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舒平现象”与中国的语境规则

    by  • May 27, 2017 • 世界与中国, 中国观察 • 0 Comments

    何清涟

    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就读的中国女学生杨舒平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在中国惹了众怒”,从官媒到网上,骂声铺天盖地,集中于两点,一曰“空气”,不该拍美国空气的马屁,贬低祖国的空气质量;二曰“卖国”,她延伸了清新空气的含义,谈到了言论自由,这无疑戳中了中国的软肋,让“中国”丢脸了。

    可怜的杨舒平没有错。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大都集中于中国网络语言过于暴力,以及中国青年们受到意识形态教育之害。但如果再深入挖掘,就会发现还会有个语境差异引发的误解。

    不同文化有语境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语言的表达方式有明显差异。杨舒平的演讲是英语发言,自然得适用美国语境文化。美国的语境文化通常比较自信,用词则略显夸张;如果把美国语境里的发言原封不动地译成中文,再按照中文语境去理解,很容易发生一定程度的误解。

    比如,美国人夸一个跌倒了自己爬起来的两岁男孩,往往会随口说出“great boy!”,这不过是一个带夸张的平常鼓励而已;若把这句话译成中文,放到中文语境里,说这孩子“真棒”,似乎有点夸奖过头,如果理解成小孩“伟大”,便有拍家长马屁之嫌。在其他文化里也一样。日本人之间讲话相当谦卑含蓄,而一旦改用流利的英语交谈,就会自动切入英文语境,用语、动作、语调、口气都变得张扬,一改平时的谦抑习惯。

    俄国人习惯了上百年的压抑,平时回答同胞的问候“最近怎么样(Как дела)?”,常见的回答是“没那么糟(Не так плохо)”。在不懂俄国文化的美国人听来,似乎俄国人天生悲观,其实俄文的“没那么糟”相当于中文的“还行”或者“还凑合”。

    杨舒平用了一个“甜美”来修饰马里兰的空气,不过是美国习于夸赞的文化语境下的一个普通用词,作为她引出主要话题言论自由的导语。但在缺乏这种夸赞文化的中国语境里,却被解释成吹捧美国的空气,这种误解或许源自对不同文化语境缺乏理解。

    语境文化之所以值得关注,还因为不同文化的语境差异深受制度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都深喑双重语境的技巧,即“公开场合说假话,私下场合说真话(public lies, private truth)”。而在民主国家,民众的发言则往往不分公开场合或私下场合,对政府和政治人物多所指责。央视前主持人毕福剑在私人饭局中说了个段子,本来无事,却被人录下来放到网上,于是央视便按照公开场合发言追责,毕福剑因此丢了饭碗。杨舒平在美国的公开演讲完全符合美国的语境,却被拿到中国的语境中去问罪,实属荒唐;难道杨舒平在马里兰大学用中国大学团委书记的口吻发表一篇“爱党、爱国、学习三观”的演讲,就能提升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

    中国式语境规则:官版

    杨舒平和毕福剑的遭遇,暴露出官版中国式语境规则的框框。在公开场合说什么话,不同制度下的国民确实大不相同。而官版中国式语境规则,亦为仅存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共享”,有专门研究为证。

    欧洲若干学者出版的《85国变动中的价值观和信念》(Changing Values and Beliefs in 85 Countries: Trends from the Values Surveys from 1981 to 2004)一书,为比较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民众在民意调查的话语表达之差异提供了一面镜子。荷兰鲁汶大学的研究机构在世界上几十个国家调查人们的价值观,对各国民众用同一组问题发问,该书编辑了这个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的部分数据。我在调查数据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凡是民主国家,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都比较低,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的老百姓对政府都有各种各样的批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中国、越南,老百姓对政府的态度却正好相反。

    从2000年的调查数据来看,回答“对执政党保持信心”的比率,中国是93%、越南92%(该书184页),回答“对政府抱持信心”的比率,中国是97%、越南98%(该书183页)。因为在公开场合的民意调查中,老百姓只敢讲让政府满意的话,所以调查显示,民众对党和政府表示“信任”的比率接近百分之百,但这里面假话的成分很大。而这项民意调查的微妙之处在于,它还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虽然民主制度也有问题,但比其他政府体制好”,这个问题拐了一个弯,不要求回答者直接表示对本国政府的看法,于是便问出了民众的真心话。大多数中国和越南的民众都知道本国并非民主制度,当他们对后一个问题表示赞同(中国90%的应答者、越南72%的应答者,该书201页)时,表明他们其实更喜欢民主制度,而不是本国的现行体制。前后两类问题回答的对比,充分展现出社会主义国家官版语境下假话与真话的区别,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言论自由的证明。

    中国当局一直想通过对留学生的掌控和海外“大外宣”媒体,再加上“五毛”在国外中文媒体上的鼓噪谩骂,把官版中国式语境规则推广到国外,管不了西方人,至少要尽量约束海外华人按此规则行事。杨舒平的演讲不期然地成了一个打破海外官版中国式语境规则的范例,于是当局愤怒了;而那些习惯于戴面具生活、在公开场合不讲真话的国人表示不满,则另有原因:有人摘掉了面具公开说真话,自然彰显出想继续戴面具的人之尴尬难堪。

    中国式语境规则:民间版

    中国式语境规则还有民间版,那其实是一种政治高压下的民间社会交往文化,体现了民众言语表达的特征,其中有四类值得关注。

    第一类是“舆论倾向性”,即对时局和当局的不满早已遍布全社会,互联网和手机通讯网为发表批评言论提供了大量机会。在互联网和手机通讯时代,民众讲真话表达不满的空间大为拓展,几乎形成了明显的“舆论倾向性”,民众的压抑通过在网络空间发言批评当局而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

    第二是发表时政批评时的“场合考量”。部分知识分子的微信圈就是一种自己创造出来的“场合”,在价值观认同度高的小群体内部,话语可以稍微开放一点,许多微信群只吸收同类价值观的人,或者异类价值观的人往往被请走,就是为了让群内讨论可以敞开、坦率,而不必经常发生观点冲突;更重要的是,同类价值观者的人格相近,可以彼此信任,讲真话时不必担心出现“毕福剑现象”。

    第三类是“马甲优势”,在比较开放的网络空间里,“穿马甲”的比用真名实姓发言的敢讲话,这有正反两种情况。“穿着马甲”发表时政批评时,往往比用真名实姓发言更尖锐,这种情况下“马甲优势”扩大了有限的言论自由,而当局的网络监管则时时高度防范。反面的情形是,“穿着马甲”攻击他人时,往往更肆无忌惮,可以完全言论免责,许多人身攻击、恶意诬陷、捏造事实的案例,都是面对面的社会交往中不会发生的。

    第四类是草根文化的“话语霸权”,这里面既有红色文化后遗症的作用,也有江湖文化后遗症的影响。那种像文革时期“红卫兵”式的“斗争意识”和“敌对意识”,一言不合便恶语相向,以及官式洗脑教育产生的价值观,都属于红色文化后遗症。杨舒平就是既被官方痛批,也被民间的红色文化后遗症“患者”围剿。至于网上的言语粗鄙、脏词流行、唯利是图等江湖文化后遗症,以及互不相识的人在网上相互纠合、吹吹捧捧、拉一拨打一拨,则让人回想起上世纪北京的“胡同串子”和上海的“青红帮”文化。

    民间版的中国式语境规则正在型塑着改变中的中国社会。互联网确实开拓了言论自由空间,但中国的这个空间不是给敢于实话实说的杨舒平更大的支持,相反却为民间社会对她的批判提供了机会。如果不是空谈中国的政治进步,那么,将来中国的后极权社会如何演变,其实可以从民间版中国式语境规则中看出一些轨迹。比较明显的是,独立知识分子在网上的发言空间受到来自当局和草根文化话语霸权的双重压力,其积极的社会启蒙影响力逐渐式微,而草根文化则助长着社会的“痞子化”。

    (此文的主要观点是在与程晓农讨论中形成)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5月27日,

    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yangshuping-china-20170526/38734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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