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最近，曾担任中国“最神秘机构”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入狱、汪东兴辞世，历届“大内总管”的命运沉浮再度成为话题。
大内总管中的三位“最”字号人物
中共建政之后，杨尚昆担任首任中办主任，时间长达16年，直至1965年11月，因“窃听事件”被毛泽东疑其有异心贬职离任。杨之后，中办共历10位主任，将这一职位做的有声有色且任期之长直追杨尚昆的，只有汪东兴一人（长达13年）。胡启立、乔石、王兆国三位任期均在1-2年之间，王刚几乎是一位隐形人，外界不知晓其行迹。曾庆红对中国政局影响甚深，是将国安部推入社会政治生活的关键人物，他的故事至今未曾完结，其行状值得专门写部传记。
除曾庆红之外，还有三位人物堪称历任中办主任当中的“最”字号人物，如果一言以概之，堪称“胆子最大汪东兴，福气最好温家宝，最走背运令计划”。
以下算是戏说，如概括得不到位，自有高人另做文章。
胆子最大汪东兴，关键时刻露峥嵘
汪东兴一生的重要性与神秘性，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他是离毛泽东最近的人”，二是“他是那个抓江青的人”，前者是他成功地发动一场政变的政治资源，后者让他史册留名。
汪东兴一生功业实奠基于其“事主有功”，因此多被论者讥为“宦官”。但这“宦官”做得委实不易，人说“伴君如伴虎”，汪东兴侍奉的毛泽东，恰好又是最难侍奉之“虎”，其秘书陈伯达、田家英都无好下场。就连做秘书时间不长的李锐先生也曾身陷秦城多年。汪东兴在“虎君”旁如何自全，除了自夸的忠诚之外，还有他不便明言的“侍君之道”。曾担任毛泽东御医多年的李志绥在其回忆录里谈到，毛深患“寡人之疾”，汪东兴极力迎合毛的这种需要，让毛因这种贴身贴心但上不了台面的服务而离不开汪。也因此，汪东兴总能逢凶化吉，虽然曾经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的小组讨论中支持林彪，但被毛痛加训斥后幡然醒悟，迅速认错检讨之后，继续得到毛的宠信，并在林彪事件后的“十大”中，晋升为政治局委员。
汪东兴迎合毛的寡人之疾，难免深惹江青之恨，江皇后数次欲对汪东兴动手，都被毛保护下来。江青对汪的恨意，当然埋下了毛身后汪东兴决然发动政变之因。汪东兴兵不血刃地完成了一场政变，挟此不世之功加冕为国家副主席。但他这种下得了狠手的叛主能量，当然会被邓小平等新任领导人视为有反骨的魏延式人物，因此注定了他的结局。
汪东兴退出政治舞台的政治理由，举世皆知是因为他是“坚持‘两个凡是’的大后台”，但其位置不稳的前兆，早就通过一张发表于武汉街头的大字报向外散发。1978年夏天我家乡有位青年出差到武汉，带回一份大字报手抄件。该大字报是以一位“首都工人”名义写的，大意是：敬爱的汪副主席，我是首都工人，现无房结婚，听说您有一万多平方米的豪华住宅，能否借一间给我结婚？大字报还列有房子的造价等等。当时，我们几位忙于高考的小青年在一起议论，认为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工人写的大字报，因为一位“首都工人”不可能知道位高权重的汪东兴盖房子，造价多少，盖在何处。
汪家大院的存在却是事实。多年后，前人民日报编胡绩伟先生写过一篇《劫后承重任 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其中提到，1979年6月的五届二次人大会议时，他写好发言稿准备揭发汪东兴强行推倒中南海勤政殿，花690万元兴建自己的私宅。胡绩伟先生在文中说：“据初步计算，他这座公馆所花的资金可以修宿舍楼四幢，解决一千户人家的住宅。他这座高级公馆有一个57（平方）米的活动室，一个45（平方）米的餐厅，一个199（平方）米的电影厅，能抗九级地震，和毛的纪念堂同一个标准，比北京饭店抗震标准高一倍。这座汪家大院就是现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处”。（《书屋》，2000年第4期）按购买力来计算，1979年的690万元人民币，约相当于今天的一亿元。
汪东兴的胆子之大，于此亦可略见一斑。用当时的媒体用语来说，1978年“正值十年浩劫结束，百废待兴，政府财政极为困难”，党内腐败还未冒头，推倒勤政殿花数百万为自己修建私宅，也真只有汪东兴这种贼大胆才做得出来。应该说，邓小平逼退汪东兴，让其平安下车，荣养终老，是救他而非害他。
大福之人温家宝，太平宰相历十年
说温家宝是大福之人，乃是其仕途顺畅，甚少蹉跌，以十年太平宰相为其仕宦生涯划上一个完美句号。
一、温家宝进入政坛乃因时势。1978年，邓小平复出，痛感人才缺乏，定下选拔人才的三条标准“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温受过科班教育，36岁，完全达标，得到地质部长孙大光赏识推荐提拔，得以进入北京中央地矿部党委工作。随后在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三任总书记任内，分别担任中办副主任和主任之职，从此一路顺风，最后荣登总理大位，并于政治暴风雨前夕平安到站。
二、历六四之劫难而不倒。在六四屠城之前，温家宝曾陪同总书记赵紫阳去天安门看望学生。六四之后，好些政治高官没能过得了“政治正确”这道坎，比如曾任中办主任、正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上、与胡耀邦、胡锦涛并称“三胡”的胡启立，因同情赵紫阳而殒落。但温家宝却未受影响，仕途节节拔高。
三、温任总理十年，正逢“世界工厂”支撑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2001-2010），外资源源涌入，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当中的头号引资大国；“中国制造”在海外攻城掠地，形成倾销之势；银行积累的8000亿巨额坏帐，也借外资“战略性投资”在香港与内地上市获得消解并赚得盘满钵满；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之，美事一件接一件，不足之处是环境全面污染，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印钞机，地方政府欠下巨额债务，但这些后果却不需温家宝负责，都留给了继任者李克强。
四、大秀亲民，口颂改革，百誉加身。温作为政府首脑，却不必在意胡锦涛的反对颜色革命、吴邦国的“五不搞”。他“一枝独秀”地大谈政改，终获西方“外部势力”青睐，成为异议江湖追捧的领军人物，并在全国各地开办学习温政改讲话的研讨会。仅凭几句空言轻取美誉，成为朝野共同拥戴的政治人物，放眼中共统治60余年，除他之外尚无第二人。
唯一令温相遗憾的是，在众位新老政治局常委当中，只有他与习近平家族的财富故事被人悉数抖落给外媒并被大肆报道，让其“洁白羽毛”沾上不洁之色。但与习近平相比，温相还算幸运，习的两位姐姐家庭积财3亿多美元，被习迫令退出商界，共中一位还大散家财，却仍然饱受讥骂；但温的家族聚财27亿美元，却有“敌对势力”为之辩护，或称温对其家人聚敛财富不知情，或者持之以恒地指责《纽约时报》造谣。
温相之福，真是无人能比。
令计划之失在于韬晦之功不竟
令计划目前已陷囹圄，从政治生命来说，算是盖棺论定了。观其一生行状，其成在于谨慎；其失败，在于韬晦之功不竟，过早露出“气场”。
令计划仕途起步，仍然得益于邓小平定下的选拔干部三条标准，以共青团备选之青干晋身。至于他何以得到胡锦涛赏识，应该还是与其仕宦早期的谨慎作派有关。至少在胡任中共“一哥”的第一任期内，令计划作为胡的大秘出任中办副主任数年，行事低调收敛，外界能够捕捉到他的信息极少，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他兄弟姐妹之名，将中国50年代政治热词“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完成”尽收其中。
但到2007年令计划晋升为中办主任之后。鉴于胡锦涛再过五年将要退位，令计划深感，指望这位弱主冒各种风险、为其在未来政局中谋一强势位置不大可能，于是走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自力更生之路。在习、薄二位为大位恶斗之际，自己培养势力，先是利用地缘关系结成了一个“山西帮”，在京城频繁活动；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组成了一个无形有影的秘书帮，并于2010年1月30日举办了“首都秘书界新春联谊会”，400多名中央及地方秘书界领导及秘书出身的部长悉数出席。此举被罗昌平评为“触及雷区的冒险之举”。
但皇天不佑令狐家族，2012年3月18日，即薄熙来被撤职关押的第三天，令计划之子令谷出了那场给家族命运带来毁灭性打击的车祸，导致他不得不与周永康结盟。当习近平稳固其地位之后，令计划被提前从中办主任一职退位，转任闲差统战部部长，最后一步步走到目前这步，酿成灭门之祸。令计划的罪名中有一条“严重违反政治规矩”，指的是其“不臣之心”。至于那贪污逾亿、家族敛财、共有27位情人5位私生子之类，还真不是令计划获罪之真正缘由。
以上三位，是历届中办主任当中的三位翘楚，估计其命运都“后无来者”：中办主任自汪东兴之后不再兼任御林军总管，无兵变之本；温家宝当这十年“太平宰相”，大概是前世修来的福报，因为经济改革之功，积十五六年邓（胡赵）、江朱之力，正好让其全部赶上；令计划的教训足以让后来者警惕：如果主子不得力，千万要激流勇退，否则不仅无晋升之荣，反而遭灭门之祸。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8月31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cpc-20150831/293980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