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公布。公报提了七要点，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出台被列为“第一要点”。
“全面放开二孩”，意在安抚民心
公报称，为了应对老龄化危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1%），中国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将“二孩政策”做为第一要点，主要作用就是安抚民心。当经济颓势无法可挽之时，情急生智，生造一个亮点，打造民心工程。
这一政策有没有安抚民心的作用？应该说有，但是有限。因为这一政策的真正的受益者是城市居民中党政事业机关的中低阶公职人员与企业白领。这些人受限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罚则，担心失去工作，交不起巨额的社会抚养费，因而只能自我约束，只生一个孩子。
中国农村地区大多数是二胎甚至多胎。农村地区其实早就实行了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可生第二胎的政策。但实际上不少农村人口第一个生的是儿子，也用缴纳罚款的形式生了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国内媒体报道凡涉及农村贫困生，一般都是多子女家庭。但象四川省遂宁市蓬南镇三台村村民何洪那样，17年间生育11个孩子，未交超生罚款且有10个上了户口，也属少见现象。
中高级官员当中，其实有不少人早就通过情人实现多胎化了，但只有在他们倒台后，这类事情才会曝光。其中最著名的“逸事”，就是前中办主任令计划那7位长期情妇与5个私生子。富人们因不受升迁之限，拥有更多的生育自主权。他们或者用钱购买生育权（比如名导张艺谋生为非婚生三个子女交748万元罚款），或者让其妻子情人在美国加拿大生育，那孩子生下来就是他国公民，人家根本不稀罕那中国户口。
只有那些在党政事业机关、教育机构工作的人，没敢多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杨支柱因为生了第二胎受罚，本人成了中国有名的超生上访户，生活大受影响。如今出台的“全面放开二孩”，算是一种迟来的公平，让城市人口的主体享有与其他人群同等生育权。
中国养老能够指望20年后的劳动力吗？
放开二孩，其主要理由之一就是老龄危机将至，必须增加劳动力的供给。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都言之凿凿地将这一条作为首要理由。
这话的谬误在于两点：一、现在就算符合政策的中国人加紧生育，成为劳动力也在20年之后。二、现在的养老危机如果真是劳动力短缺，那中国就应该不存在劳动力过剩、就业严重不足的问题。但可悲的现实却是：中国现在劳动力全面过剩，低素质劳动力过剩，高校毕业生（含硕士及以上学历）找工作困难，外企白领大量失去工作。
中国的失业人口最低估计是3亿多（前总理温家宝曾2010年3月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公开宣布：中国失业人口有2亿。林毅夫在2015冬季达沃斯论坛透露，中国将失去1.24亿人的制造业岗位）。目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4亿，失业人口达到3亿，真实失业率相当于32%。（见本人《反节育派逗你玩：低生育率造成中国劳动力危机》）
目前中国媒体报导的失业潮遍及外资企业、东莞的出口加工企业、钢铁企业、煤炭等资源型企业。据《第一财经日报》近日报道，即使是就业相对稳定的国企，隐形失业现象正在增加，这些风险包括企业招聘需求下降（同比下30%）、部分省市失业风险累积等。
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要求政府将生育权还给人民，就直接了当地主张，不必要炒作什么“人口红利”消失的假问题。如果为解决养老危机，假定依靠二孩政策增加的人口养老，完全是望梅止渴，目前失业这道坎都过不去，指望20年之后长成的劳动力缓解已经出现的养老危机，纯粹是自欺欺人。目前中国青年失业现象严重，不少人在啃老。指望20年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养老，这就好比对一个在河里现在被水呛着快要淹死的人说，不要着急，你就自个在水里慢慢撑着，只要你想法活下去，将来你儿子大了，房子、车子应有尽有，好日子在后头。
没有今天的人，也不会有明天。今天灰暗的社会，明天也注定没有光明。近几天流传中国网络上的一篇《【红镇调查】中国农村后代之殇：从留守儿童到乡村混混》，说明教育缺失的养育后果是多么可怕。
从计划生育转向社会节育的社会条件趋于成熟
美国政府对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很欢迎，但希望今后不设限制。美国的人权派们并不了解人口及经济问题，关注的只是人权。但有一点倒是中国政府应该考虑的，那就是将计划生育转变为社会节育。简单说，就是将控制家庭规模的权利还给民众而不是由政府掌握。
中国曾经实行计划生育，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在实践过程中，计生部门已经成了一个依靠罚款而自肥的利益集团，强制节育过程中发生了种种不人道的暴行，导致全社会的反感与国际社会的批评。但一些反计生派却矫枉过正，有意忽视日本、台湾、香港都曾有过的社会节育运动，有意混淆计划生育与社会节育的区别，这对中国的未来有害无益。我在《中国的计划生育应向社会节育转变》一文中已经介绍过这些经验，以及由家庭根据自己的抚养能力决定生育数量与家庭规模的必要性。
目前，中国实行社会节育的条件已趋近成熟，至少在城市里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人们已经了解到抚养成本与孩子的未来有关。
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符合条件且愿意生育的人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在《单独二孩政策遇冷后 生育政策如何调整》 一文里，列明2014年北京申请二孩的2.8万对，只占单独一孩家庭的6.3%。亦即绝大多数合条件的家庭未去申请。文章称，这情况不独发生在北京，全国情况差不多。
可以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际上是考虑了两点：一、由于经济因素（抚养成本），许多有条件生的单独家庭并不愿意多生；二、事实上，除城市公职人员及白领之外的中国人，有二胎生育意愿都生了二胎。
上海市妇联今年3月19日公布了复旦大学“今后五年上海妇女发展需求”报告的结果：在45岁以下的上海已婚妇女中，仅有15.1%者有生育二孩意愿，半数以上者明确表示“一个就够了，不想要两个”。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是女性不愿生育二孩的第一位因素。
这项调查再次证明了一个人口学的定理：教育程度高低决定生育意愿：“根据调查，教育程度较低者目前二孩生育意愿高于教育程度较高者；郊区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高于市区女性。”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女性因孩子照看问题而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重逾40%，而外来务工女性多持养儿防老观念，想生二胎。
以上调查说明，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后，因为生育成本及本人生活质量考虑，在中国城市及发达地区也不会出现生育狂潮。至于贫困地区的多生多育，只能依靠人们观念转变来调整了。
政府应该做的，就是参考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地区的社会节育经验，通过政策导引而非强制，让中国的计划生育成功转型为社会节育。
由于技术的进步，经济结构的转变，许多传统职业正在消失，社会产出越来越不由人力资本的数量而是由质量（受教育水平与所学专业）决定。中国是个机会稀缺的国度，家境决定孩子的受教育机会的好坏，补习机会的多少，出国留学与就业机会的获得。父母本身素质高，育儿有利，但其余的社会条件并不比其他平民有利。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5年10月30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second-child-policy-china-20151030/3030436.html ）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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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中国的计划生育应向社会节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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