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5月2至3日的“温哥华会议”已经结束几天了，但一些人喜欢当搅屎棍与恶意猜测他人的劣习，真让我见识了“人心险，风波恶”。我决定写下我对这次会议过程与会外滔天风波的感受，我相信，大多数正常人自会依据事实与我的演讲稿《“新常态”：中国经济的六大瓶颈》作出判断。

一、我为什么接受邀请

由澳洲悉尼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冯崇义出面做召集人的同类会议其实已经开过五次，一点风波都没有，这次之所以备受关注，乃是因为我的参加。因此，我有必要将参会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最后就一些对此会的恶意猜测提出自己的看法。

先说会议缘起。接获邀请时，我确实有些踌躇。但在看了与会者名单之后，我决定去参加这次学术讨论。当时名单上有于建嵘、贺卫方、孙立平等人，但后来贺卫方受阻，于、孙两位因有他事未能出席。应该说，这些人都是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其中有旧雨，还有久闻名而不曾见面的新知。有这些人参加，应该是个可以从学术层面探讨中国未来的会议。以往，我们也曾接到各种会议邀请，但大多因为会议并非学术性质，我们很少参加。

举办单位的是家海外华文媒体《世界华人周刊》，这种媒体有别于VOA、BBC、RFI、DW等中文媒体，是由华人办的，近年来大多被纳入“大外宣”行列，也从不登载与我有关的任何信息。国内被封杀的经历不必说了，来美国后，从芝加哥到纽约，领馆从未放弃过对我的“关照”。以前在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领馆的办法是派人出场，轮番用“中国那么多的成就你不说，专挑毛病，是什么居心？”“家丑不外扬，批评腐败，在国内还可以，到国外批评，有意将国内的问题暴露在国际社会，是什么居心？”“我理解你受压制的心情，但不可以夸大中国的问题”之类小儿科级别的问题来捣乱，当然是败得很惨。所以到了纽约，纽约领馆的办法是决不让我有任何公开演讲的机会，每逢有这种机会，就直接给邀请学校施压，公开在媒体上披露过的就有宾夕法尼亚大学两次邀请受阻未成之事，第二次该校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席都因此被撤。《世界日报》等媒体更是自觉，即使有我参会的报道，也得将名字抹去。因此，我儿子读八年级时曾代表州队参加全美Mathcount，拿了第三名，《世界日报》记者看到英文媒体报道之后，立即通过学校拿到我家电话采访，表示新州近20年来都未在全美中学生数学竞赛上拿过名次，这次四位参赛者有三位是华裔，是华人的骄傲，希望请家长谈谈如何培育子女。我当时笑谓记者，你如果知道我是谁，恐怕不会登载这条消息了，所以咱们还是别浪费时间。女记者要求我说清楚为什么，我说，你知道我的名字就足够了，我是何清涟，你们报社还能采访吗？女记者沉默了一会，说我去问问总编，事后再无音讯。至于中国国新办副主任钱小芊让德国之声停止我的专栏，后来引发张丹红事件，更是红色渗透扩及到中文媒体的一个例子。我先生程晓农多年主办的《当代中国研究》曾经是国内外学者一个很好的中文学术平台，我也常在上面发表自己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在国内的大学里有较大影响，被好些学校的教授作为重要参考读物被推荐给学生，但在2009年被北京指使陈一谘破坏。

基于此，我觉得，以往很少有机会与国内来的重要学者借助会议平台交流，这次会议有这样的机会，主办方不设限制，我能按自己的意愿发言，为何不参加？以上就是接受这次会议邀请的全部过程。

二、温哥华会议内外略述

临行前接到德国徐沛女士转来的一篇文章，即温哥华的民运人士李一平的《大外宣海外设陷阱，众公知集体赴鸿门》，我很不同意他文中对诸位学者能力的评价，比如吴国光先生，我认识多年，他在未届30岁之时进入赵紫阳智囊团队，在那么多优秀人才中脱颖而出，这件事情本身足以证明其优秀。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我曾与他见过多次，深感他除了有忧国忧民之心之外，见解也多有独到之处。比如他多年前就提出“县政中国”，指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地方自治。

会议第一天是闭门会议，目的是让大家毫无顾忌地谈出自己对中国现状的思考。在座有三位宪政学者，三位经济学者，还有政治学者与教育学者，每个人主讲20分钟，余人或提问或赞同或质疑，不拘一格，非常热闹。总的来说，是次难得的脑力激荡。大家都深知积弊，更晓时艰，但还是希望为中国找到一条出路。

第二天公开演讲，基本上与闭门讨论主题类似，我则侧重于经济，该演讲稿《“新常态”：中国经济面临的六大瓶颈》已经发表于美国之音网站上。中午吃饭时，《星岛日报》旗下《都市报》的主编张晓军先生对我提到，他看过我写的关于海外大外宣的几篇文章。当时还有其他华文媒体总编在场，作为华文媒体总编的他居然提起这事，我很好奇，问他的看法，答称：“很赞同，但内部情况更复杂”。饭后他表示要送我回会场，让我坐他的车，我告知会议主持人后就坐上他的车。开了一段路后他告诉我，要带我去一个地方见一些人。我当时虽然觉得奇怪，但还是答应了，只表示希望不要耽误下午开会。然后他载我去了一家饭馆，见到了李一平、刘沙沙与杨匡三人。刘沙沙女士我在推上曾“见过”，算是半认识。然后李一平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说了请我来的目的是因为他们没有收到参会邀请，没有门票。并希望我安排时间与温哥华的异议人士聚谈。我告诉他，日程很紧，看过日程安排后尽量找时间，并表示欢迎他们参会。李一平说，主办方担心他们会来“砸场子”；我笑说，如果不抱砸场子的心情而是讨论的姿态，大家更容易交流，更何况，你还没听会，怎么就先决定“砸场子”呢？张晓军与李一平听后一想，均表示同意。下午他们约有20多人到会，大都就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尖锐提问，主讲嘉宾也一一回答，并无理念上的不同。散会后，我、吴国光、晓农、张博树等几位与他们一道讨论，由于只有一小时左右的时间，他们自我限制每人自我介绍并讲述三分钟，大家并无观点上的对立，算是次见面会。对于李一平文章里的用词，我们都提了意见，希望大家彼此尊重。中国社会进步，既需要行动者，也需要思想者。主办方邀请他们参加当地侨界晚宴，约有十几位一同前去。李一平文章发表之后，曾有少数人期待会上“发生点什么”，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温哥华的异议作家黄河边到会并参加了晚宴，会后他写了一篇文章，《温哥华华裔议员回避“国际论坛”：怕什么》，因为这些议员担心受政治牵连不敢参会，建议他们以后不要放过这种机会，不要害怕被“反革命”洗脑。

三、会外余波未了，“叛徒”之词可笑

会上没发生什么，海外民运的老一代见多了这种会议，大概知道是寻常事一件，几乎未引起注意；国内人士则奇怪，为什么我会被邀请，难道预示什么方向？而推特中文圈里却发生了巨浪。项小凯发表推论：“《世界华人周刊》，不过是个海外统战刊物；其总编杨恒均，则是业已出柜的党国人士。在以此为背景的‘2015温哥华咸氏国际论坛’，海内外一干所谓自由派学者，如茅于轼、何清涟、吴国光、张千帆、冯崇义等，上前为其捧场，真可谓招之即来。党国最需要买进的，正是这种群体站台的影响效果”。其余谩骂者的恶意猜测辱骂，比如骂我是“民运的叛徒”，表达了一种边缘者的失败感。

一个正常的学术会议，一群对中国前途负有责任感的学者，在国内缺少自由讨论空间之时，借温哥华这块地方开了一次会，竟被一些心胸狭隘的人别有用心地认定这个会议是个“招安会议”。如果真象他们说的那样，只能说他们离自己的执政梦还非常遥远，除了暴露他们自己对“招安”多么在意，对与政府打交道多么陌生，再也不能证明其它。他们不清楚的是，这种召集各种批评者参加的会议，在90年代中后期曾成为风气，江泽民时期很多，国务院、中纪委都举办过，我也都受邀参加过。参加一次会议，并不表明批评者就会被他们视为“自己人”，参会的批评者也从未自贱到以为这就是“招安”。这次温哥华会议的与会者除茅老外，大都是50年代生人，吴国光、程晓农、吴伟三人都是“紫阳派”，1980年代经常出入中南海开会；茅于轼先生在海内外更是不缺少发言机会；信力建是位成功的民间教育家；张千帆、张博树与我都是体制内的批判者。我们当中的人，几乎每个都曾“身经百会”，过去既然不惜批判体制，当然更不可能因一次会议接受“招安”。

对这次会议恶意猜测者，如同吴国光在《关于“自由派”温哥华“丑闻”的三个提问》中揭穿的两类人：一是希望通过激烈贬斥他人来构建自己的地位，因为“放倒了头一排的本营战士，自己就可能成为领袖人物”；二是失败者，如同吴国光文中讲的那类人，即“‘中国模式’导致两极分化，搭不上有钱有势‘盛世’关系网的人不少，……这样的人转而打起‘民主’、‘自由’的旗号”。我想将吴国光的表述说得再透一点：这些人可能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斗士，他们只是将民主自由当作“饭碗”，时时刻刻想着走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路子，因过分渴望而生嫉妒，这才以己度人，有了项小凯“买”的说法。我想问问项小凯，你既然批评习近平控制舆论，抓人封嘴，如今却说当局买我们“集体站台”，我们这数位在温哥华呆上几天，每天都在分析体制弊端、经济末路。那么，你究竟是改变姿态转而称赞习近平“花钱买批评”的肚量，还是因为你没能被“买”去“站台”而心生嫉恨？

（原载纵览中国网站，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43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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