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中国西安科技大学学生魏则西因难以治愈之病不治身死一案，本是一起医疗纠纷。这类医疗纠纷在中国每年发生多起，无不陷入旷日持久的马拉松诉讼，但魏案却奇迹般地走上了“社会化办理”之途：民情汹涌指责，媒体揭露黑幕，政府强力介入。不少网评曰：终于看见了一线曙光。
“曙光”之谓，即魏案可促成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这点恐怕言之过早。本文在理清魏案社会化办理的各种因素之后，读者可自作裁断。
魏案追责是否能够促成中国医疗体制进步？
一个医疗案件促成医疗体制进步的前提是有经验可以吸取，以下三因素必居其一：一是此病可以治好，但医生玩忽职守，治疗不当或因医生误诊延误治疗；二是此病本来有药可医，但医生未使用最适当的药物；三是医生为了收治病人，夸大治疗作用。
从公开资料来看，魏案中医方要对自身夸大治疗作用负责。以下是基本事实：
2014年4月，魏则西检查出得了一种恶性软组织肿瘤滑膜肉瘤，这是一种罕见的癌症，迄今世界上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生存率极低。而魏则西被确诊时，已经是中晚期。也就是说，魏在病情确诊时，已经知道死亡难以避免。但是，求生是人最原始的本能、哪怕只有一线希望，魏家也得拼尽全力抓住，因此，在手术、化疗、放疗等传统医治方法无效之后，魏则西通过百度搜索找到排名领先的北京武警二医院，曾4次前往这里进行生物免疫疗法。
据《知识分子》杂志采访清华大学医学院著名免疫学专家林欣以及清华大学博士何霆，魏则西最后接受的DC-CIK疗法，尽管在中国成为治疗的主要方法，但在其发明地美国却仍然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治疗手段仍在摸索，治疗结果不可预料。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免疫学家和细胞生物学家斯坦曼本人也只能利用自己研发的疫苗成功地将生命延长4年，比医生预测的一年多了三年（澎湃新闻，2016-05-02）
如果魏则西的主治医师李主任能以实相告，让魏则西及其家人据实情决定是否一试，也许事情会简单得多。但李主任的错误在于夸大疗效，他告诉魏的信息是：“这个技术是斯坦福大学研发出来的，他们是合作方，有效率达到百分之八九十。看过魏则西的报告单，李主任保证‘二十年没问题’”。
结果是：魏则西花光了家中积蓄，还背上了债务，撑到去年底，肿瘤转移到肺部，医生通知只能再撑一两个月。魏则西终于带着对人世的无限眷恋和对人心险恶的憎恨，在今年4月12日离开人世。
在美国，这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治疗，医生不会保证疗效，还会与自愿参加试验的患者签好合同，合同中包括病人应知的所有事情，比如疗效、副作用等，以及医生的免责条款。中国的医疗体制中缺乏这些环节，导致医疗纠纷中责任模糊。如果要说魏则西案例能够引起制度性反馈，为中国医疗监管体制补上这两个环节，就算是此案的最大社会成果。
中国媒体缘何突然大揭军队医院黑幕？
中国宣传部门早有规定，严禁媒体介入医疗事故的报道，因为这是一个需要专业鉴定的领域，记者并无类似专业知识；二是涉及军队武警的负面新闻，一律不予报道。如果有媒体能够报道，一定是有上峰命令。
这次案件中，火力点集中于两处：一是医院背后的军队势力，二是百度的广告。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医患关系。
中国的医患关系早就非常恶劣，医院医药不分的经营体制不仅让患者饱受高收费之苦，还伤害了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医患纠纷不断（医方谓之医闹，患者谓之维权），但医疗事故一般走专家鉴定司法解决途径，很少出现本文概括的“社会化办案”模式。但民众对医疗体制的不满，并非特定地针对军队医院，而是所有医院。军队医院对社会开放，也是从80年代就出现的事情。我在深圳时，对外开放的军队医院至少有两处，一是三九集团的医院，二是武警医院。但这些医院也与地方医院一样，早就将诊室分租给一些外来医生。积弊多年，投诉不断，地方对之无可奈何，基本放任不管。
魏泽西一案，能够迅速走上医疗事故社会化办理，在于这个案例披露的时间点，正值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力推行军改之际。早在3月27日，新华社发出消息，称“中央军委近日印发《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正式启动”，所谓军队武警的有偿服务，包括利用军队、武警医院人员及设施向社会提供有偿服务在内。
但是，军队医院收费服务，是军队重要财源之一，等于砍去军队的一棵重要的摇钱树。既然划定了一个“三年“的时限，军方利益相关部门肯定会采用一拖二等的办法，慢慢耗下去，等待机会。
魏则西一案，正好给习近平的军改带来了民意助力，这是中国媒体对涉及军方的医疗案件能大力介入的真正原因。只有毫无政治经验的人，才会将魏案当作是一轮民意大释放，以及北京当局对民意的积极回应。
网民为何热衷打百度？
百度这次因发布虚假广告而受到惩罚。5月2日，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宣布将派遣调查组进驻百度，百度股价下跌近8%。
百度这次成为中国网民猛攻的众矢之的，原因是魏西则到北京武警医院就医的信息，是通过百度搜寻到的。在公众愤怒情绪指向百度做虚假广告牟利之时，中国官媒纷纷跟进，指责百度将利润置于人命之上。比如《人民日报》就指责百度为了牟利在搜索结果推广据称不可信的治疗途径。媒体还引经据典，引用广告法第四十六条，指责百度没尽审查责任，以及第五十六条，证明广告发布者应负连带责任。
公众对百度的愤怒据说积蓄已久，今年1月，百度将网上血友病人论坛的主持权出售给一家公司，而该公司在论坛上发布可疑医学建议后，引发了一轮网友对百度贴吧商业变现模式的揭露，据称约40%热门疾病贴吧都引入商业合作模式牟利。百度后来虽然声称病种吧已不允许引入商业合作，但网友还发现高血压吧等热门疾病吧的商业合作仍在继续。
还有网友认为，由于百度帮助官方过滤信息，网友对此积怨已久，借此机会发作。从痛恨信息封锁的网友之立场来看，这解释来看或可成立，但绝对不是政府要处理百度的理由。考虑到前一向毒疫苗事件发生后，国务院曾以“平民愤”为理由，内部下达处理指标，这次借惩罚百度以平民愤，也算是当局危机处理的一种权变之策。
综上所述，魏则西案例，是中国现阶段医患关系极度紧张、社会信任破产等矛盾的集结产物。中国人借此案宣泄积累多年的愤怒情绪，官方因政治需要而默许此案“社会化办理”。从官方处理手法来看，这是中国当局继毒疫苗事件后又一次“平民愤”的政府行动。从效果来看，中国当局既可借民意促成军队武警停止有偿服务，推进军改大计；还可借惩罚相关医院医者、百度“平民愤”以收一时之功。但由于朝野双方对此案重视的交集点太过分散，是否能促成医疗体制的改变尚需存疑。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5月3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wei-zexi-case-20160503/331461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