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宿命:富豪劫

    by  • August 11, 2017 • 中国观察 • 0 Comments

    何清涟

    外界对十九大的关注重点,主要在政治人事安排,我更关心一些方向性的经济政策。世界皆知,北京曾宣称自己创造了一个堪与华盛顿共识媲美的北京共识,即中国模式。这一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共产党政权主动与资本主义联姻,让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了数量超越美国的亿万富翁群体,与此同时则让80%左右的中国人处于社会底层。但到了十九大前夕,北京在政争硝烟弥漫之际,明确宣示了抑富政策,宣告中共政权与资本家联姻的黄金时代将正式结束。

    针对资本大鳄的超级金融监管机构

    在《中共十九大前夕的“战场”清扫》一文中,我谈到自2013年以来中国富商当中不少人因其政界靠山倒掉而跟着败亡,指出今年以来的金融整顿,已将战火烧向了近年被指“蚕食实体经济、在资本领域兴风作浪的官商勾结”的资本大鳄,即富豪中的高端。

    自从2015年股灾以来,中国当局发现,中国的资本市场几乎成了资本大鳄上下其手的逐利天堂,不少企业通过国内星罗棋布的金融平台圈钱,再通过在海外投资的方式转往海外,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的底线几乎要被击穿。直到此时,当局才算是领教到一个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经济利益集团的厉害。经过一番酝酿与持续的政策调整,今年7月,中国国务院成立一个领导并监管“一行三会”的超级架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意在终结“资本的暴力时代”。

    这一机构成立的目的有二:1、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一个行政常设机构,具有决策权,对行政执行结果具有监管、问责和处罚权。设立它的目的在于解决“一行三会”之间的监管“踢皮球”、金融机构和产品监管标准不统一、金融监管存在真空等问题。2、填补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业务监管缝隙。最近十年以来,中国金融行业实施“改革”,不少国企与私企巨头均拥有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全牌照,但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三大监管机构却存在相当宽的监管缝隙。这些资本大鳄游弋于金融、证券、保险三大行业,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圈钱,再借着当局鼓励海外投资之机大规模将资金转移海外,而其债务风险却留在国内。成立这个统一领导监管“一行三会”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意在弥合监管缝隙。

    在试图堵住资本获取暴利管道的同时,北京终于将酝酿数年的本国居民海外资产管理方式(被称为中国版“CRS”立法)推至前台。2017年5月23日,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和“一行三会”六部委共同发布《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宣布自7月1日开始于中国内地实施。该《办法》规定,银行、证券、信托、期货、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开展对非居民金融账户的尽职调查。这里的“非居民”,是指中国税收居民以外的个人和企业。在2017年12月31日前,金融机构需要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注册登记,并且在每年的5月31日前报送上述尽职调查信息。国家税务总局获得这些信息后,将与账户持有人的所在国税务主管部门开展信息交换。首次对外交换信息的时间为2018年9月。

    目前,中国的金融机构对如何推进此项工作还一头雾水,但都知道这藉由CRS立法将触动两类人:一是依托避税天堂做生意的国际贸易商;二是借由地下钱庄等违规方式资金出海的富人们。财产披露在中国带来的严重不安全感,除了新增的纳税负担之外,更多源于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产可能面临政府“秋后算账”。

    针对这些高端富人的措施出台,意味着中国富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中国模式:共产党政权与资本主义联姻

    按照习近平的节奏,中国行将结束江胡时期创立的“中国模式”。对于中国模式,过去习惯定义为“专制制度+市场经济”,国外研究者为了让中共能够接受,说成是“威权政治+市场经济”,但其实是共产党政权与资本主义联姻。说起来这也算是中共创造的“奇迹”,因为自马克思学说创立以来,共产主义与资本家是天生的敌对关系,共产主义运动的“圣经”——《共产党宣言》斩钉截铁地宣布: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无产阶级组成的政党——共产党——将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只有中共政权做到让二者经历过80年代的短暂摩擦后水乳交融,并且发挥“中国模式”的活力,让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该怎样来认识中国经济改革产生的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呢?笔者把中国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称为“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问世,鼓励资本家入党蔚为政治潮流,众多民营企业家进入各级人大、政协,俨然进入了“精英共和”的初级阶段。这种“精英共和”的表象,让近几年外媒关于“两会”的报道多了一个主题:中国“两会”富豪的财富与美国国会议员财富之比较。以下是比较结果:根据追踪中国财富的胡润报告的数据,中国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个人资产净值在2011年一共增加了115亿美元,创下898亿美元(折合5658亿元)的新高。相比之下,美国国会、最高法院及白宫的660名最高官员在同一时期的个人资产净值为75亿美元,低于70名中国富豪人大代表一年中增值的财富。2017年3月,据《胡润富豪榜》数据显示,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百富榜”上的100名富豪在过去4年里财富增加了64%,从2013年到2016年,他们的身家总和从1万8千多亿涨到3万亿元人民币。

    号称共产党领导下、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议会——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实成了富豪与官员的俱乐部。彭博新闻对这一现象发表评论:“全国人大偏爱亿万富翁,体现了中共和富豪之间的融洽关系。在这个体系的各个层级上都有当地官员与企业家串通合谋,发家致富”。

    在“两会”营造的“精英共和”氛围中,中国富豪群体当中,不知有谁想到不久后将要面对的命运转折?

    资本大鳄被斥为“野蛮人、害人精”

    政府与商人关系将有改变的征兆其实早已显现,但许多人是在肖建华被秘密押回北京、吴小晖失去自由之后,才愿意正视这一事实。就算是先知先觉的王健林,几年前虽预感到大事不妙,但也未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

    习近平接任之后,面对私企富豪坐大之势,一直在考虑如何用“混合所有制”将私企中的优质资本吸纳进国企,将国企做大做强做“混”。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在2014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布以后,就为社会熟悉。但民企对此毫无热情。我在《国企改革:官方民企各有盘算》(VOA,2014年9月7日)中,指出当时民企普遍视“混合所有制”为陷阱,认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权,进去后很可能被“招安”,最坏的可能是被“关门打狗”。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接受新浪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对控股”,“如果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那我不是有毛病吗?不能干这个事。”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之后,民企虽然普遍视混合为“陷阱”,但并不认为会出现“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情景。当时许多海外评论者不看相关文件,以为要推行国企私有化了。针对这类看法,我在《“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VOA,2015年9月20日)一文中,逐条剖析,指出该方案的目的是通过让私企优质资本进入国企、但又不占主导地位,将国企做大做强做“混”。

    嗅出危险气味的人开始跑路。从2014年开始,王健林、吴小晖都走上了海外扩张之路,二者的方式略有不同,万达系是通过国内举债筹资,安邦系则是发行各种保险理财产品筹资;但二者本质相同,都是通过国内高负债走“金蝉脱壳”之路。二人 公司的高负债情况,我在此前评述二人的文章中都提过,不再复述。

    中国当局也不是吃素的,早就看出这些把戏,只是投鼠忌器。2015年股灾之后,刘士余被任命为证监会主席。面对满目疮痍的股市,刘士余说过不少让富豪们惊心的话语,比如:2016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刘士余称,“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刘士余警告说:“挑战了国家法规的底线,也挑战了做人的底线,当你挑战刑法的时候,等待你的就是开启的牢狱大门”。

    业界当时普遍认为,刘士余针对的是以恒大系、宝能系、安邦系为代表的举牌最为活跃的保险系资金。还有大胆一些投资界人士,则批评刘士余的言论不当,妨碍金融改革,但并未想到中国政府要重新厘定政府与商界的关系。

    中国政商关系之结在哪里?

    对商人阶层的崛起,中国政府相当在意,江泽民用“三个代表”理论将新富阶层与专业人士纳入社会基础之后,有过不少官方调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在2010年第4期封面文章《中国新富家族》中曾透露: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

    该文总结了中国“新富家族”的构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这篇文章以苏南商人为红帽商人的代表,但“九二派”商人也应该归于此类。“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有趣的是,该文对前两类商人都列举了代表人物,但对第三类商人却未提及一个名字,只是指出:“在国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现几个特点,一是草根商人占绝大多数,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数。对比这两个领域,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篇文章再次将中国政商关系的明暗两个层面摆上桌面:表面上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实质上是官员与企业家、商人的关系。这两层粘在一起的关系,注定了中国政商关系有两重制度诅咒。

    中国政商关系的两重诅咒及未能成行的破解

    第一重制度诅咒:官员们“家国一体”之利益输送机制。

    中共政治就是极权政治,以“三个垄断”著称,即政治垄断、经济(资源垄断)与舆论垄断。这种三个垄断格局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经形成,但那时有权力无市场,大小掌权者最多是房子住大一些,享受特供与子女就业特权。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政府官员掌握的权力可以通过市场变现,即我讲的“权力市场化”。这一点,注定了中国的官员必然会有寻租冲动。如果家人不够能干,就充当权力掮客,官商勾结;如果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中有能人,就自办企业,因为向别人寻租远不如自家人开办企业安全可靠。这就是近几年反腐当中,一个贪腐官员落马,往往导致家庭成员及朋友圈同赴监狱现象的原因。

    为了让官员们能够祛除这重诅咒,前些年国内很认真地讨论过如何“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推动政改”。这类讨论从本世纪初就一直存在,但以2012年那轮讨论最为认真,而且加入讨论的有一些颇有名望之人。我曾在《“特赦贪官推动政改”为何不可行?》(VOA,2012年8月3日)一文中分析过此论的来龙去脉。

    第二重制度诅咒,则是企业家的原罪问题。

    由于中国政府掌握资源分配大权,政府对企业的关系是种“赐予”的关系。所谓“权力市场化”,其特点是“权力”要变现,必须依靠“市场”,两端紧密结合操作。也因此,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成了“造就国王的人”,这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不得不背靠官场的原因。即使是高科技行业的富豪,也不敢说自己可以不依靠官府,因为市场准入、税收、企业年检,每道关卡都可以让商界难过。商界人士都知道,经营好政商关系,意味着掌握了“重要资源”。

    从2005年开始,中国商界、学界曾兴起一波关于企业家原罪的讨论,主要观点汇集于《原罪:转型期中国企业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赎》(2007年出版)一书当中。该书将“原罪”归咎于三大原因,即制度不完善和社会转型的先天不足、政策和法律的后天失调以及滋生原罪的社会环境,并列举了对此的三种声音——追究派、反对派和折中派。

    这两重制度诅咒,江泽民有心也想破除,美国高盛前董事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以《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作为全书标题,很传神地道出了这一点。但江泽民在推出“三个代表“理论之后,没来得及破除这两重制度诅咒,就已经退休。胡锦涛虽然萧规曹随,在两会代表中增加不少富翁,但根本不愿意着力破除这两重制度诅咒。然后,中国迎来了习近平。

    并非说笑:江泽民“改变了中国”,习近平正在慢慢改回去

    自2013年习王反腐以来,不少省部级高官纷纷倒下,依附他们的商界朋友也纷纷入狱。今年以来,炮口对准了中国富豪的极品——资本大鳄。

    在中国三类新富家族中,对付草根型、红帽型,当局不讲客气,均镇以雷霆之威。对付红色家族则只能采取“春风化雨”的柔软手段,在习近平的压力下,他的姐夫和姐姐、朱镕基之子朱云来、温家宝之子温云松都相继退出金融界。对中共前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则将其从中国电力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之位,调到中国大唐集团任副总经理,目前,在该集团领导层中,李小琳排名第4位。

    外逃贪官则有猎狐行动。上榜“狐狸”已经被猎回不少,暂时没被猎回的,不少人因应付官司而耗尽财产,正在体验“海外居 ,大不易”。

    中纪委本来在中央机关中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从王岐山任书记之后,对贪官及其朋友圈杀伤力特别大,“宁见阎王,不见老王”,成了中国官场流行语。郭氏推特文革中,参与者就有一些贪官家属与情人。

    上述权倾一时的官场大人物及商界富豪,目前正在书写不知道结局的《红楼梦》,只有那些前几年就定居海外的富人与官员家属,他们的“财富故事”可能会有个相对平安的结局。

    但如果以为中国的富豪劫来自于王岐山,或者是习王联盟,则是对中共政治制度缺乏深层认识的皮相之谈。一党专制政治最大的特点是不容他人分享权力。美国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曾有一个理论假设,他认为对于一党制政权来讲,主要威胁之一在于“控制自主性经济权力来源的新兴社会集团的兴起,也就是说一个独立的、富有的工商业精英阶层的发展,导致了精英的分化”。

    商界精英们考量自身与中共政权的关系时,必须好好领会亨廷顿这一观点。江泽民确实用“三个代表”理论改变了中国,但习近平正在把被江泽民改变的中国慢慢改回去。

    王沪宁历经江胡习三朝,是中共重要的理论化妆师,他曾经用“三个代表“取代了三个革命阶级(工农兵),他今后的重大政治使命,我猜想就是如何悄然抹去“三个代表”,为中共寻找新的社会基础。

    (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8月9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china-communist-capitalism-20170809/3979720.html;2017年8月11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china-communist-capitalism-2-20170810/39813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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