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自从中国当局再度宣传“共产主义理想”，同时在北大召开了“21世纪的首次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中国这驾马车再度被漆成红色，习近平当然是这驾红色马车的首席驭手。朝野都很非常关注他手中那根缰绳是什么材质，因为这关系到这驾马车朝哪个方向奔跑。从习近平的一系列讲话来看，他手中抓住的缰绳上书“共产主义”四个大字，但社会各阶层想望的却是“金钱”。
反腐转折：从权斗型进入公关型
这驾马车阵容庞大，由30多匹省市自治区的各种“马匹”拉着，“马匹”们出不出力，全看驭手使用什么缰绳，喂他们什么“草料”。“马匹”们当然也关心，那些被拉入监狱待勘的“马匹”（即被捕的贪官）的下场，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享用以前那种营养丰富的“草料”。
最近审结蒋洁敏、李春城二案，官方公布二人的受贿金额，蒋是1,400万元，李春城近4,000万元。这么低的受贿额度，外界几乎无人相信。但众多拉辕的“马匹”却从中看到了希望，认为蒋李二案的审结是为周永康案清盘，是为了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交帐单作准备。也就是说，中共的反腐将由前一阶段的权力斗争型进入政治公关型，通过反腐消除了最高权力更替过程中积累的人事危机之后，腐败额度这种事关党国体面的事情就列入党的考虑之中，这就是蒋洁敏、李春城的腐败额度定得如此之低的原因。
所谓政治公关型反腐，指当政者为了保证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公开宣称执政集团要廉洁自律，也会在腐败极为严重、执政集团形象特别恶劣、社会风评特别差时，打击一些腐败官员，以降低民怨，缓解民众对政权的信任危机。江胡两代领导人当政时期，高层的政治多头格局形成了多头利益链条，习近平要集权，就得斩断一些特别粗大而且有碍其集权的利益链条。这是极权统治者必然采取的政治行动。但习的错误却在于：他以为，在不改变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只要坚持反腐，并以身作则、让自己家族退出商界起表率作用，就可以改变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驱动机制。这样的误解，可能源于对中共意识形态之物欲本质的忽视，也因为对执政党历史道路的理解缺乏深度。
马克思主义张扬物欲却无节制物欲之方
习近平本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实是一个高度物质化的社会，比如按需分配（人的需求如果没有外在约束，除罕见的圣人之外，大多数人的需求都没有止境）。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目的更是高度物质化，比如《共产党宣言》称“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指的就是对整个世界的支配权力。试问，在人类历史上，还有比得到“整个世界”更大的贪欲么？但马克思并未规划出一旦获得整个世界，无产者将如何支配的具体细节。他的理论追随者当中，最大的两个门徒就是苏共与中共，这两大门徒按各自的本性，自然而然地将支配“世界”的无上权力，变成了按等级享受特权，而且不受任何监督与节制。
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除了用“打土豪分田地”这种抢钱方式作为普惠式的动员口号之外，还有“打下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这种与土匪行为无异的动员口号，当然，这些后来都被冠上“剥夺剥夺者”的理论和道义光环。在“革命圣地”延安，对物质与女人，一直都是按等级支配。
中共建政之后，与所有政权一样，有一个神化自身的过程；而神化自身就必须漂白曾经的欲孽，于是通过改写选编的《革命烈士诗抄》、方志敏的《清贫》、《可爱的中国》等高大上的宣传，将中共革命变成了一部清教徒理想主义圣诗。红色中国的开国元老们当然也与党步调一致，将自己蚕蛹化蝶之前的丑陋深深掩藏起来，向子女们灌输的革命教育，全是抽去物欲的的清教徒式修炼过程。于是，献身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就成了与权欲物欲无关、而只陶冶红色情操的圣徒革命史。
革命“圣徒”的权欲物欲可以通过革命成功而得到满足，但普通百姓却不能因为相信革命而分享权力或经济利益；相反，他们必须长期为“革命事业”辛苦劳作，而他们的经济利益则必须由革命精英们来分配，给多少是多少，挨饿也是为了革命的未来。因此，革命的宣传教育当中就诞生了艰苦奋斗、以贫为荣等等价值观念。在毛泽东时代，因为毛对经济建设半懂不懂，却成天想着通过“超英赶美”，爬上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圣人的最高神坛，拿着老百姓的血汗钱到处盖军工厂，又向全世界的“革命力量”提供援助，结果中国人的日子过得甚至不如民国的非战乱时期。为了让老百姓信从毛式革命道路，毛泽东把世界革命吹成了高于民生的神圣使命，甚至让老百姓相信，他们必须始终艰苦奋斗，因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待着中国人民去解救他们。
到了邓小平时代，邓通过还部分现实利益给老百姓，赢得了民心，成功地从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手里夺得最高权力。他宣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开始了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经济改革。老百姓虽然得到了一些长期被剥夺的经济利益，但革命精英们的权欲物欲得到了更大的满足。与毛时代不同，中国此时出现了市场经济，官员们终于可以将权力变现为金钱。从此，各级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就成了造就国王的人，私企的恩主。而在党政机关里，掌握任命权的上级就是下级的恩主，买官卖官于是蔚然成风。之所以中国坚决抵制普世价值，就是因为民主制度将剥夺红色家族可以世代相传的权位。当然，官员们也知道，反腐是极权政权缓解民怨的常用公关手段，谁被抓住，只能怨自己倒霉。官场早就流传经验之谈：“反腐不反贪得多的，只反不长眼的、吃独食的与倒霉的”。
形左实右的驭术只为马车不散架
习近平近两年的反腐，除了对付政敌利益链条上的人物之外，还顺便抓了一些倒霉鬼，并不想铲除红色精英们的权力利益。但习确实想借此警告广大党政干部们，要有所节制，不要让老百姓咬牙切齿。虽然官场中人对此心中了然，但你让大家过得“清汤寡水”，谁还有“革命”动力？于是官员们以懒政、不作为来消极怠工。至于习近平重提焦裕禄式的干部榜样，官员们表面诵读如仪，心中暗笑信者的迂腐。近两年《人民日报》评论中屡屡出现《治理官员不作为要下猛药》、《官员不作为比贪腐危害更大》，其实已表露出，习近平手中那根包上“共产主义理想”纸皮的缰绳，用来驱策官员形同无物。习近平从基层开始步上仕途，自己虽然不贪财，但对官场习俗了然于心。他之所以这样做，乃因其别无选择，只有这样形左实右地走下去，这驾马车才不至于散了架。
言论不自由的环境注定影射之文盛行，最近国内出版的巴约尔《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败》一书，算是适逢其时，各种书评以倾泻之势登场。比如，《腐败，希特勒最大的政治武器》一文如此递进评述：“希特勒制造的高层腐败”（用馈赠与资助打造黄金缰绳以驾驭政治高层）；“老同志的腐败福利”（将国家出资的项目即公共工程都交给老同志去做），“全民的腐败狂欢”（全民受益的普惠式腐败，比如掠夺其他民族如犹太人、掠夺其他国家的经济资源让普通德国人受益）。该文作者总结说，“我们可以发现希特勒政权的另一面：除了恐怖与暴力之外，还有系统性的金钱馈赠和收买；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高调与洗脑之外，还有特别接地气的物质主义”。
习近平的真正麻烦，不在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高调与社会各阶层物质主义价值观之间的相悖，而在于经济经济颓势已成，他找不到不断满足社会各阶层想望的“金钱”产生来源。他用来驾驭马车的那根缰绳，除了外面包裹的共产主义纸皮之外，里面空无一物。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0月17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voa-qinglian-he-xi-and-empire-20151017/301235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