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力建从“新社会阶层”成为“罪犯”背后的政治变迁

    by  • September 19, 2015 • 中国观察 • 1 Comment

    何清涟

    广东教育慈善家、企业家信力建于8月21日被抓之后,我一直想知道,一个矢志于教育、热心公益的人究竟犯了什么罪?等到当局公布信力建“涉嫌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之后,才发现又是一宗“莫须有”冤案。至于信力建之罪,张恩铭的《炮打司令部》及余未的《信力建何罪之有》两文已谈得非常清楚:与其说信力建犯了“罪”,不如说他犯了中共的政治忌讳。

    信力建从江、胡时期的“新社会阶层”成为习近平治下的“经济罪犯”,折射了近十余年的中国政治变迁。

    公民教育实践触犯中共教育垄断之忌

    两篇文章列举的信力建之“罪”有四条:

    一、创办了20多家教育机构,拥有逾千名教职员工与上万名学生。

    二、出版书籍,组织各种研究及学术会议。信力建以推动文化交流,拓展国际视野为已任,每年出资组织学者、媒体从业人员、各行业精英等到各国考察学习,创办信孚研究院,并资助多位秉持自由、人权、宪政理念的学者做研究。

    三、热心慈善事业。信孚集团下属慈爱院助养孤残儿童180名;集团下属黄石中、小学助教助养40多名孤儿;实行五年“白云助学计划”,共扶助691个失学儿童读完初中。

    四、发表并传播过一些被当局视为“政治不正确”的文章及言论,2012年6月,《环球时报》曾因信力建转发一条充满反讽意味的“美化满洲国”的微博,借题发挥批判信力建。该报总编胡锡进不但在微博中批判信力建“思想和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倾向”,更怀疑信力建的“极端思想”有可能渗透进教学过程,提出要对信力建办教育有所限制。

    从两文列举的内容来看,信力建的社会活动主要与教育有关。这样一位善于经营企业,并热心回报社会的企业家,在世界任何国家都是政府看重、社会尊敬的人士。但在中国就不行,为什么?皆因中共政权是实行三个垄断的极权政府,这种政权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经济资源、垄断文化教育资源并掌控舆论,并将慈善事业看作收取民心的手段。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当局还处于缺银子状态,希望民间办学并帮办慈善事业。数年前,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府认为自家的钱袋鼓了,因此以前鼓励兴办的民间教育机构,以及外国资助的权利型NGO,统统被看作“破坏稳定”的因素。

    当朝不懂的政治原理:统治集团需要支撑自身的社会基础

    信力建于今年被抓捕,正好说明中国民间嘲讽中共政策多变的一句话十分正确:“共产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因此,他这个类型的企业家能够见容于江、胡之朝,却不见容于本朝。

    信力建于1989年创办信孚学校,致力于基础教育事业长达26年,不断开拓新的教育领域和项目,并首创国有民办、公私合办的办学模式,终于将信孚教育集团发展为南粤规模最大、在校人数最多、生命力最持久的民办教育团体。他本人还成为多个社会团体的理事、中山大学等数家大学的客座教授,并获多项社会荣誉。这些事实就充分说明他的教育活动不仅为社会所需,同时也获得政府承认甚至支持,否则不可能有今天这一格局。

    一个政权需要有自己的统治基础,即依靠对象,毛泽东是依靠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在不同的阶段制造不同的敌人,用革命运动的方式治理社会;邓小平则通过重构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先富带后富重构社会基础,希望将社会所有阶层都纳入进来,让中共成为“全民党”。毛、邓二人的政治路线完全不相容,邓的更接近现代政治。

    江泽民接班时,已经看到了工人阶级边缘化,农民已经沦为社会最底层,提出“三个代表”重构社会基础,我曾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2000年3月)指出,江泽民正在构建的社会基础就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再加外国资本,因此被视为国家之敌,发表此文的《书屋》杂志遭到灭顶之灾,总编周实被迫于40多岁的盛年“退休”。

    胡锦涛统治十年期间,政左经右是其特点。但实际上,党内理论界提出“新社会阶层”一说是在2007年,这一“理论”其实是江泽民“三个代表”论的延续与具体化。《“新社会阶层”跻身中国政坛》(新华社国庆特稿,2007年10月3日)说得非常清楚:“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并指出中共中央从2004年开始,每年都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定期召开新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每期50人左右,学员来自全国各省区市。

    其时,全国被选为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的新阶层人士有9000多人,被推荐为县级以上政协委员的有3万多人。该文评价说:“新的社会基层人士普遍具有政治素质好、专业水平高、参政议政能力强的优势,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积极力量”。

    信力建作为“新社会阶层”成员,被吸纳为广州市白云区政协委员。

    薄熙来看到了工人农民被边缘化且对社会现状极其不满这一现实,才走上唱红打黑的“问鼎”之路,希望通过崇毛从社会底层中汲取政治力量。

    习近平接掌中共最高权力以来,暗含权力斗争目标的清除腐败不彻底,因而既开罪了高层利益集团,让腐败的官僚集团畏惧兼痛恨,但也未真正得到民意支持;重用周小平与花千芳这类人物,极大地羞辱了知识精英;虽然增加了全国低保人数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但未见满腔怨恨的社会底层表示感谢。在一只手对付党内政治异己的同时,对异议及维权人士与有外国资金背景的NGO痛下杀手。

    如今已经没人知道:习近平治国是否需要“社会基础”,意在收权的顶层设计课题却在北京泛滥成灾。一个政权如果视所有人为敌,其最高领导者最后必将成为孤家寡人。不少痛恨习近平的人,不断杜撰政变之说,削弱人们对习政权的信心。

    抓捕信力建只会加剧社会恐慌感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今年政府强力干预股市之后,各路经济精英及有家财之人希望将资金转移至安全之地,纷纷转战外汇市场,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从去年6月的近4万亿变成眼下的3.5万亿,导致政府不得不出台各种措施限制外汇流出。

    《别让李嘉诚跑了》这篇文章据说8月初就已挂在作者博客罗天昊“国与城”(ID:luotianhao99),无人理会,但9月13日被中国企业家网转载之后,成为网络上最火爆的文章,媒体纷纷猜测是否又要开展新一轮“打土豪”,信力建以一小罪被拘押时当局却不同寻常地冻结其全部资产,成为人们支持这种猜测的依据。

    凡此种种,都加剧了有产者外逃的恐慌感,有人写了篇《要有逃难的准备》,称中国有成为“叙利亚第二”有可能;还有人写了篇《李嘉诚跑了,我们还得慢慢熬》,感叹说:“不能用手投票,尚可用脚投票;倘连用脚投票犹不可得,才是最大的悲剧。用手投票是一种权利,用脚投票则是一种资本。所谓“贫贱不能移(民)”。

    我不清楚信力建被抓对中国有产者“出走”起的催化作用有多大,但我相信,有不少人一定会这样想:连信力建这样品行端正、热心公益的民间慈善家、教育家都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谁能保证自己白璧无暇?此时不遁,更待何时?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5期,2015年9月17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9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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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Response to 信力建从“新社会阶层”成为“罪犯”背后的政治变迁

    1. lmpfoeyd
      September 19, 2015 at 22:08

      统治集团需要支撑自身的社会基础,哈哈,知识的缺乏总会变成能砸到脚的砖。封锁来封锁去,最终封的是自己的呼吸。

      从“锦衣卫反腐”的一开始,习近平最有可能的终点就是史塔西路线(也是他潜意识中最欢迎的选择)。南方周末在2010年初,薄都督与王捕头蹦达正欢之时发表一文《永别了,史塔西》,其中有一小标题:“党的剑与盾”,其下说明“史塔西是积极支持、实施党的决定的工具”。

      历史上因自身器量、能力和智识短缺,导致自己最后把工具变成目的的领导人不罕见。因为工具太好用,太有效,所以只要侍奉好了工具就一切事情都会搞定。无法承认自己软弱的皇帝当然也就只能成为工具的奴隶。

      习近平当然不太可能成为纪委掌权者的奴隶,但其在精神上,在面对现实的可选择项上,已经是了。古时能力尚弱的祖先们幻想出主宰一切的神,把自己的安危寄望于神对侍奉的满意;共产党人不信神,还要领导所有的神,导致权力信奉者精神中必须要有的全能者的位置出缺,所以此时的习近平只可以夺天下尚有可为,守天下比猪还笨的毛泽东为偶像。而他自己,在这种思想与观念的引导下(想必经过了极其漫长的时间),正上演着小一号的毛泽东式滑稽剧。只是舞台已经完完全全不同了。

      和包括地方大员的中间层一样,一是出于现实需要,二是本身的人格与能力缺陷,三是环境的制约。习近平貌似强力,掌一国所有,然而他自己都知道能活动的空间有限。连9.18这一党喜欢用来给民族主义助兴的兴奋剂也得给现实的头条让位:

      中纪委调查证监会:30人被控制
      张育军被纪委调查

      在“锦衣卫反腐”、“锦衣卫监军”之后,“锦衣卫理财”也正式开幕。一心一意(虽然不知还能继续多久)的王岐山的确没有揽权的兴趣,是习近平的幸运,也是其余党国大员们以及中国人民的不幸。

      在政治方面迟钝,至少也是“装睡”的中国中产阶层,想要不醒都不行。屋子着火了可以再等等,看火势;烟冒起来了可以趴地上,暂时熏不着;可一旦开始地震,是站是趴是醒是睡都没有区别,跑得慢的什么下场,他们自己的想象力远比想提醒他们的人来得丰富。

      其实信力建被抓的事情,也可以看成是自刘晓波以来的延续,维权律师、屠夫吴淦……现在信力建,无一不可被党看作是有可能成为新无产阶级(也即党国给自己造就的“天然掘墓人”)的领导者之候选。

      说点题外话,文末想对习近平本身做一小小的趣味推测:
      按照影响力重大的MBTI人格分类,毛泽东显然属于ENTJ类型,即:

      Extraverted(外向):青年时主动找学者讨论自己的思想,遭冷遇后耿耿于怀,从此不容其余人有凌驾于自己之上的表达。掌权后话不是一般的多的行为更是如此。由此判断。

      iNtuitive(理解和阐释信息):在接受新信息方面更倾向于脱离感觉,且和已知的相联系的方式。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朱元璋、成吉思汗都是通过同样的模式加以吸收。最终,知识片面的毛泽东时常说出幼稚的话,但自己却坚信不疑。甚至不容现实给自己掌嘴,还要拖着所有人一起“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他自己识得的东西,不比“弯弓射大雕”多多少。

      Thinking(决策):在做决定方面,倾向于把自身放到脱离于所应对的问题的立足点上,然后考虑因由和应有的规则,并且认为正确远比实际来得重要。在处理现实的反馈上由于他自身的E和N导致极为低能,导致错就永远错到底,并且要造出各种借口来维护的结果。(实际上,共产党活得到今天,靠的是迁就“老是不正确”的现实,而非正确的教条。只是这种虚伪作风的遗毒让两个凡是一直凡是到今天,也让党的错误永远不能算错误,五不搞、七不讲、16号文……没有脑的低等生物真的蠢不到这种地步)

      Judging(对待复杂):在对待复杂性方面,倾向于处理系统化的,有组织的信息,并得到既定的结果。换言之,追求“完结”,所以在夺权时活力百倍,因为那更像是小学生拿到家庭作业然后追求完成这一结果。面对“建设”这一课题,显然就又转回到同样的模式,不是因为那模式正确或者有用,而是因为只会那模式。(今天的共产党,在方方面面都是“一群人攻关”,事情完结之后就不复存在,上至修水坝,下至安装路灯。有了后续问题,继续同样方式对待。而人力的组织安排,一定和革命夺权时的“政委+主官+下级”神似。结果今天的共产党,仍然看着像躲在山里的游击队)

      而习近平显然不是毛泽东,再怎么崇拜也不可能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
      Introverted(内向):与老是放大话的毛泽东截然相反,习近平的发言,无论狠话、硬话、昏话,全部来自他在“受压之后的反应”,就像橡皮圈一压就弹起来。不是说他没有思想,或者被动,而是他没有那种“需要别人听自己讲话”的精神需求,没有受压并需要做出及时应对的情况下,他的讲话都是为了要做的事情讲。

      Sensing:在对待信息和阐释信息方面,习近平不信直觉,更相信切实的信息。但同样因为知识和见识的缺陷,更注重于过去用过的,经历过的经验和方法,即便明知那些东西效果有限,但在无他策的情况下,一定会用上。对他来说,这些一抓就灵的“强管制”,以及有现实反馈支撑的“加强党组织建设”、“从严治党”会加强他对自身正确性的确认。不过现在股市倒像是一把锉刀,缓缓折磨着他的精神。目前看来,他的选择只可能是“继续撑”,不过随着钱袋一周周瘪下去,期望值会慢慢地降低。因为S类型倾向于随着现实信息调整,如果没有其他新事项的话。

      Thinking:做决定这一方面,习近平与毛泽东如出一辙,不止他,除了极少数人之外的共产党上下,只要位于领导职位上,一定是这种模式,集体决策更加强化这种倾向。也只有如此的纯洁性才能维护这一臃肿过度的官僚体系,即便并非如此人格的人也一定照此行事,最起码也方便事后脱责。不“照规矩来”的,即便为党做事,如大同市长耿彦波,一样不受待见。

      Judging:这一点,党国大员们没什么区别,习近平也一样。

      由此可见,更像是ISTJ型的习近平崇拜ENTJ型的毛泽东,真可谓“找到了缺失的另一半”,虽然他不可能真的变成毛泽东,但他会把毛式毒瘤继续发展壮大,并成为助其破裂的重要推动者。不幸的是,畸形的中国社会一定跟着一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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