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支部空降NGO,“两新组织”尽染红

    by  • June 11, 2015 • 中国观察 • 1 Comment

    何清涟

    北京于6月4日宣布,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应在社会、文化和经济组织中设立党组织。这意味着继私企、外企之后,党支部将空降最后一块未被党控制之地——外国在华NGO。

    严管NGO,意在拒绝与西方文明接轨

    让外国NGO登陆中国,是当初中国要加入WTO、不得不扮出对外开放姿态的无奈之举。正如我在多篇文章中所指过的那样,中共从未放松过对外国NGO的警惕,先是将外国NGO当作“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工具;2004年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之后,俄罗斯开始防范“颜色革命”,北京立刻紧跟着换个说辞,称外国NGO为是美国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的工具。1989年之后,中共三任总书记的区别在于:江泽民时期因需要扮演对外开放的开明姿态,对外国NGO是明松暗紧;胡锦涛统治晚期是逐步收紧,但对国际舆论与国际形象略有顾忌;习近平与江胡两任前总书记相比,完全放弃了胡萝卜,只用大棒敲击。这一变化的背景,是因为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已特别尖锐,“治乱邦用重典”成为当局的主要策略。对于本土生长的反对力量,中共只需“卡住批评者的胃”,就能让很多人被迫放弃反抗。外国NGO的资金输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卡胃策略”的效力,中国当局认为NGO是“外部势力”对国内政治反对者的重要输血管道,因此必须掐断,至少要受到当局严密控制,“让党放心”才行。这就是自前年以来,打压外国NGO逐步升级的主要原因。

    北京市公安局日前建议检方起诉北京传知行成员郭玉闪和何正军,理由是两人“在2007至2014年间,非法出版图书1万9千余册,涉嫌‘非法经营’”,并指控郭、何二人利用德国博尔、诺曼,美国CIPE、加拿大PI等境内外基金会、NGO和美国使馆提供的资金,针对中国税制改革、教育平权、法制改革、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进行调研,撰写报告。这样直接点名,在中共近年打压外国驻华NGO的行动中尚属首次。女权组织被关闭,也是因为这些组织依靠境外资金维持日常运作。

    其实,郭玉闪近年来从事的这些活动,严格来说,主要是培养公民意识,不算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女权组织从事的活动种类,在中国也算是被高度容忍的,这从李银河的处境可以感知。他们受打击,只因是当局奉行割韭菜原理,如今高的割光了,自然轮到较低的这一茬了。

    从国际局势观之,近十余年之间,欧盟衰落,美国国内局势在2008年之后也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在中美关系中日渐走强,这也是习近平无所顾忌地打压外国NGO的原因。在对郭的起诉书中点名,意在警告在华活动的那6000余家外国NGO:中国连美国大使馆的面子都不给,你们还不老实一点?

    外国NGO的长期妥协与今天的被驱赶

    2014年12月传出将出台《在华境外NGO管理法》之后,当外界知晓一旦法律通过,境外NGO将受到“商业联合体”、公安和其他部门的多重监管之后,就已经开始担心这将影响外国驻华NGO的生存。当知晓中共将要求在NGO中成立党组织之后,人们开始担心这可能会催生大量Pongo,即由党组织的NGO。在这种逐步加强控制的情况下,外国驻华NGO势必加强与中共的合作才能生存下去。

    其实,外国NGO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妥协并不始自今天,它们踏上中国本土的代价,就是与中国政府及政府控制的高校、研究机构及政府办的NGO大量合作。所谓中国政府办的NGO无非是两大类,一是由工青妇这些从群众组织改名而成的NGO,二是由政府作为主管单位的NGO。中国中学政治教科书讲得很明白:NGO就是以民间组织名义出现的政府组织。2011年,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安子杰专门研究过外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的流向,他将美国基金会的中国受助方划分为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官方NGO、草根NGO、国际NGO、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宗教组织、联合国在华派出机构。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数据库(www.foundationcenter.org) 的统计,2002年到2009年间,美国基金会对华援助约有4.3亿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给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官方NGO的三部分援助占到了总额的86.01%,而草根NGO获得的捐助只占5.61%。这些款项中,70%的数额捐助给了总部设在北京的机构。

    外国NGO大量与中国官方合作的原因是:希望通过与政府管下机构合作,获得在华活动空间,但事实却告诉他们:这种妥协并没有为他们换来他们希望的活动空间,反而让中国政府逐渐看明白一点:就算打压这些外国NGO,结果也不会有多严重。

    中共对异类的高度警惕及逐步渗透

    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一直竭力摧毁一切有组织力量。对任何来自民间的组织活动,哪怕只是几个学生成立的读书会,都一律冠以“反革命组织”罪名予以毁灭性打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有组织力量多了三大种类,私企、外企与NGO。对这些新生的社会力量,中共非常不放心,但因为发展经济及对外交流的需要,必须让它们存在,于是中共采取了新的对应方式,用尽千方百计,试图将这些新的力量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江泽民时期提出“三个代表”理论,鼓励资本家入党,并让各级人大、政协吸纳私营企业主当代表、委员。当不少私营企业主纷纷入党之后,就开始在私企建立党支部。温州本来并无多少国营企业,但数千家规模稍大的私企都建立了党支部,只是与国企有点不同,国企的党委或者党支部负责审查企业高管人选,以确保他们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在私企中的党支部并无这一权限。当中共在十几万家私企建立党支部之后,于2008年将这一举措推进到在华外企,其方式是双管齐下:一是找到原来进入外企未曾暴露党员身份的“隐形党员”,让他们重回组织;二是通过各种压力,让在华外企“自愿”成立党支部。当一切布局完成之后,《人民日报》于2012年7月17日发表《外企进入“党支部”时代  党员重新被找到》,宣布“战果”:从1991年接受第一批外资企业51名党员组织关系开始,已发展了1个外企党委,5个党总支,98个独立党支部和5个联合党支部。上海外服是专门为国内外企业和外商驻华代表机构提供人力资源服务以及商务代理、人力资源咨询等延伸服务的企业,其党委依托“外企党员之家”网络平台,为“散落”在2.4万家外企、400多个支部的1万多名党员营造了一个网上精神家园。从那时开始,让党支部在“两新组织”中开花结果成为战略目标,所谓“两新组织”是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简称。新经济组织,是指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个体工商户、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等各类非国有集体独资的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是指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统称——外国在华NGO就是新社会组织。

    问题在于:就算将党支部成立到每个家庭,中南海诸公恐怕也难以安心。因为今天的中共之敌,已经不是少数知识分子,而是数以亿计的新无产阶级。徐纯合事件在网络上引发的一边倒的社会反应,维权代表“超级低俗屠夫”吴淦成为新华社点名批判的“国家之敌”,表明中共在夺取政权之时依靠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如今已经成为中共的敌人,这一变化对中国而言将影响深远。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8期  2015年5月29日—2015年6月11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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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Response to 党支部空降NGO,“两新组织”尽染红

    1. nodbwlgr
      June 22, 2015 at 02:58

      这种半明半暗的动作源于小农社会思维,将国视为农庄,农庄所有的资产无非田、苗、畜;要防抢、防偷、防狼,只有守、闭、锁才能保万全。如此一来,唯一需要担心的,只有地位等同于牲口的劳动力吃不饱而已,务农出身者,以农为思维者,对此更有信心

      现代社会,这一思维对满足生产已彻底无能为力,只能依靠“外力”或者概括更全面一点:靠非党之力,即便在党内部,上层、中层、基层,已存在不同倾向的思维模式,僵化的程度从高到低,自相矛盾的混乱倒是各领风骚,除了应付眼前与近期外(短者一季乃至一月,长者一年),除了最高层的所谓顶层设计外,已无任何思考日后如何的脑空间。且党国自建政以来,为求全面控制,统一思想,压制一切新生思维萌芽,这种倾向永远只会加强,不会减弱

      然而人类是一个靠脑才发展到今天的种族,不满永远会出现,时间可以是下一朝,下一年,或是下一秒……

      从党渗透私企与外企的“业绩”来看,即便是渗透最早,限制措施也执行最严的深圳,不合时宜的条框也跟不上现实,各类民间党组织除了分摊预算,方便各负责环节层层截留外,作用寥寥。私企老板第一个警惕的就是“党和政府”,配合设党支部也只为利益交换(这一点与外企相同)。

      外企中的党员,重点在人事部门中挖角,但事实上,多了从党那边再小捞一笔这个指望(能真有利的不到十分之一)的人事部门员工,除了给企业内员工添点儿堵,给组织交点儿不痛不痒生不了财的人事情报之外(不影响自己前程的情况下)。无大用,多一个所谓“信息员”罢了,靠这些人进行其他活动是不可能的。(替代发明创造的商业间谍活动现在已全面依靠“黑客”,有价值目标是外企,所以台面上与台面下两手一起来)
      (事实上损害企业自身组织与运作的健全性,当然私企老板多不关心这些;而外企则防范中国的员工,不仅仅限于党员,最后的结果等于是变相增加中籍员工的障碍,上至科研员,下至技术工,莫不如此)

      而对于庞大的互联网民营企业,资本、人力、监管多面齐下,完全不是区区员工内部党组织发挥力量的舞台,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顶多发挥服务作用,但这服务究竟是针对政府、针对党组织、针对企业、还是利用多种渠道为自己服务?情报的价格可是以客户类型来定。在今天的环境中,任何一个人,来自任何一个起点,通过任何的渠道,都导向最后一个目的。到达时间看工作年龄而已。这一群体完成全面向钱看这一心路历程的时间长短,若以钟型曲线描述,时间轴的长度延展至五六年也就差不多看见整个曲线了。而且分布会越来越向左移,少年时就早做好准备的人越来越多。

      对外国NGO加上党支部这一条,最大作用不过是提供一个随时干涉和阻止的合法名义,应急的倾向明显,显示出再顾不得形象且行事无余地的态度,给人“当真事急矣?”的怀疑和猜测;透露出高层自身的见识和能力的短缺。就算目前政治局有了一句话,不正式列入法规,就连拿来当办案借口也还差一步。且NGO非企业,工商政策、税收优惠、土地价格优惠……等等,一概不指望,少了胡萝卜,就只有棒槌。至少目前为止,大肆挥舞棒槌的光辉名义还在建设中,还要靠其他的东西来遮掩。郭的罪名是非法出版经营,权力部门什么都可以不要,但钱和遮羞布一定要的,非法出版物界定的内容、范围都力所能及地不见于公开文字。

      如今终身追则的口号叫得响,最感压力的是毫无地位的办案经手者,他们的积极性,依靠在总理口中的庸懒处级干部,也即局长、副局长们来确保。脱胎于传统官僚文化的党国体制,无论谁秉政,能让这群干部积极的方法永远只有两条:
      1 提供利益
      2 威胁他们的利益
      (这一条只能发挥极短期效果,事后报以加倍的庸懒,人性如此,皇帝和上帝都无可奈何,除非能有持续不断的监督。好比持续不断的阳光给地球的生命提供持续不断的能量,高效的权力运转依靠全体国人的持续监督来确保生命力,不透明、不负责的体制不可能达到这一步的。否则只能依靠个人利益,偏偏历朝历代时至今日,最高层出于个人心态和利益,最忌恨的就是庸官贪腐,最依靠的却也只能是贪腐庸官。拿今日科学知识作比,仅有不分场合与环境都能发挥活力的贪腐癌细胞可以在完全不正常的环境中充分进行活动,因正常细胞办不到,所以只能依靠癌细胞,虽然癌细胞长大了的结果也很要命。古彦则更精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什么细胞得到养料,就长出什么东西……)

      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对人来说,和过去真正的唯一区别:信息的丰富,获取信息的途径丰富。真正能发挥作用,不受惯性提携的传统治理手段,事实上已不复存在。师法这块土地上的故智,所有的努力都可归结为:在真空中寻求氧气

      (若要根除党的忧虑,唯有彻底断绝信息,比如学朝鲜断绝互联网,则等于封锁现代社会的经济命脉,断绝信息,只减慢速度,结果不会变的。且不谈生活如何,生存也维持不了。环境恶化,耕地减少,水污染,空气污染,这些问题支撑的不需要的产能大大过剩,贫困人口众多,且年年增长速度只加不减,可开采自然资源大幅度萎缩,回到小农社会的中国已供不了起码14亿人口的生存,就算强行完成如此转变,随之而来自然环境与资源的消耗速度会乘以整数N,当支撑生存之需的自然环境和资源开始以社会无法应付的速度消失,不用等到全部,人类有史以来人口最多的社会自身的崩溃会比原子弹的爆炸更灿烂。某些人以为依靠的纯粹恐怖手段不值一提,试问纳粹活了多少年?罗伯斯比尔上台活了几年?就算那是“西方文明”不能参考,可以又问,无侵略者也无可侵略者来延命的秦朝活了多少年?)

      无论谁当政,无论多么爱党爱到不惜一切,无论多么渴望党的安全,执行者能做的,最多是强化过去用过的,部分物理性,部分心理性的措施,在未捅出大篓子前,以鸵鸟心态自我督促。反正一个人的时间短,两千年堆起来的故纸堆翻不完的

      最后,假定以上情况都很顺利。干部积极、其他多面配合,但组织活动就需要组织经费,没有任何投入仅仅依靠“大家出党费”的话,现实的效果,及对党员的心态的效果不言自明,何况除了解情况外究竟要什么结果没人明白;再假定预算充足,毫无目的,毫无信念,徒具形式的所谓组织活动无非吃吃喝喝大家乐,体会心得样样来。全知者一样要面对新问题,若永远没法创造新的东西,采纳新的方法,神也不过等着被淘汰罢了

      补充一篇题外话:
      除了组织之外,对个人的监管早已多到了监管体系自身也无法维持的程度。对劳动力流动中的个人的层层关卡,组织关系、户籍、劳动关系、秘密档案、社会保险、子女教育、考试、生育……最近几年又加上住房、车辆、证照……撇开这些不论,当然也完全谈不上唯一的人类创造之源:作为个人发展的信仰、作为个人活力的思维、让个人发挥社会作用的表达。且这些纯粹不经思考的物理措施,除了增加当事人的生活成本,社会成本与对政府的厌恶之外,无任何成效。如暂住证等试图绕开这些的中层干部思维(迫于现实,上头领导们要政绩,手下卒子们要工资,民工们要就业,因此不得不更多地给企业用人供点方便),能发挥的空间有限,作用有限,长期的影响更有限。党国永远不会接受的真理:财富是人的创造,限制人的最终结果永远是给钱袋子的输送管道添堵,当然也会妨碍那些依靠钱袋子延命的继续生存下去。自然,是个人都也理解,现在中国之外的退路多的是,管他洪水滔天?说不定地球上最大的封闭社会完蛋还能算作对全人类文明的贡献?无论做了什么,促成这一结果者还能有功于人类历史?说不定?一种没法更悲哀的结果……

      跟他们要面临的东西比,党国永远不放心的所谓知识分子现在所有的挽救之举,不过是给那结果延期,而且很不受待见和理解呢!

      所以,方今中国的动因不在上,不在外,而在中下:现实生存所迫,适应现实所需,这应该是目前环境下两条最大的变革动力了。而变革出现的模式,大概就跟不到半个世纪前按血手印的农民面临的类似:守法则死,违法亦死,做个饱死鬼可乎?

      不愿死的人会问了,有没有别的呢?有啊,新世纪的刘邦答话了,毛主席带领我们打土豪分田地,现在有田有地的土豪是谁呢?

      只是,到那时候,会多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变量,与农民“人数持平”的无产工人,他们的追求是什么,就拜现在的有心人去认真了解……记得光“当家作主”四个什么都不代表的字已是不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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