

    这些NGO之所以能在中国活动,不少是通过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方式。中国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于2012年3月发布《美国NGO在华慈善活动分析报告》,报告主编刘佑平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表示,近30年以来,美国NGO对华捐赠输入资金规模约为200亿元,主要流向中国的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这200亿元参与了多少中国法律的制造,多少中国人材的培养?这200亿元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比美国企业2万个亿的影响还要大。”

    刘佑平的看法代表官方的基本态度,因为中国政府一直认为外国NGO是外国政府用来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这一认识源远流长,且看相隔20年的官方表述:

    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称“一些受西方敌对势力支持操纵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乘隙窜出。……他们同西方、港台的反华反共势力联系密切,以政治为目的,以学术研究为掩护,接受境外敌对组织的捐赠和委托,为其搞社情调查,提供信息情报,有的甚至充当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渗透、颠覆、窃密的工具,……是破坏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凤凰网3月份报道引述官方看法:“近年一些被媒体披露的维稳案件,官方或多或少将原因归结至有境外NGO参与。大陆官方有人士称,目前活跃在中国的数千家境外NGO中,至少有数百家背后有特殊的政治背景,或者政治渗透目的,甚至有少数在华进行非法活动。”

    出于上述认识,中国政府在NGO管理方面,可说法律模糊且多变,各种规则与潜规则都有,这就导致两个直接结果,一是为美欧等国支持中国草根NGO设置障碍;二是迫使许多这类NGO只能登记为企业,或者处于非法活动状态,这很容易让当局罗织罪名抓捕中国方参与者。

    江、胡、习的高压政治各有特色

    专制政治最大的特点是每一位专制者都有自己的统治特点与风格,出于对前任景仰而自愿不改其道的萧规曹随比较罕见,因此,习近平与其前任胡锦涛的风格很不一样。

    胡锦涛十年,台后有江泽民、曾庆红两位强势前任领导人对朝局的操控,台上有另外8位同为常委的同僚各管一套系统的九龙治水格局,基本上仍然是江时期各种政策的延续,但这是一种无奈之下的因循,并非萧规曹随。也因为胡的弱势,导致新旧权力交接时发生高层恶斗,至今还在发酵。

    江泽民的模式得到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沈大伟的高度赞扬。他认为,从大约2000年到2008年,中共实际执行曾庆红的开明路线,习近平的高压控制完全背离了曾庆红的开明路线,会导致中共崩溃。沈大伟说,“在2009年中期,曾庆红退休之后,中共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沈认为,中共这样的列宁式政党要避免衰落命运,必须像曾庆红那样,“以开放的姿态,尝试引导和管理变革。”沈指出,是曾庆红而不是总书记江泽民,代表了这条能从某种程度上延缓共产党衰落的路线。

    所谓2000年到2008年间的“曾庆红路线”是指:中共对内以“三个代表”理论营造“新阶级”以扩大其统治基础;对外则大力推行“大外宣”,营造对中共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对异议人士圈采用渗透与引导的方式,让他们感觉似乎有“党内改革派”(如温家宝、汪洋等)存在,将与民间异议互相呼应,促进中国政治改革;对海外民运则采取了收买与打压并用的方式,让本已溃不成军的民运圈更加形同散沙。这种复杂的方式与今天习近平相对简单的方式相比,二者确有天壤之别。

    习近平统治分为两翼:一翼是党内反腐,清除政治团伙包括腐败官员;一翼是消除社会上的不同声音,在思想上加紧控制并打压一切温和的反对者。两种“治理方式”相比,当然是曾庆红的方式更为高明,更有弹性与容纳性,鱼龙混杂,让人真假莫辨。但是,实现曾庆红式的控制并非易事,需要能人控制并灵活运用手下各路人马。当习近平面对以下复杂局面,即曾庆红的力量与网络在2009年之后介入了中共的权力斗争,并给继任者造成了种种麻烦之时,“除恶务尽”、“不留空间”就成了习的主导思想。

    习的高压锅只放一丝气

    用高压锅原理比较,也许很形象。

    江胡时期的高压锅不是密封的,都允许走漏一些气体,让锅内压力得以释放。比如江时期深感工人农民地位下降,必须重构中共统治的社会基础,于是践履三个代表,力争扩大社会基础,将工商业者、律师、医生、新兴白领全部算作“新社会阶层”,发展他们进入政协参与政治,这一政策在胡第一任期内仍被当局勉力奉行。2006年7月,《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新社会阶层贡献全国近1/3税收 成统战新着力点》,清晰表达了当时执政者的思路:“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员人数已超过1.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鉴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新社会阶层正产生着巨大影响力,该文提出应该通过吸纳他们加入政协及各种社会组织,让他们参政议政,形成对执政党的向心力。

    在扩大并容纳新阶层的同时,当局尽管对外国NGO深怀警惕,但还是允许一些组织活动,这种社会环境下,许志永等维权律师能够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起步,然后组建公盟,并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一直坚持到2012年。但到了习近平当政之后,所有能够在胡锦涛时期活动的NGO与维权人士,都相继遭受程度不等的打压,社会活动空间严重收缩。

    如果对习近平掌管的这口政治高压锅加以简单总结,即:对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对手,逐步“紧气”、“削势”,最后逐个提子。对异议维权江湖,则采取“割韭菜”的方式,看谁冒出头就割掉谁;对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见,一律以“砸锅党”视之,明令“不许吃党的饭砸党的锅”。这样做的结果是:只有毛左能够从这口高压锅的锅盖缝隙中时不时地冒点气,目的是让毛左配合当局发表意见,对一些特定事件、特定人物进行舆论围剿。而毛左对极权政治的认同、对政治权威人物的崇拜、对西方普世价值的仇恨,正好符合习近平的需要。最近发生的毕福剑事件,就是当局与毛左一次成功的合谋。二者唯一立场不同的是对待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开放路线的看法,但这一点,习近平及其主管宣传口的同僚们认为完全有能力控制。

    习近平这种只许释放一种气体的“高压锅模式”,让信奉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利益选择,最后会导致中国社会思潮极为混乱。与曾庆红对异议维权界掺沙子模式一样,其对社会的长期破坏作用将在一段时间后显现。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4期  2015年4月3日—2015年4月16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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