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近几年中国政治的分析框架主要是权力斗争，斗争的双方不再是1980年代以来的保守派与改革派，而是江曾一系、团派、包括已经入狱的周薄等派。之所以认定“团派”的存在，是因为60、70后的省部级干部不少出身共青团系统。
我从不认为这些出身共青团系统的官员在中共政坛构成了一个派系，即使在胡锦涛任总书记的十年内，共青团出身的官员，例如李克强、李源潮、令计划等都获大力拔擢，但也不构成“团派”。以下是我的理由，供读者参考。
从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到共青团中央
中共改革以来的政治变迁，只有一事曾经成功，即结束老人政治。江泽民、曾庆红退而不休，在胡锦涛时期继续干政，利用的是其多年养成的政治势力，其余常委基本上只能利用余荫保家族富贵，无法干政。这一点，是邓小平、陈云等人在改革初期基于时势做出的制度安排。
经历过中国改革初期的人，都会记得“第三梯队”这个名词。也许是预感到团中央地位危殆，2014年9月，《中国新闻周刊》发布了《“第三梯队”名单建立前后：起用一代新人》，后面那句话来自于李锐老先生一篇当年的文章《起用一代新人》，后来这文章发表于《读书》杂志上。当时我在复旦大学经济系就读，同学们看了都很激动，认为终于可以结束老人政治、半文盲当家的落后政治状态。
现在的青年人大多不知道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的起点有多低。毛泽东教育革命的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曾养成以文盲、大老粗为荣的反智政治文化。1976年毛去世之后，江青等“四人帮”入狱，平反的老干部复归岗位，突显了两个问题：干部队伍年龄老化，知识结构陈旧：国家机关、党群、企事业各级领导干部81万人，其中大专文化程度只占6%，72%以上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提拔使用要“制度化”。 后来与邓小平意见总是相左的陈云，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与邓小平高度一致。1981年5月，陈云在杭州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分送邓小平、胡耀邦和中组部部长宋任穷，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接着就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里成立了青年干部局，陈云亲点以开明改革著称的李锐任青年干部局局长，负责选拔青年干部。1982年，“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被当作干部使用标准，写入了十二大通过的中共新党章。1983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决定，用最快的速度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胡耀邦形象地称之为“第三梯队名单”。多年后，“第三梯队”名单开花结果。第十七、十八届政治局常委，除两位之外，皆在名单之中，习近平、薄熙来这对政坛冤家当时都是青干局拔擢培养的“第三梯队”人才。
胡耀邦受迫害下台之后，“青干局”从中组部的内设机构中消失。但中共从80年代确立下来的干部培养计划，改由共青团系统接手。中共高层普遍认为，培养干部是个漫长的历炼过程，从大学生时代开始培养，没有人认为不妥。
以上说明，共青团中央团校（后更名为“青年政治学院”），并非胡锦涛的私家园地，其实履行的是封建王朝的“太学”功能。中国自周代开始，就选拔统治集团认为合用的青年人才，置于官学培养，汉代这种官学有了正式名称，即太学。
政治帮派有什么特点？
有历史知识与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仅仅出身一个学校很难构成帮派，因为帮派需要几个要素：一是思想理念相同，比如明中晚期的东林党、晚清的前清流、后清流。二是共同的利益，比如中共这个利益集团，对民而言，他们是个利益共同体。但在内部而言，利益分配（官位的高低，职位的肥瘦）必然存在多寡，因此就有帮派之分。不说中共成立以来内部帮派的分分合合及数次路线斗争，就以文革时期为例，就有毛系的“四人帮”，还有受打击的老干部形成的松散政治联合；三是以同乡、同一保护伞形成的利益关系。比如封建王朝的科举考试，及第者可以结成两种重要关系，一种是与主考官结成门生座主关系，另一种是同榜之人结成同年，今后官场上互相照应。四是有共同尊奉的帮派领袖人物。
帮派政治是中国政治的特点（外国当然也有，但进化为政党政治了），历朝历代都会发生朋党之争。北宋中期，朋党之风甚炽，朝臣互相攻讦，名臣欧阳修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朋党论》（庆历四年，1044年），上呈宋仁宗，力辨朋党之诬。其中要点是君子与小人都有朋党，区别在于君子的朋党以道义为纽带，以忠信自励，珍惜名节，并以此提高自身修养，这种志趣一致的聚合能相互补益。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观点相同、意气相投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小人的朋党以利益做为纽带，有利则聚，无利则散。利散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反而互相残害（如检举揭发），以求自保。因此，做君主的应该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欧阳修的《朋党论》以后成为君主、臣子们的必读名篇，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成为朝廷辨识忠奸的标准。以此标准判别，中共政坛上的帮派都是以利益作为联结纽带，几乎都可纳入小人之党，尤其是近20年更是如此。
“团派”是有名无实的虚拟政治派系
如前所述，共青团系统与中央团校，一度成为中共培养接班人的基地，是当时的制度安排。团中央对团干部的关照提拔，往往在他们从团中央转任地方职务之后就结束了，这些要员一般也不再与团中央保持利益纽带关系。李克强、李源潮、令计划三人是共青团系统不同时期培养的团干翘楚，但从公开资料来看，他们三人之间并无横向联系，他们曾经的共主胡锦涛也不是个喜欢拉派结派恋权之人，与他们的关系可说是公谊大于私交。比如十八大交班之时，胡锦涛既未力保李源潮进常委，也未在令计划儿子出事之后予以保护。这几位表面上看来与他最有渊源的团干，似乎也很少向他求援，互相之间也不施以援助，一点也看不出同枝相连的迹像。
习近平近年接连打掉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等各大势力，只有薄熙来被抓之后，传有太子党成员王军（中共元老王震之子）等几十人联名上书力保。令计划出事之后，朝廷按惯例查其利益网络，结果与其有瓜葛之人不在团中央，而在中办一系，最后由现任中办主任栗战书发出在中办“肃清令计划余毒”的号召。李克强的国务院班底中，干员几乎就是温家宝时期的主力，没见他将团中央出身的官员提拔为身边亲信。周强、胡春华、陆昊等“团派干将”2015年8月10日被《北京日报》点名修理，说他们“爬得快，根不深”，缺少基层历练，这些人既不能利用自己担任方面大员的媒体反驳，也不能利用《中国青年报》这一“团派舆论阵地”为自己辩护。
综上所述，任职于共青团中央的官员之间既无共同的利益纽带，也无一个愿意维系帮派利益的领袖，更无互为奥援的愿望，将其称之为政治帮派，实在有点勉强。
中共建政60多年以来，如何培养接班人始终是个问题。邓小平时期为结束老人政治实行的是指定与隔代指定制度，在十八大权力交接时这章程已经不灵。干部年轻化衍生出来的年龄限制，现被习近平改为“老中青结合”。前朝组织路线已废，一废必有一兴，且看习近平如何续写这篇文章。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6年8月8日，http://www.voachinese.com/a/communist-youth-league-not-faction-20160807/345472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