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是谁的宿命

    by  • May 28, 2016 • 程晓农文集 • 0 Comments

    晓农

    今年是文革50周年。1966年中共中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拉开了文革的序幕,从此中国进入了官方评价的“十年浩劫”。50年后的今天,文革不但没有被清扫进垃圾堆,反而阴风再起。虽然不能说,中国现在真有文革重现,但是,说文革不死,大概是不错的。其实,不但文革的正面形象仍然活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而且,文革的诸多关键问题至今仍然混沌不清;非但青年一代所知甚少,海外国内对文革的诸多研究也留下了许多待解话题。有感于文革不死,探讨一二,也求教于专攻文革研究的诸位。

    重新认识文革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四人帮并非

    关于文革的爆发,官方的说法是,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革,而文革被“四人帮”利用,导致了“十年浩劫”。这个说法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文革?邓小平是局中人,作为文革之前的总书记,他了解毛泽东自1956年到文革的所有决策,心里一清二楚。恰恰因为如此,邓小平才提出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试图尽量回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问题。所谓“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革”,实际上含有一种为文革辩解的企图,即毛泽东当时似乎是一时冲动,随心所欲,酿成大错,而毛泽东的一时之错瑕不掩瑜。官方把文革的责任尽量往“四人帮”头上推,以便减轻毛泽东的罪责,这是导致对文革的批判不彻底、文革不死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文革时期,包括“四人帮”在内的高层和省一级的文革派干部,以及周恩来、林彪等老干部,完全是毛的政治工具,也是毛政治路线的主要支持者。“四人帮”本身没有足够的能量和威望,完全借助毛的强力支持才能推行文革政策。毛泽东才是文革的唯一主宰和祸首,“四人帮”不过是抬轿子、吹喇叭、跑腿办事的帮凶。与其说是“四人帮”利用文革造乱,还不如说是毛泽东利用“四人帮”以及周恩来、林彪等许多人,才完成了他发动、坚持、维护文革的个人算盘。

    文革起步于文化教育领域,最先受到冲击的是文化界和教育界,因此始终被称为文化大革命。文革不仅清除了来自西方的文明,也清除了自苏俄引进的现代共产党文明,还批判了中国几千年留下来的传统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是一场消灭文明的政治运动;而取代所有既往文明的,则是毛的个人崇拜和盲信盲从等中国传统文明的糟粕,即愚昧文化。但这场号称文革的政治运动远远不限于文化界或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它实际上是一场颠覆中共建政后建立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撼动全社会每个角落的政治运动。

    1978年12月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让1亿中国人被整。在文革时期,受害者首先是生命受到威胁的城市乡村里的所谓“阶级敌人”,从“黑五类”到“黑七类”,再扩大到“黑九类”,以及文革初期被北京老红卫兵打死打伤的不属于这些类别的中学老师及群众组织武斗中的伤亡者。其次,文革的受害者还包括个人生涯被迫中断的广大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送往“五七干校”从事农业劳动。再次,文革的受害者也包括全国几千万知识青年以及农村里的中学生,他们因为文革破坏了国民经济,失去了正常的就业、升学机会,知识青年被强制送到农村去插队或到生产建设兵团劳动,而农村的中学生则绝大多数只能留在自己的村子里务农。这么多文革的受害者充当了毛泽东的文革牺牲品,在共产党国家当中确属史无前例。毫无疑问,文革的加害者绝不只是“四人帮”而已,加害者不仅包括高层的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以及中层的参与地方文革运动和担任军宣队的军队干部,还包括民间的一批底层造反派、红卫兵,甚至普通农民。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共这种制度为文革不可避免的发生提供了条件。这个说法似乎有理,但是经不起推敲。因为,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十几个共产党国家,它们的制度基本都是苏联模式,但是,大部分国家并未发生过文化革命,只有苏联和中国出现过文化革命。我在文革40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毛泽东向斯大林学到了什么?――中苏“文化革命”的比较及其启示》,在文中我特地说明,早在1928年到1931年苏联就推行过“文化革命”运动,但苏联的“文化革命”仅限于文化教育领域,目的是打击独立知识分子、推行文化专制,这点与中国的文革初期的情况相似。但苏联文革仅限于让红色知识分子占领文化阵地,并没有演变成广泛的政治清洗。在中国,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前,“文化革命”这个政治词汇在官方文件里就时有记载,毛泽东的独创在于,他把“文化革命”和“政治大清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化革命”之名掩盖“政治大迫害”之实。另一方面,由于苏共领导人的文化素质高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所以,苏共的文革不消灭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反,却鼓励工人农民学习西方的文学艺术。但是,中共这个低素质的农民党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实际上是通过文革而革除了所有的文明,然后把愚昧当作旗帜挥舞。从愚昧横行的角度去看,中国文革期间的种种荒谬的社会现象,比如跳“忠字舞”这种民间活动,其实并不是“四人帮”安排的,而是中共这个农民党治下落后政治文化的产物。

    文革的本质:举国事一

    官方把文革定性为“十年动乱”,但对文革的起因和真相却讳莫如深。因此,对年轻人而言,通过教育系统不可能得到完整正确的文革认知,而家庭背景则决定了他们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文革印象五花八门。这种对历史的混乱认识和无知,符合当局的需要,但必定在中国社会未来的演变中埋下地雷,使得中国的民主化格外艰难。

    现在关于文革的民间研究大体上有一个共识,即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主要产生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在这个总结三年困难时期教训的大会上,刘少奇指出,大跃进的失败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的坦诚得到了与会各级干部长达几分钟的掌声支持,但在毛泽东心目中,这就是他自己威信动摇、声望坠地的信号。从此,毛泽东开始大讲防范“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深恐自己落得像斯大林一样的命运,死后遭到批判。毫无疑问,文革的导火索是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但是,毛、刘之间的矛盾仅仅是治国方针的分歧吗?倘若如此,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也可以被解释成与刘少奇的政治路线之争,似乎还有出于公心的目的。但是,如果再往更早的历史追溯一步,就会发现,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目的,还有明显的私心。

    毛泽东的私心是从斯大林死后开始逐渐膨胀的,到了1957年走上顶点。他的所谓私心,就是把中国当作一块试验田,为营造他在国际共运中的世界级领袖形象,提供政治和经济上的垫脚石。所谓政治垫脚石,是指中共政权的建立,证明了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实,这个模式不过是把李自成和洪秀全式的造反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罢了,对东欧、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毫无意义,因此,毛泽东还需要中国这块垫脚石在经济上拿点货真价实的东西出来,那就是经济实力。以毛的简单认识,所谓经济实力,“一个是钢产量,一个是粮食产量”,要能“超英赶美”,由此证明毛式中国经济建设道路的优越性。这就是大跃进的由来,大跃进时期迎合毛的要求所出现的两个主要“成就”便是“大炼钢铁,粮食产量放卫星”。

    毛泽东之所以急于证明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他1957年产生的世界领袖梦直接相关。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相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共起义,赫鲁晓夫应对不易,而毛泽东趁机介入这两次事件的处理,虽然他主张苏联不要出兵波兰,又坚决支持苏联出兵匈牙利,立场矛盾,但中国的介入提升了毛泽东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也让苏联对毛泽东的态度变得谦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于1957年底率团出席了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而赫鲁晓夫在会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应以中苏为首。从此,毛泽东在国际共运阵营当中上升到了“为首”的地位。当时毛泽东表示,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不够,“为首”的资格不足。其实,毛的这些话还有一层隐含的意思,如果他治下的中国一旦取得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那在国际共运阵营里“为首”就当仁不让了。

    在国际共运阵营里“为首”,对当时尚且贫困落后的中国而言,其实是个灾难,因为其他共产党国家是不对“为首”的国家“纳贡”的,“为首”的代价是不断满足其他“兄弟党”无穷无尽的援助要求,让中国老百姓背上沉重的负担。只有一个人能从“为首”中得到好处,那就是毛泽东,因为“为首”就意味着他可以满足自己的世界级领袖的个人野心。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传统农业的生产力很难快速提升,而国家计委根据矿石、设备、技术等条件制定的钢产量计划已经达到极限,如果毛泽东有统治者的苍生之念,对“为首”就应该淡然处之,脚踏实地地发展经济,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作“为首”的大事。然而,毛泽东被世界级领袖梦所催动,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把中国的经济实力平地拔高,以充实他的“实力”;没有技术设备条件,就只能靠“人定胜天”的口号和吹牛、瞎干、蛮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这样发动起来的,中国也因此沦为毛泽东“为首”梦的垫脚石和牺牲品,最后的代价是全国饿死数千万农民,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大跃进的惨败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局面,沉重打击了毛泽东的个人野心;而毛泽东的个性决定了他决不肯从“为首”的地位上退下来,经济政策完败,就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和其他共产党打嘴仗,争国际共运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毛泽东对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地位因大跃进失败而动摇,感到格外恐惧,于是,毛以帝王心术策划了文革,以消灭党内可能否定自己的任何势力。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其实,中共高层内部对毛的文革动机洞若观火者,不乏其人,但无人敢冒死披逆鳞。文革期间短暂的所谓群众组织造反,不过是毛利用来打倒党内“走资派”的临时工具而已,用完之后就弃之一旁;至于文革期间的冤魂,毛何曾有过半点悯惜。

    邓小平之所以反对深入批判文革,不仅仅因为他自己是毛泽东命名的大跃进“副帅”,也是毛发动的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活动的主事人,毛的严重错误他都有份;更主要的原因是,深入批判文革的根源,势必扯出大跃进,而批判大跃进又势必牵连到毛泽东个人野心的祸国殃民问题。无论是文革,还是大跃进,无非就是举国奉一人,为了满足毛泽东的个人欲望,陷全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因为对文革的批判而把国民的认识引到这个方向,那中共的合法性就彻底动摇了。

    试图美化文革的人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说成是出于理想主义。其实,跳出毛为文革造势的所谓阶级斗争理论的宣传,从制度层面看,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实验早于文革,那就是大跃进时期毛推行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政策,即人民公社制度,一实验就一败涂地,导致3000万农民饿死,中国陷入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毛泽东的失败,说到底是共产党信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的失败;文革时期毛泽东仍然试图再度复兴这种乌托邦,包括农业学大寨、五七干校等等,最后仍然归于失败。毛泽东执政28年,有18年一直顽固地坚持这一套,直到他死后,人民公社、国有制、计划经济才被改革铲除。如此“理想”,只不过证明了毛时代的施政逆经济规律而动而已。

    文革的要害:天翻地覆谁重建

    每当人们谈到文革,往往强调,文革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的确,权力斗争始终贯穿于文革十年,但是,并非所有文革期间的权力斗争都涉及既有秩序的颠覆。文革时期的权力斗争有两类,一类是服务于颠覆原有政治秩序的权力斗争,主要是打倒刘少奇以及高层一批妨碍毛意图的官员,与此同时,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和各地的夺权行动也属于这一类。但是,1967到1968年各地革命委员会重建权力机构之后,高层持续不断的权力斗争,如毛泽东与林彪、毛泽东与周恩来、四人帮与邓小平等等,都只是毛泽东维持高层派系平衡、巩固新建秩序的手段,与中共历史上发生过的、后来又陆续发生过的权力斗争一样,不触及既存的权力结构,也没有严重冲击社会秩序。这第二类权力斗争明显不同于第一类,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所以,文革的要害不单纯是权力斗争,而是秩序的推翻和重建。

    当1966年底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在造反派的冲击下陷于瘫痪,而刘少奇已经成为“死老虎”的时候,整个中国因为毛泽东号召全国造反,原有的政治社会秩序已经被颠覆。此时此刻,全中国正陷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狂潮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个人崇拜狂潮维系了社会的“异态稳定”。那时,约束每个人行为的,当然不是法律,也不是传统的道德伦理,更不是服从各自单位的上级领导,而是“毛泽东伦理”,也就是当时满天飞的口号“无限忠于毛主席”——对毛泽东“忠不忠”,是公众判定每个人行动是非的唯一标准。

    显然,“毛泽东伦理”这个既强有力又非常脆弱的约束,可以让大众的行为不致过分混乱,但大众对“毛泽东伦理”的自发解释仍然足以制造出行政失灵和经济瘫痪。此造反派砸彼造反派的办公室,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行动”,彼造反派抢夺此造反派印小报的纸张,也同样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行动”,谁能裁断?这就是从1967年开始全国各地出现的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内战的根源。从这个角度去看,文革初期,毛泽东只不过扮演了一个孙悟空的角色,一棍子把天朝六部和各省巡抚衙门掀了个底朝上;但是,他其实并不英明,因为他不知道,不靠六部和各地巡抚衙门,“天下大乱”又如何自然地变成“天下大治”?所有关于文革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现毛泽东1966年底时在这方面有任何具体的设想或谋划,显然,毛泽东自己对此也是懵懂的。此外,毛泽东也没有预见到,“毛泽东伦理”不但足以挑起内战,也无法制止内战。例如,1967年7月,他在武汉试图以个人权威去压服那个得到当地部分驻军支持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结果铩羽而归,反而因“百万雄师”冲击毛的住处东湖宾馆,毛泽东不得不星夜逃奔上海,最后以打击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等人,向军方妥协,来换取武汉局势的平定。

    可以说,文革初期,当毛泽东终于通过颠覆原有政治社会秩序的全社会范围的政治运动,打倒了刘少奇以及整个党政官僚系统之后,他达到了蓄谋数年的个人目的,但也造成了新的难题,那就是,造反易,重建难。究竟如何建立替代原有政治社会秩序的新系统,毛泽东其实心中茫然。由于不能建立新的行政管理和经济运转所必需的秩序,1966年底中国经济的瘫痪已经初见端倪。解决这个难题的钥匙,来自上海的造反派,是他们替毛泽东解决了这个难题。上海的文革研究者李逊在她最近出版的《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上海的造反派在1967年发动所谓的“一月革命”之后,成功地控制了上海的局面,建立了新的由造反派主导的经济和行政秩序;毛泽东从中发现了重建秩序的套路,大加赞扬,并通过官方媒体大力宣传,希望各地学习。

    李逊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这个文革的“上海模式”就是文革中期全国各地组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样板,而全国各地的文革过程证明,真正像上海造反派那样风波不起地完成摧毁旧秩序、建立文革新秩序的,为数不多,因此,对毛泽东而言,文革的“上海模式”虽然出于偶然,却来得及时,“救了驾”,使文革免于迫在眉睫的失败,因此价值重大。第二,上海当时是全国的经济重心,上海经济的稳定,不仅对国家财政收入、商品供应、军事技术研发等至关重要,而且,从无行政经验的上海造反派居然把上海的各行各业基本上都运转起来了,这又从实践上证明了毛文革理论的“正确”,即“大破”之后必然可以“大立”。显然,“四人帮”并不仅仅是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所造就,而是文革的“上海模式”的产物;毛泽东之所以始终钟情于“四人帮”,并不单纯因为张春桥、姚文元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毛泽东坚守文革的阵地,还因为上海的王洪文等造反派从实践层面充填了毛泽东文革谋略的巨大空缺,否定了他们,就否定了文革,从而也就否定了毛泽东。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信任,其实就是自恋的外延,他直到临死之前仍然念念在兹的就是如何保住他的名声和历史地位,而这就包含了保住“四人帮”。只是,他的失败必然地蕴含在他发动文革的初衷当中。

    文革的“上海模式”充其量是帮助毛泽东找到了一条“补天”之路,把被毛泽东捅破的“天”给弥合起来了。它解决不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痼疾,一旦毛泽东死了,文革被否定,经济改革就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反思文革的时候,文革的“上海模式”提供了一条线索,那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虽然有其必然性,但毛泽东能维持住文革开始之后的局面,其实带有偶然性;如果上海的造反派与其他各省的造反派一样打内战,自然也就不会有“上海模式”,那么,中国从1967年开始就全面糜烂了,毛泽东的文革可能因此失败得更早、更惨。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的文革祸国殃民,本来可能会更加严重,局面更难以收拾。因此,对这个为了一己之私,只知造反、不思善后的毛泽东,若给予正面评价,便是对国人和对这个国家的背叛。

    现在还有不少崇拜毛泽东的人,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在曲解历史,把毛泽东当作可用物件来为己所用。对红二代里的权贵来说,毛泽东是一根代表“祖上传下基业”的“权杖”,举着它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势财富永远正当;对不满现实的底层民众而言,毛泽东则是心灵鸡汤,也是扔向权贵们的小石头;对少数左派知识分子来说,毛泽东则是一个汤勺,用来从权贵的锅里捞一小块儿肉吃。他们当中,谁也没真把毛泽东思想当回事。中共的红二代和官二代当中,有很多人空手起家,成了千万、亿万富翁,他们的家族走的当然是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谁真心拥护毛泽东的路线,准备发动针对自己的革命?那些左派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推崇备至,却从未见其中任何人践行毛泽东的主张,承认自己属于毛所说的“最愚蠢”的“高贵者”,乃至于携家带口,永住乡村务农,接受“卑贱者”的“再教育”。毛泽东的悲哀不止是文革惨败,青史留骂名,而且还沦为被后人戏耍摆弄的种种工具,就连其后裔毛少将其实也是把毛泽东当个汤勺来用。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3期  2016年5月13日—5月26日http://www.hrichina.org/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cheng-xiao-nong-wen-ge-shi-shui-de-su-ming

    About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