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2月28日，北京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会上提出的2017年几大工作重点，去产能、防控金融风险、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都是承接去年之势，只有振兴制造业是新提法。无巧不成书，美国川普总统的经济发展蓝图中，振兴制造业也是主要方略之一。
世界各国当中，GDP超10万亿美元的只有美中两国。美国是老大，中国是老二，如今两国都要力拼“振兴制造业”，两国都欢迎的国际资本环顾东西两半球，最后钟情于哪一国？决定资本流向的当然只能是谁更具有“比较优势”。
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人力成本低廉不复存在
中国从2001年中国入世开始，作为“世界工厂”曾经辉煌了不到十年。吸引外资的比较优势就是低廉的土地与人力成本。土地成本低廉优势早在2005年开始就逐渐丧失，如今更是连人力成本低廉这一优势都不复拥有。
2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在《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超过拉美》这篇报道中，援引欧睿国际（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的研究数据，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欧睿将国际劳工组织（ILO）、欧盟统计局（Eurostat）和各国统计机构提供的相关数据汇编整理，然后将其转换为美元，并进行通胀调整。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整体的收入水平在上升，涵盖所有经济部门的中国平均工资（小时）从2005年的1.50美元涨至2016年的3.30美元，高于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泰国和菲律宾水平。
就中国的劳动力队伍整体而言，每小时收入现在已高于除智利以外的任何拉美大国，且已达到较弱的欧元区成员国水平的70%左右。在工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的中国，制造业工人属于收入较高的人群，平均小时工资在2005至2016年间翻了三倍，达到3.60美元，而同期巴西制造业的时薪从2.90美元降至2.70美元，墨西哥从2.20美元降至2.10美元，南非从4.30美元降至3.60美元。葡萄牙的制造业工资已从每小时6.30美元大幅降至去年的4.50美元，使该国工资水平低于东欧部分地区，而且只比中国高出25%。
各种成本的综合比较
国内网上流传一篇《一位浙江老板对比了中美制造业的真实成本》，文章指出，2015年浙江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投资办厂，第一期计划投资2500万美元，二期计划投资2000万美元。根据“江南化纤”反映，去美国投资办厂，主要原因是国内综合成本连年攀升，颇感吃力。“江南化纤”测算比较了创办相同规模企业的中美成本，并提供了部分成本构成对比表，中国成本高于美国的共计8项：土地成本：中国是美国的9倍；物流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银行借款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4倍；电力/天然气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以上；蒸汽成本：中国是美国的1.1倍；配件成本：中国是美国的3.2倍；税收成本：美国税收优惠力度大；清关成本：美国无需支付进出口清关成本。
美国高于中国的成本有两项：折旧成本：美国是中国的1.7倍；厂房建设成本：美国是中国的4倍；
人工成本的比较上，该厂认为，尽管美国劳动力成本是国内劳动力成本的2.57倍，但美国自动化程度高，用工少。国内两条月总产量为4500吨的生产线用工250人，美国设备改进，同产能两条生产线才用工180人。按照目前国内工人工资上涨趋势，如考虑国内5年工资再翻倍、10年工资翻两番计算，那么中国在人工成本上也不具备任何优势了。
税收方面：美国的比较优势
“江南化纤”的老板只笼统说了美国税收优惠力度大，没给出具体数据，但另一位投资美国的中国企业家给出了具体数据。2016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号侠客岛发表《曹德旺“跑路”背后的真问题：企业税收负担太高》，其中有两段话涉及中国税负之重：一是福耀玻璃的老板曹德旺称“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二是介绍了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测算的数据与结论：中国企业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在21个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四。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
“死亡税率”的说法引发了一番极大的争论，官方当然坚决不承认“死亡税率”的存在。12月23日，中国国税总局网站上发表了李万甫《关于“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公众》一文，网易号自媒体《知道》借这个缝隙发表对李炜光的采访 。在这篇《死亡税率提出者李炜光：我捅了马蜂窝 以后啥也不说了》的采访 中，李炜光再次强调，根据他的调研结果，2013年—2016年，中国企业总税率分别为68.7%；68.5%；67.8%，68%，这一税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特别强调劳务税即五险一金在税收中占比太大：2016年中国总税率68%，其中48.8%是劳务税，而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
以上还只是2016年以前的比较。如果川普降低美国企业税收的承诺最后落实，美国在税收方面的比较优势更大，仅仅少交的税就能够为企业提供极大的盈利空间。
制度环境：中国只有劣势
令外商最头痛还有中国的制度环境。政府行为导致的监管成本过高，几乎是外商进入中国以后就一直抱怨的老问题。中国政府的政策在外资眼里具有不确定性，一些业务的获准往往需要不断游说政府，这种游说所需要的耗费加大了商务成本，更兼税收与其他许多杂费的征收永远处于不透明状态，让企业无所适从。而所谓“外部成本”可以用知识产权一项来作代表，美国是近年来在知识产权方面与中国发生纠纷最多，也花费最大力气打官司的国家，但即便如此，也无法解决中国企业不断的侵权问题。
然而，在美国投资则没有中国的类似问题，政府办事按照规则。在美国建厂，除了原材料之外，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力、税收、物流、银行贷款、能源等，但这些资料，都可以在相关部门的网站上查询。
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历年研究报告，2013年，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荣鼎集团经济学家韩其洛（Thilo Hanemann）称，过去五年里，中国公司在美国新生产设施方面的直接投资出现了快速增长，一些企业正转向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业务。如果川普政府大幅上调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可能会使得目前已经出现的中国公司在美建厂及扩张的趋势加快。2月27日，《华尔街日报》那篇《中国公司在美建厂趋势或加快》正好证明这一点。
从以上分析可见，中美两国在“振兴制造业”这一产业政策上相遇，美方胜算铁定，中国能够在不用行政手段强制的前提下保住本国资本不大量外迁，就已经算是胜利。
（原载于何清涟VOA博客，2017年3月5日，http://www.voachinese.com/a/china-enocomy-20170305/375063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