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26年前的北京六四事件，成为苏东剧变（西方社会称之为1989年系列革命）的开端，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大学生群体对世界民主化运动的伟大贡献。当时，人们几乎都相信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预言，人类意识形态之争已经到达终点，自由民主已经取得了最终胜利。但其后经历20多年政治演变，人们终于发现，由极权、专制走向民主不是单行道，一些曾经走上民主化或开明专制的国家正面临极权回归的灾难。
俄罗斯回归极权的民意基础
现阶段正在抱团且互相模仿学习的非民主国家中，伊朗是个政教合一国家，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民主，只是在开放姿态之下，有过80年代的半开明专制，现在正在回归黑暗专制的道路上狂奔。但俄罗斯在历史上有过西化经历、上世纪90年代后曾在民主化道路上走过一段时间，剖析俄罗斯，可能会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主并非单行道的现实认识更清楚。
普京回归极权，当然与他的克格勃职业经历有极大关系，这种人偏好专断与强权，更何况俄罗斯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直到斯大林，其间数百年养成的专制文化根基之深厚，可能仅次于中国。我在《普京主义是如何炼成的》（VOA，2014年3月）一文中，指出普京主义是一把由大国沙文主义与强权政治锻造的剑，但它却经过所谓民意淬炼。因为俄罗斯与中国不同，还有个民主制度外壳。
在西方的话语系统中，“人民的选择”是政治正确的象征，不能触碰。但在专制国家中，民意容易被强权裹挟，我在那篇文章中的重点叙述是：“俄罗斯政治的明显转向，始于普京执政之后。普京上台之前，俄罗斯曾一度告别专制、走向民主。自1999年开始，普京充分利用了他娴熟的政治驾驭能力，带领俄罗斯，逐渐完成了回归专制和霸权这一政治演变，他本人则从民选总统成功变身成为独裁者。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政治上的每一个重大转变，都得到了俄罗斯的主流民意支持。当然，这话也可以这样说：普京巧妙地迎合了俄罗斯民族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成功地利用了俄罗斯人数百年对威权的依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为俄罗斯今天的彼得大帝。”简言之，普京的支持者是农民阶层与青年一代，反对者是集中在莫斯科、彼得堡的中产阶级，前者数量远超过后者。
中国人有个流行看法：中共的专制基础主要是50年代至60年代人，主力是跳广场舞的大妈们，等他们这代人逝去，年轻人自然而然就具有民主意识。这话缺乏事实支持，因为中国毛左当中有不少80、90出生的人。普京的社会基础中，铁杆支持者就是号称“青年近卫军”。这一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组织，曾是青年英勇战斗的象征，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的青年组织于2005年改用这一名称，现在已成为俄罗斯最大的青年政治组织。“青年近卫军”的“业绩”不少，在反“颜色革命”中充当急先锋的角色，与举行反普京游行的青年发生激烈冲突；抗议爱沙尼亚搬迁苏联红军解放纪念碑；攻击摩门派教堂是美国情报部门的窝点；支持普京出兵乌克兰等等。几乎是普京指向哪里，青年近卫军就打向哪里。
青年近卫军的成员多出生于苏联解体之后，这批青年是通过什么方式教育出来的，尚未看到系统的研究。其存在确实警示着中国的民主人士：意识形态教育的洗脑后果有多可怕。
民粹与反美两大支柱承托的“查韦斯社会主义”
委内瑞拉是民主制外壳下民粹政治裹挟社会的典型。“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查韦斯依靠民粹与反美，在委内瑞拉建成了“社会主义”，研究拉美的政治学者将此称之为“查韦斯革命”。这场“革命”许诺搞社会主义合作社，改进医疗和教育体系，权力归于人民。假定查韦斯没有中国政府在统计数据上造假的恶习，那他算是实现了诺言：通过实施各项社会计划，10年内委内瑞拉有近300万穷人摆脱了贫困，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75%下降到26%；基本扫除了文盲，识字率高达96%。外交政策上，查韦斯时时表现出和“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姿态，塑造自己“反美英雄”的形象，赢得了不少掌声。
有了这两项成绩做为“锦被”，尽管委内瑞拉目前是拉美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在全世界排名第138位；尽管该国出现了一个“玻利瓦尔资产阶级”，其构成包括征收“额外收费”的政府官僚、石油买卖的中间人、在黑市和灰色市场上的活跃分子、洗钱以及毒品走私组织，但查韦斯仍然宣称他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并声称只有他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我几次想弄清楚他究竟是不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但最后发现，他的意识形态来源太多元化了，玻利瓦尔、耶稣、马克思、印第安人……似乎都是他的思想来源。
对于委内瑞拉的穷人来说，面包与福利最重要，“查韦斯式”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并不想弄清楚。于查韦斯而言，什么主义不重要，通过各种忽悠保有权力才最重要。这其实与北京政权差不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本义是什么不重要，拿着它做意识形态工具排斥异己最重要。
查韦斯现在虽已故去，但他留下的问题却正在困扰委内瑞拉。查韦斯依靠石油资源的丰厚获利提高给穷人的分配份额与福利，提升了他们的经济生活水平。但这种为穷人提供奶瓶而不是让穷人获得发展机会的政策，随着石油价格下跌而难以为继。委内瑞拉的上层和中产阶级对查韦斯非常反感，认为他扼杀了社会的创新与发展动力。查韦斯在任期内那种广泛的政治压迫和人权侵犯劣迹正被大量揭发。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的委内瑞拉问题专家哈维尔·克拉雷斯指出，“通过使用、滥用和缺用法律这三种方式，查韦斯成功地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并压制了反对他的人，不仅仅是反对派，而且包括政府内部的反对声音”，并通过提高原油价格，然后给周边国家小额补贴的方式，很好地控制了周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正如《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说，“查韦斯解脱了，委内瑞拉还在挣扎”。
中国政府：暴政者俱乐部的重要粘合剂
极权回归的一大趋势是这些极权国家之间有密切的政府合作，互相效仿对方扼杀民主的战略和具体手段，遏制本国及区域内的民主化进程。在这些暴政国家之间起粘合剂作用的是中国政府。
委内瑞拉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经常从中国得到大笔无偿援助。中国与伊朗的关系比较复杂一点，按中国的宣传是“中伊关系纠结40年，伊朗从骂中国到傍中国”，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伊朗历届领导人都对中国重视有加，甚至将中国视为‘救命稻草’”。中俄关系于2014年被双方提升成“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还要“可持续发展”，眼前最重要的政治合作就是“共同抵制美国等外部势力发动的颜色革命”。
上述国家并无中国政府那样雄厚的财力开发网络监控技术，因此中国政府非常“无私”地发挥了“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将巨资开发的网络监控技术慷慨地免费赠送给这些国家，同时将组建五毛制造民意的经验倾囊相授，为这些国家之间开展五毛之间的“民间交流”奠定了基础，美中不足的是最近委内瑞拉政府因经济拮据而取消了五毛。中国当然也善于学习他国控制国民的先进经验，比如普京组织了青年近卫军，习总书记立刻心领神会，将中国的共青团员大批量变身为志愿者五毛。
可以说，独裁国家充分认识到，同类必须抱团取暖，才能让自身不成为“国际孤儿”。时值六四运动26周年之际，分析当代世界极权回归这一现象，意在提醒中国人，独裁国家重组暴政者俱乐部确实加大了中国民主化的阻力。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6月2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efore-june-4th-20150602/280491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