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说习近平的“红色帝国”

    by  • October 17, 2015 • 中国略影 • 0 Comments

    何清涟

    习近平的红色帝国已经呼之欲出,序幕就是10月10日北京大学举办的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只是一个帝国的诞生,需要三根支柱,一是国际承认;二是社会基础(即“群众基础”);三是支持帝国的经济基础。按照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走到今天的中国,要完全改造成“红色帝国”,还有一段路要走。

    红色帝国的序幕在北大拉开

    这个序幕获人民网隆重报道,标题是《北京大学21世纪再度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高地》。既云“再度”,当然是指以前有过“一度”。思来想去,中共建政前,有苏联老大哥在,中共这位小弟的地盘怎么也成不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高地”。只有在斯大林升天之后,赫鲁晓夫成了“修正主义头子”,被毛泽东列入“帝修反”统统打倒的“文革”时期,中国才成为“高地”。中国读者如果不相信,可去查阅《“毛主义”与“文革”: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两大标准》,以及《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

    也许,那些寄希望于习近平民主改革的人会辩护说,这个会是北大开的,与习近平无关。我劝这些人想想三个元素:北大在中国大学当中的No.1地位、规模之大(全球邀请)、人民网与新华社宣传规格之高。所以,这个“再度”,怎么样看,也象是要继承毛的衣钵。毛自称一生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将蒋介石赶到海线岛上去了,二是发动了文革。以今天之情势,习要想继承毛的伟业,只有文革可继承。

    通过这一会议,习近平与他领导下的中共无疑极大地获得了成就感,人民网文章骄傲地宣称:“从过去马克思主义国际会议的参会者,到今天的主办方,中国角色的转变也显示出中国日益强盛的国力和理论自信”,“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肩负着重要使命。”新华网更是将法螺吹得嘟嘟响:《指路明灯依旧闪亮——全球学者聚焦马克思主义新发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表示,“北大将全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为国家复兴与人类进步提供思想与人才支持”。

    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胡适等人地下有知,肯定泪洒未名湖。这位朱书记不愿意去想的问题是:如果北大以培养马克思主义专才为办学方向,培养的“人才”除了在中共宣传部门供职之外,找不到就业门路。

    国际帮闲终于找到了当清客的高级茶座

    据官方报道,这次会议是中国目前举办的规模最大、参会学者层次最高的马克思学术研究与讨论大会。受邀前来的世界知名学者有40多位,包括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耶鲁大学教授约翰·罗默,据一位参会者在《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奇遇记》中描写,这些人当中,有些是学者,有些是帮闲。比如哈佛大学的麦克夸法尔就不相信中国人信仰马克思主义,认为儒家思想和爱国主义影响可能更大;加州特立尼达文化研究与教育中心的Carl Ratner则质问:“如果中国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私有制有在减少吗?”这些当然都属于不和谐声音,会上无人回应,官媒也不会登载。更多的是对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体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吹捧,这些人总算找到了一个当清客的茶座。

    曾经名噪一时的埃及萨米尔·阿明,其“中心-边缘理论”早就不能自圆其说,因为按他的理论,在全球化过程中,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农产品与矿产资源,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提供工业品与高科技,前者受后者剥削。但近20多年的现实是:中国从全世界(包括加、澳、美)进口矿产资源与农产品,却向全世界倾销廉价工业品。这位早就远离现实的老马克思主义学者,谈起话来就象云端里的天语:“目前许多国家仍然陷入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危机中,借助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将有助于开创更为积极的世界格局。中国、古巴和越南等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生产力和军事,推动了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证明了世界格局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这一种模式”。但他对地球人皆知的事实却视而不见:如今社会主义“阵营”仅存的几位貌不合神亦离的老兄弟,古巴已与美国恢复邦交,越南“出走”TPP,仅存大哥中国和小兄弟北韩形影相吊。

    这场会议虽经高规格宣传,但未能成为社会关注点。关注的媒体阴差阳错地将这条消息与另一条消息放在一起,成为笑话。比如《光明日报》在10月10日D4版左边发表《马克思的声音穿透历史,向未来宣告》;右边平行放上一条《要帮助精神疾病患者回家》。编辑无心,读者有意,阅读者无不会心一笑:中国这个“马克思主义高地”不正打算成为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的家么?

    红色帝国的群众基础需要面包

    人类历史上,这种个人独裁的帝国通常要将国民划分为“自己人”(社会基础)与“敌人”。如何构建社会基础,大帝们各有高招。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社会经济处在发达的工业化阶段,可支配资源较多,因此用腐败作为凝聚力,将纳粹统治和德国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许多普通的德国人也通过中饱私囊参与到了纳粹的压迫和灭绝政策中来”,纳粹式腐败制度化地“普惠”到了全党上下,包括工人及青年学生。通过这种办法,希特勒成功地构建了第三帝国的社会基础,并将犹太人列为敌人,成为灭绝对象。犹太人善于经商,参与灭绝者往往可以中饱私囊。

    毛泽东的红色帝国,社会经济处在农业经济向工业化过渡阶段,社会普遍贫穷,因此,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理论构建社会基础,工人贫下中农是其社会基础的主干。在建政时期,中共用剥夺有产者的方式满足无产者的物质需要;在建政之后,则将就业、上学、参军等社会成员应有权利作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等家庭出身者的优先权。为了让社会成员“安贫乐道”,文革前将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贬斥为“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文革时期用“穷则革命富则修”将物质享受变成政治不正确的行为。工人地位当时是“类中产阶级”,自然成为毛红色帝国的社会中坚,贫下中农虽然穷却有政治优越感,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生活在穷与政治优越感的奇特状态中。

    习近平的的反腐导致中共官场与其离心离德,习氏话语的红色越浓,他与官僚群体之间的沟通障碍越大,知识群体(除学校的政治教师之外)对其的反感也越强烈,经济精英们出逃的人越多。对他的红色话语感兴趣的,其实只有毛左与穷马克思主义者,二者理论上是一家,区别在于后者主张“打土豪分田地”。庞大的五毛群体吹捧其红色话语,与其说是相信,还不如说是生计之需。当初薄熙来到底层汲取社会支持,唱红只是形式,真正吸附底层的是那数千亿以各种形式发放的福利。

    习执政以来的特点是在左(毛)右(邓)之间徘徊不定。习既想要毛时代的极权与顺民,又想要邓时代的改革开放与经济成繁荣。殊不知后者与前者不兼容,所谓“改革”就是经济领域内放权让利,所谓“开放”就是让国人从封闭蒙昧状态中走出。毛式社会控制培育不出邓江胡三朝的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习近平的红色帝国,台柱演员与国际帮闲都可以找到,但要构建社会基础,还得认真盘盘家底。一是称量一下自己有无“壮士断臂”的勇气“打土豪分田地”,因为这会株连到红色富豪群体;二是算算国库有多少真金白银用来购买毛左与“穷马”支持;三是算算分光吃光后还能支持多久,因为红色文化的特点是引导国民将眼睛盯住人家的钱袋,扼杀国民创造力,让社会丧失创造财富的驱动力。

    作为政治人物,身为方面大员的薄熙来可以赌上身家与政治前途,玩一把唱红打黑。但身为国主的习近平,想建立红色帝国,还是谨慎一点为好。经历过文革的中国精英与中产,并不愿意成为那个“奇迹王朝”的成员。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2015年10月15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30118

    About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